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七月六日, 由前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的「加國活體摘取器官獨立調查團」在渥太華國會山舉行新聞發佈會並發表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獨立調查報告》。會上首先是麥塔斯發言，接著喬高也進行了發言，之後二者回答了在場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本次節目中將為您全程轉播新聞發佈會實況。
<第一部分>麥塔斯的發言
麥塔斯（Matas）：新聞發佈會現在開始，我是大衛麥塔斯，這位是大衛喬高。我們被要求調查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器官提供者，法輪功供體並非自願，他們在這過程中要麼是為了摘取他們的器官，要麼是摘除器官後被處死，他們的屍體被火化。這是我們被要求調查的指控。
大衛喬高是前國會議會，前亞太司長，我是溫尼培格做移民、難民和國際人權方面的律師。總部在華盛頓的「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要求我們調查這一指控。我們是在兩個月之前收到這一要求的。現在調查結束我們寫出了這份報告。這裡有打印好的報告，你也可以在網上下載，網址是：http: //investigation.redirectme.net。
為了調查，我們試圖檢驗所有我們所能找到的證明或反證證明。我們沒有被支付任何工資，我們是自願在做。我們也和任何組織都沒有關聯，我們是完全獨立在做這個調查。我們追蹤了所有我們可以找到的調查渠道，在報告中你會看到我們一共考慮並評估了18條證明和反證明的調查渠道。我們盡全力考慮完所有的證據後，得出的結論是指控是真實的，我們相信它是真實的。這個器官摘除的確是存在的。這一結論不是從我們所考慮的這18類證據中的哪一條得出的，而是綜合考慮了所有證據後得出的。綜合起來，它們使我們能看到一個全貌。我們所看的所有這些證據中，要麼證實了指控，有些地方我們在找可能提供反證的地方，但沒有能反證這一指控。有些證據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大衛喬高待會兒會談。
現在我先談一下基本問題，就是指控的是什麼和我們發現了什麼。我們發現發生的時間是在從2000年迫害法輪功開始直到今天，發生的地點是遍及全中國，不只是哪一特定地點，我們有一幅地圖，在上面標出了我們通過調查電話而得到供認的地點。我們的報告裡包括了這幅地圖，你們可以看到標出的地點遍佈全中國。因為中國不公佈統計數據，我們這些數字是估測。我們估計從2000年到2005年，共有41,500起沒法用其它來源解釋清的器官移植，你可以從報告中看到我們是怎麼得出這一數據的。但是那是我們估測的數字。
為什麼這個會發生？當然這不是一個公佈了的政策，就那一問題，我們不能得出結論。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是很能賺錢的，那是一個事實。而這組人也是被極端貶低，非人性化處理並被商業化的。指控的內容和我們的發現是駭人聽聞的。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我們在這個星球上還沒見過的邪惡。這是一種新的邪惡形式。但是在中國的這個背景，可能不像在其它地方那麼令人驚訝。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有大量的死刑是事實，我們知道死刑犯的器官被未經他們認同就被摘除是事實，我們知道法輪功被不僅是口頭上也是被用最卑鄙的手段非人性化處理，商業化處理，壓制和迫害是事實。如果在加拿大要使這樣的指控成真得和我們現有的狀態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中國，那和中國已有的狀態所距不遠。現在讓大衛喬高講一下證據方面。然後我們將回答問題。謝謝。
<第二部分>喬高的發言
大衛喬高：大衛，我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這裡有兩個大衛。
女士們和先生們，我要談一下一些我所採訪過的證人。我要特別提一下第13條附錄，對醫生的妻子的採訪。她現在在中國境外，而且你會在第13條附錄中看到她告訴了我們很多事情。但在我看來最令人驚心的是她的丈夫承認從2,000餘名法輪功學員眼裡摘取眼角膜。你會從她的論述中看到沒有人能在丟掉他們的眼角膜時不同時也得丟掉他們的性命，因為他所工作的這所醫院（或幾家醫院）不僅摘取眼角膜，也摘取心臟，胰腺，腎和肝，我想大衛和我都會同意這是我們所聽到的最為驚心的一項證據。我們還有更多。
請看一下第14條附錄，有人問：你沒有進入到中國，你怎麼知道的？事實上，我們通過一些非常聰明的會說國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進入到了中國。他們所做的是給醫院打電話，假裝要求得到法輪功的器官。你可以在第14條附錄裡看到他們聽到了些什麼，這裡我就念兩條。
這個是密山拘留中心，6月8號，不是很長時間以前，打電話的人問的問題是，而且我提一下我們和這些人合作，他們報告電話的內容，他們是怎麼做的，什麼時間做的，他們的翻譯被被鑒定過的翻譯證明是準確的。所以這裡是一個典型的對話。問題是「李先生，你們那有法輪功器官供體嗎」？這是密山拘留中心，李先生說「我們以前有」。「那現在呢」？「有」。下面一點，「40歲以下的法輪功供體你們有多少？」李先生回答：「好幾個」。「男的還是女的？」「男的」。然後提到他們現在有5到6個。這是所能得到的再真實不過的。
另一個是上海的中山醫院器官移植診所，3月16日，提問者：「器官移植要等多長時間？」醫生：「你來後約一周時間」。然後有更多的討論，我認為他們大多數是8:03? Incorputory。下面在另一個中心，問的問題是「你們的犯人是從哪來的？」中心的盧先生說，「從監獄來的」。「是從健康的法輪功學員那來的嗎」盧先生：「是，我們會選擇好的，因為我們要保障我們的手術質量。」「你的意思是你們自己選擇器官？」盧說，「對」。
在報告中你會看到，那天麥塔斯沒時間來，我自己採訪了三位住在加拿大的人，一個是蒙特利爾的，一個是多倫多的，一個是溫哥華的。我這裡只提一下從溫哥華來的這位婦女，她告訴我她被打的太厲害以致醫生告訴她她的器官無法正常工作，然後她無意中聽到一個醫生說她會死去，這使得610辦公室的人基本上不再管她，然後她設法恢復到能從醫院逃出來的程度，最終作為難民逃到了加拿大來。我知道這是個長的報告，但我想如果你能讀一下，所有人讀了後都會同意我們的觀點，不可避免的這的確是在發生的，而且是在大面積發生，是一個加拿大政府應該盡全力來確定如果不是立即也應是很快得以制止的事情。我們現在接受提問。
<第三部分>記者問答
記者（男）請問Kilgour先生：你們兩位是看了五月四日的信後決定做這項調查的嗎？
Kilgour：我們其實在那之前就開始調查了。信是五月四日才出來的。我們其實是五月初就開始調查了。
記者（男）：那些電話記錄是三月份的，發生在這之前，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是怎麼得到這些的，是你授權他們做的嗎？
kilgour：是聯合調查委員會和Matas先生得到了這些資料。我們知道大家會不相信，覺得是有人編造出來的。我聽過這些錄音，當然是他們是講中文國語，我們請來的有執照的翻譯告訴我們說我們手中的資料是錄音的準確翻譯，如實反映了對話的內容。當然你們也知道這些打電話的人不是說他們從加拿大或美國打來，他們說他們是從中國境內打來查詢關於器官移植的消息的。
記者：你確信這些電話的可靠性嗎？
kilgour：是的，我有這些電話號碼的紀錄和日期。相信我，我曾經是一名律師，我知道會有懷疑, 所以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確保每件事都做得準確無誤。
記者：我們預計中國政府會和以往一樣否認，你們會如何應對呢？
kilgour：是的，我們知道他們還是會否認，我敢拿我的貸款來打賭他們會否認一切事情，雖然今天早上我看到他們承認從死刑犯的身上取器官，這就是為什麼Matas先生在報告中提到，我忘了是在第幾頁上，我們推斷出一個很合理的死刑犯的數目，結果是我們發現從2000年到2005年的六年間有41,500個器官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無法解釋。所以我們倆相信這其中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是來自法輪功學員。我們知道中國文化不提倡捐獻器官，所以在中國基本上沒有自願捐獻的器官。
Matas：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關於我們對中國政府否認的回應。很顯然在這份報告裡，我們覺得這些指控都是真實的。我想對中國政府說即使你們否定這些指控，正如你們所做的一樣，你們還是可以執行我們提出的大部分建議。你們不用問自己是否這些指控是否真實，只要問問自己在任何一個國家裡你們如何防止這些事情發生？有一些很明顯的常識你們可以採取來防止這些事情的發生。事實上任何能阻止這件事情發生的方法在中國都不存在，例如器官移植的費用，無須捐獻者同意，這些程序都沒有任何監管。一個成為犧牲品的團體沒有任何法律途徑可尋。中國現在對器官移植做了一項立法，但是要從2006年7月1日起才開始實施。這讓我們對在過去發生的一切（是否得到追究）沒有任何信心。
另外中國的一些法律根本得不到實踐，包括憲法有關民主的部分。所以我們對中國說，無論你們是否承認這些指控，你們必須停止迫害法輪功，讓調查員進入監獄，停止折磨，停止死刑，停止讓囚犯的器官用做移植，在做移植手術前取得捐贈者的同意，停止買賣器官。我們有很多建議，這些建議如果得到實施的話，就不會有這些指控了。
記者（女）：如果中國政府不承認這些指控，你期望加拿大政府如何做？加拿大政府或其它國家的政府有什麼可做？
Kilgour：如果你有時間看看我們的建議就知道我們的一條建議是我們不允許任何來自中國的醫生來加拿大參加與移植有關的培訓，如果發現有曾經參與過做這些移植手術的醫生想進入其它國家，你知道在電話紀錄裡有些醫生報了他們的名字，我認為不應該讓這些人進入其它國家，至少不能讓他們來加拿大。我們加拿大還可以在反人口走私大會上推動一項調查，器官移植也是這個大會的一項內容。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們有15項建議。也許我們可以要求加拿大的醫生們在發現有人在中國做了移植手術後向醫生學院或警方報告。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另外，我很高興的告訴你我們有來自所有黨派，包括的內閣主席，Jaffer先生。政府對這件事情非常感興趣。我還可以告訴你反對黨政府也同樣感興趣。
Matas：我們要求政府做的其中一件事是，要求政府禁止加拿大人去中國做器官移植手術。如果需要的話，取消他們的護照。我們根據已知的信息做了所有能做的調查，但是我們還不能說就是這些了。我們邀請對這件事情感興趣的所有人，包括加拿大政府，去做他們自己的調查，就這些指控是否真實做出他們自己的結論。國際上有很多這樣的事例，我們鼓勵加拿大參與調查。我們認為加拿大和中國都應該遵照反酷刑條款，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加拿大可以做很多事情。
記者（男）：也許報告中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我還沒有看到。你們提到有41,500個器官移植手術，你們排除了從腦死的患者身上摘取器官的可能性嗎？
Matas：我們查看過這些統計數據。我們在互聯網上查找過，看過各種文件，報告。我們查到中國從開始做器官移植手術到現在的歷史，只有12例腦死的紀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例。我們找到一些自願捐獻者。中國沒有自願捐獻的機制，例如在更新駕照時填寫是否願意捐獻的表格。
記者（男）：腦死的患者自願捐獻？
Matas：是，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跳到了另一個類型。我們調查了各種類型。至於腦死的患者，我們看不到任何比例。在中國沒有這樣的機制。我們看到的有關器官移植的唯一有組織的系統，也就是中國承認的，來自死刑犯。自願捐獻者的數量最高，也就是 78個。毫無疑問死刑犯的數量是大的，但是每年的數量上下浮動。比較在法輪功遭到迫害的六年中和迫害發生之前的六年中，中國公佈的死刑犯的數量是一樣的，也就是平均1600到1700。死刑犯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在移植手術增加的同時，唯一的變化是發生了對法輪功的迫害。這是唯一可能的來源，在中國沒有其他另外的來源。
記者（男）：你們調查和發佈的報告看起來讓人無法置信。也許你們自己也很難相信。很多人也會很難相信這件事情正在發生。
Kilgour：在房間裡的任何一個人都很難相信這樣的事情。我們自己也很難相信。但是過了兩個月你們都會相信。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女士，他的丈夫是一位中國外交官。在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她去大使館說法輪功是一個有益無害的組織，提倡
真善忍。結果她被送回中國，接下來的一年她三次被捕。她被判了勞教，順便提一下，她從來沒有被庭審過。我們提到的這些人，他們從來沒經過庭審的過程就被送去勞教。這位女士被判一年勞教。在活摘器官開始後，她被手銬腳鐐的帶去醫院做全身檢查。他們給她打了一針讓她疼痛不已，然後她又被帶回勞教所。她認為自己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為她的丈夫，現在是她的前夫，是駐巴黎的外交官。但是有多少人和她一樣有配偶和中共有這樣的關係？我們得到了這樣的資料，當你讀到的時候你會震驚的。但是你最終會相信這件事情正在發生。沒有必要假裝說這沒有發生，因為的確發生了。
Matas：我想對無法相信說幾句話。我們在報告中也提到這個問題。我們引用了一段話。當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菲利斯。福蘭克福特在聽到一個叫揚。卡茨基的人告訴他大屠殺的消息時，他說他不相信。和卡茨基在一起的一位波蘭外交官說那是真的，福蘭克福特說，「我沒有說這個年輕人在撒謊，我是說我無法相信他所說的。這兩者是有區別的。」誰會相信大屠殺呢？誰又會相信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世貿大樓呢？所以我說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種新的邪惡方式。在中國迫害法輪功和摘取囚犯器官不需捐獻者同意的背景下就更可能，中國比任何國家離這種行徑都更近。
記者（女）：中國政府是專門針對法輪功嗎？他們也迫害基督徒，有證據顯示他們其它政治和宗教團體也這麼做嗎？
Kigour：我和David也常提到這個問題。你在報告的第一部分會看到，我們解釋了法輪功一度有六千萬學員，政府相關部門公佈了這一數字。中國前主席江澤民一天發現有一萬到一萬六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北京中共政府周圍。他坐著車透過車窗看到學員們表現平和安靜，他們沒有高聲喧鬧，沒有口號，什麼也沒有說。但是他回到家，寫信給政治局常委說馬克思主義要戰勝法輪功。很明顯對他來說，這個問題變成了他們和共產黨有同樣多的成員，他們有可能轉向，人們可能會追隨他們，所以一定要不計一切地毀滅他們。
Mattas：這裡，我加一句，我們在報告中已闡述大量這方面內容。中國共產黨認為法輪功對他們的政權構成意識形態上的威脅，因為他們的數量，有能力動員一大群人，他們的堅韌，他們在天安門廣場集中了繼天安門大屠殺後所見到的最大的人群。江澤民看到這個後，覺得政權被威脅，因為這個號召力。我們有文件紀錄他自己說的話，他馬上做出反應，說他們是威脅，說他們必須被壓制。鎮壓因此而開始。
記者（女）：我知道你預期中國會否認。報紙已經引用中國大使館發言人的話說，「器官只能從書面同意捐獻器官的死刑犯身上摘取，而且就這樣，他們的家人也可以推翻這一決定。」
Kigour：我採訪的人其中之一是吳宏達，你們知道吳宏達。他告訴了我他們是如何從死刑犯那得到同意的，你可以從他的網站上得到這一信息。這有一個犯人的例子。這個犯人綁起來，被手銬銬了數周直到他同意。他被告知如果他同意的話，他能從菜單上訂食物。而且同牢房裡的犯人踢他的腿。最後他同意了。這就是政府是如何從死刑犯那得到同意的。但像我們所說過的，我們這裡不是在說死刑犯，我們是在說另一大組供體，他們沒有被判任何罪。
Matas：當然中國系統的一個問題是，你會在他們的憲法和法律中看到，他們規定這些法則，但沒有任何辦法來執行，甚至沒辦法確定在中國系統中這些法則是否被執行。因為有對媒體的全面壓制，維權人士被投入監獄，如果有人揭露人權迫害，他們被以洩漏國家機密罪起訴，有時他們就是被抓起來並日益衰弱。如果有違犯法規，不經同意就摘取器官的事情發生，根本就沒有糾正辦法。事實上在中國系統內，甚至很難找出是否有違犯法規的事情發生。
記者（女）：你認為你們的報告會對中國的法輪功有影響嗎？
Kigour：我們當然希望如此。我們所呼籲的第一條就是這應該停止。前幾天，我在巴黎和記者無疆界會談，他們今天會把這個報告發送給全世界他們所有認識的和這相關的人士，所以希望它會有一個影響。
記者（女）：為什麼比方說國際特赦今天沒有站在這個房間的前面，按他們的說法，通常他們會這樣做？
Kigour：麥塔斯先生和我都有參與國際特赦，我想你還參加了他們的年會，對吧？
Matas：在確定這些指控中有些調查難度。因為你所處理的情況是罪行包括行惡者和受害人。受害者已死，無法成為證人，而牽扯的行惡者又不會自首，犯罪現場，一旦罪行結束，不留任何痕跡。我的意思是那是個手術室，做完後，沒有痕跡留下。所以這不是一個容易確定的指控。我們必須每天遠距離地繞著它調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論證，我們用了所有可用的方式，歸納推理，演繹推理。國際特赦，我也參與了他們，沒有說這沒有發生，他們只是還沒得出結論。他們在看，在調查，聯合國反酷刑機構也是一樣，聯合國系統也在看。我們邀請所有對此關心的人來做的，不是只是聽我們說的，進行你們自己的調查，做你們自己的評估，自己判斷這些是否有所發生。我們對所有這些組織說，這裡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應嚴肅對待這一指控，如果你關心這是否真實，就做你自己的調查，而不是把這擱置一邊。
記者（女）：象國際特赦和聯合國反酷刑機構這些組織都沒能更及時行動，而事實上你們完成了這個調查，他們說了什麼嗎？
Matas：我當然希望所有對人權的侵犯都立即被修正，昨天就修正，20年前，100年前，所以我是關心的。我們做這個調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希望動員人權社團來關心這個，因為這是一種不同的侵犯方式，它不是人權組織、機構通常習慣於調查的典型侵犯。不只是罪行的恐怖，而是能得到的證據是不同的。所以可能需要變換調查方式才能得出結論。我們試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來看這件事情，我當然希望能更早做它。我們被要求做這個調查的原因之一就是傳統的調查團體沒有動起來或行動緩慢，我們希望我們的報告能夠觸動這個調查團體 。
記者（女）：從法律角度看，這是什麼罪行？
Matas：很簡單，是反人類罪。如果你看看反人類罪的定義，是一個對平民百姓犯下的罪行，必須是系統的或是大範圍的，但不一定同時具有這兩種性質，因為我們不知道這是政策還是腐敗，可能是兩種之一。因為有太多的錢牽涉其中。但它並不必須得是政策造成的。就算只是腐敗，很明顯它是大範圍廣泛分佈的，不管它否是政策造成的。我會把它歸類為反人類罪。
記者（女）: 您有沒有建議向加拿大政府或社區對取消中國主辦2008奧運？
Kilgour：我們談過此。，我肯定是不打算去2008年的奧運，我也不想和任何與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做生意，我對此立場堅定。但我們覺得，David可以表達他的觀點，我沒有建議取消2008的奧運的原因是，我們怕把那些同情或支持我們的人說我們不能這麼做。
Matas: 我們媒體關心的是那些指控是不是真實的，還有其它的是不是真實的。顯然，你怎樣對付中國的侵犯人權是一個大問題，你可以爭辯你想說的，但是，很顯然，在中國的人權侵犯是中國官員都會認可的，酷刑是一直以來的問題，同時中國政府會承認它是個長期的問題，儘管他們簽了協議，認同反對酷刑，但他們不遵守協議，同時他們承認他們不遵守協議，你怎麼能在指望他們什麼呢？也許奧林匹克可以用來讓他們改正的工具，但是，這不是我們報告的目的，（奧林匹克）他只不過是一個分支問題。這個報告反映的是具體問題，不是大的問題，或是你怎樣使中國遵守人權規定，用奧林匹克（來制裁）是不是一個辦法。
記者（女）：您是不是試過去中國去作調查？
Kilgour：我們試過，但我們沒想能去。聯合國酷刑調查專員化了10才等到了他的簽證，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能得到簽證。
Matas: 也許我可以告訴你關於另一個David的故事，我們實際上是給中國政府寫了封信，說我們希望可以去中國，我們也希望和你會談一下來商量我們去的條件，他們就給我們回信了，他們給我打了電話，說他們想因為信的事和我們見面。然後David Kilgour就和孫先生會面了，他是渥太華大使館的行政官員，但不幸的是，孫先生只對反駁指控敢興趣，他對我們去中國的條件一字不提。所以，我們的信就留在那兒了，同時我們如果能去中國呢，我們會很高興，合理地安排一下，這樣我們就可以作我們想作的調查了，這樣當我們到那兒的時候，我們會很樂意去。在我們的報告裡，我們談到了今後的我們希望做的事，如果我們去到中國，我們想看醫院的記錄，和其它的，在我們問卷的一個問題裡，我們提到許可，我們希望獲得許可，但也不強求。
記者（女）：在這個報告之後？
Matas：問題是是不是我們不用去中國也能將工作深入進行？如果我們獲得了大量有力的材料，不同方面的，或從不同方面的，我們會做一個進一步調查，但有待觀望。
記者（男）：你認為這個調查報告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Kilgour：建議部分是說立即停止（這種罪惡），如果中國想要成為國際社會受尊重的一員的話，他們就得認識到（這一點），我不認為，（中國政府）對報告作了相應的回答，除了說它不真實以外，國際社會會，我認為，要求中國停止（非法獲取器官），我希望他們會這樣做。
記者（男）：從那裡找這個報告？
Matas：網站上。
Kilgour：對，在網站上。
記者（女）： Kilgour, 這個報告看起來很恐怖，或者說指控吧。
Kilgour：指控並不重要，對不起，你接著說：
記者（女）：沒問題，我知道你相信自由貿易，但不管怎麼樣，在我看來，有大量的侵犯人權的事在年復一年地在中國發生，但是因為經濟的崛起，中國成了一片淘金地，作為政府的一員，你是怎麼看的？
Kilgour：我不在政府之中，我也不是政府成員，我不是。我看到各黨派的政府的成員當知道我們做的，都對我們表示鼓勵，希望當他們，希望吧，讀我們的報告，他們會到他們的可敬的各黨領袖那裡，和政府，告訴他們情況要發生變化，中國得停止（他們的罪刑），然後重新做好，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再沒有什麼比這更惡劣了！人被殺了之後取器官，為了一些人從中獲利，剛才我提到了一個人的前夫是個外科醫生，你會在副錄的第14頁看到，他做這種手術做了兩年，在兩年之內，他掙了幾十萬塊錢，實際上，後來，他睡不著覺，晚上做惡夢，他停做手術以後，他被派到，她告訴我們，北京去治療心臟病人，我相信政府希望讓他死。中國，對 Matas和我來講，我們是中國的朋友，我們在報告的前面也提到了，我們是中國的朋友。但這件事情，一個寫小說的，寫科學小說的都想不出來，什麼事都有。
Matas: 如果讓我來回答，我會說經濟的發展體現的是經濟發展的本身並不能完全帶來對人權的尊重。很顯然，它帶來對一部分人權的尊重，而不是全部的。如果我們想在中國得到對人權的全部尊重，我們就不能只通過經濟的發展來做，我們必須直接做。
記者（女）：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原因，許多國家都想分一杯羹，於是可能對此視而不見。
Matas：我想你是講在有時同某個具體國家打交道(的情況)，(如果是這樣)那你講的可能是對的。有的政府有時可能會這樣(視而不見)，而其他時候其他的政府卻不見得如此(視而不見)。我希望世上所有的政府，當他們相信這些指控的真實性後不會說，噢，是這樣，但是處於經濟需要我們只好讓這一切發生。我想世界各國政府是會抗議這種違反(人性)的事的。甚至我希望，即使同他們的經濟利益相衝突他們也會這樣(抗議)。
記者（女）： 制裁？
Matas： 制裁的問題是實效的問題，有時，制裁只在錯綜複雜的情況下起作用，比如，David Kilgour，不去中國，是比較謹慎，但不會對中國的政策有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要求的是實際的作用。
記者（男）：我們該怎麼做呢？
Kilgour: 最好去見你們的MP, 給報社編輯寫信，參加論壇，上網，把報告複印50份，給50個鄰居，朋友，你會很感歎這樣做的效果的。
記者（男）：你是否認為「可能性平衡」令人信服，還是覺得這一切指控無可辯駁？
Matas：對此我們討論了很多。我們認為對於我們的報告來說「可能性平衡」是個恰當的標準，因為「可能性平衡」是民事標準，我們並不是在控告誰。顯然(除此之外)還有刑事標準，那對證據規則(的要求)是非常技術性的；再就是較低標準的「可能性推理」，但是我們沒有採用這樣低的標準。我們採用「可能性平衡」作為標準。
Kilgour：感謝各位到場！
聽眾朋友，您剛才收聽到的是前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7月6日在渥太華國會山舉行的《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獨立調查報告》新聞發佈會現場實況，感謝您收聽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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