【大紀元8月10日訊】說起殺人，我們很自然地會想起砍頭、槍斃或車裂、凌遲、五馬分屍等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其實有時殺人倒並不一定要從一個人的肉體下手，比如你可以通過改變一個人的居住環境來達到殺害內心的目的。斯．茨威格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說，叫《象棋的故事》，裡面寫到一個對像棋並無特別愛好的Ｂ博士，被蓋世太保抓到集中營，坐單人牢房。一天24小時不給他的眼睛以任何可以觀賞的東西，後因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個人得到了一本棋譜，他便瘋狂地鑽研起來，並日夜在腦子裡與自己鏖戰，結果患上了「象棋狂熱症」。這是通過無聊或孤獨殺害一個人的極端例子。

還有另一種謀殺是通過熱鬧或公開一個人的私生活來完成的。

我曾有很長時間居住在西安南郊的一個村子裡，這個村子幾乎所有的筒子樓都是當地村民為出租而蓋的。租住他們房子的主要有三類人：一是盜賊；二是妓女；三是窮文人。每天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我租借的院子裡時，樓裡幾乎所有的住戶都伸出頭來，或將鼻子貼在窗玻璃上壓成扁平的橡皮模樣來觀看我手裡或自行車後架上的東西。以至當我每次走出或走進這個院子的天井時，我都感到在窗玻璃後藏著的不是一雙雙眼睛，而是一把把刀子，它們全都伸出來要刺向我。這種心靈受難的結果是，多少年過去了，我仍然不能改變一種看法，那就是市民與市民的關係，其實並不像樂天家說得那樣溫暖，有時實際上是一種謀殺關係。在無數的謀殺與被謀殺之間則是一片廣大的灰色地帶，人們在這個地帶吃著、喝著、拉撒著、嫉妒著。一般來說，他們所有人的命運都是不幸的，但一旦有誰掌握了某種優勢，立馬就會轉過來折磨別人，這就是他們的宿命。

前蘇聯有一個很古怪的詞，叫「公共公寓」，專指斯大林時代，幾家人合住在一起的公房。廁所、廚房、陽台、走廊全是公用的，房子裡面則被隔成三塊、四塊或更多，並且是有學問的和有學問的住在一起，彈鋼琴的和彈鋼琴的住一起，說得冠冕的理由是「便於管理」，但如果照實說來，全不是那回事，不過是「便於告密」。大家住一起，而且是專業相同的人住一起，那麼，誰訪問過誰，誰一天吃幾餐，便溺幾次，全都一覽無遺。公共廚房更是人們發洩不滿的好地方。誰對誰有意見，只消等他離開時，在他們鍋裡加點鹽或味精便大功告成。如果還不能解心頭之恨，那麼就等他離開後，往他的壺裡吐口水。方法是趁主人離開，揭開壺蓋，飛流直下。要訣是，不能太早，太早主人會因聽見而返回；也不能太遲，太遲可能導致主人恰好下班，逮個正著，痛打一通。還有，腦袋離壺口不能太低，太低容易濺傷自己，太高又不容易百發百中。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能在關鍵時刻打噴嚏。

看來吐口水也是一項技術含量很高的活兒。不如中國式的打架或辱罵來得痛快。2000年在學術界鬧得沸沸揚揚的錢鍾書夫婦與林非夫婦鬥毆一案就是顯著例證。居住在「公共公寓」的錢鍾書、楊絳，沒有象人們通常預計的那樣溫文爾雅，在人的生存空間被逼窄到難以抽身的地步時，再大的學問和理性也不能阻止他拿起木棍向膽敢入侵的「男沙子」動粗。他們當然沒有往林家水壺裡吐口水，但想一想一個弱不禁風的知識女性用牙猛啃「女沙子」的情景，就令人忍俊不禁。除了佩服楊女士不怕弄得自己滿嘴沙子的英勇頑強外，再令人徒生感慨的恐怕就是極權政治對人的尊嚴的最後剝奪竟然是從收繳人的居住空間開始的。

薩特有一個劇本叫《禁閉》，寫在一座地獄的禁閉室裡，三個生前分別有過惡德的男女，在牢房裡相互糾纏、折磨的痛苦情景。最後，借主人公加爾散之口，這位存在主義大師說了一句名言：「提起地獄，你們便會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其實不光是「他人」，自己也是地獄。這一點你可以在斯．茨威格的Ｂ博士，退休的官吏，無聊的貴婦，白天的妓女身上看得一清二楚。對於閒著的人來說，無所事事比胡作非為更不堪忍受，久站不動比長途跋涉更無法容忍。你對一個坐長途車的旅客說，我給你提供世界上最好的食品和飲料，條件是你不許打牌，不許說話，不許眼睛向外，那你肯定要挨耳光。

這就是人的真實處境。一方面，人是孤獨的，絕對地孤獨；另一方面，人又渴望群居，渴望歸屬。一方面，人無法容忍和自己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完全共享生活；另一方面，人又渴望活在群體目光的適度注意裡。

叔本華有一個著名的寓言，說在嚴冬的一天，一群豪豬擠在一起取暖，但很快便感覺到了對方身上的硬刺，於是嚎叫著離開。過一會兒，寒冷又使它們走到了一起，倒楣的事於是不得不又重複一次。最後，幾經周折，養豬的人終於將它們隔開，但隔得不遠也不近，距離是恰好能吸取對方的熱能，同時又不被刺著，這次豪豬們終於相安無事。

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多啟迪。那就是豪豬們要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就必須在豪豬與豪豬之間製造適當的距離。否則，一切文明，教育全都靠不住。當然，最低的期待是，那個養豬人不要故意將它們關在一起，或完全隔絕，單獨關開，像一切古代和現代的奴隸主通常做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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