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0日訊】從1955年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到1972年的《鹿鼎記》，吾鄉文人金庸用差不多20年的功夫寫了14部名播海內外的武俠小說，即「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據他自己所稱，一生寫俠，目的是為了弘揚中華民族業已失落的「俠義」傳統。可惜，到了功德即將圓滿的晚年，這位文人身上卻頑強地表現出了流俗與媚骨，讓人匪夷所思。

金庸本姓查，名良鏞，1925年出生於嘉興海寧。海寧查家是聲勢顯赫的世家大族，歷代人才輩出。在清代，查家出仕列宦甚多，並多以書詩文著稱於天下。雍正年間，出了一個考題「維民所止」，被誣成文字獄，釀成大禍，它的主角就是查嗣庭，是金庸的遠祖。而其祖輩查慎行先生，更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詩人和學者。

生長於這麼一個翰墨世家，文脈遺傳到了二十世紀，出了一個舞文弄墨的子孫原不足為奇，何況他寫的是一定會被其祖上痛斥的非「道德文章」的「不經之書」。金庸少年時在家鄉附近就讀，中學讀的是著名的「杭高」。中學畢業適逢日寇侵華，不得不離鄉遠走他鄉。據他自己的憶述，那時曾流落在湖南西部，過了一段寄人籬下的生活，當然相當淒苦。這以後，金庸考入國立政治大學，讀的是外文系。

金庸在政治大學並未畢業，原因不詳，也許是他年輕氣盛，覺得傳統的大學教育束縛了他的才華。當年全國最有影響的大公報招考記者，金庸前去應考。該報在全中國範圍內的300名應徵者當中，只錄用2人，他是其中之一。這是金庸涉足報業的開始。

1948年金庸幸運地被大公報調派到了香港，任「國際電訊」翻譯。中共掌政後的1950年，他曾北上赴京，到外交部任職。但因「出身不好」，未能久留，不久即返港。當時的大陸正處於「土改」的狂斗濫殺中，金庸父親查樞卿被海寧當地評為「反動地主」而遭槍斃。後來在「文革」中，當地造反派又刨了查家的祖墳！

在我看來，這期間的金庸應該是「悲欣交集」（原為吾鄉弘一法師遺言），悲的當然是故鄉淪陷，親人被殺，祖靈遭褻；欣的是僥倖逃遁，身處大英帝國殖民地，尚能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他在1959年創辦了《明報》，從此「右手寫武俠，左手寫社評」，馳騁香港報界、文壇30年，創下了無人匹敵的「金庸神話」。

說來慚愧，他的煌煌14部武俠巨著，我至今只完整讀過《天龍八部》和《鹿鼎記》，故不敢輕易作評。好在前些年已勃興了一種「金學」，讚賞者與研究者如鯽過江，金庸在武俠文學中的至尊地位似乎已成定局。而我感興趣的倒是武俠之外的「另一個金庸」，1949年後他在「國難家仇」之下避禍香港，隻手打天下，除了高產武俠傳奇外，以政評家和自由報人的身份抨擊中共、主持公義，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

1956年他在大公報開設「三劍樓隨筆」專欄，抨擊時弊；1962年他的《明報》因全力報導「大陸同胞逃亡潮」而名聲大振，發行量劇升；1964年10月16日中共試爆首枚核彈，金庸勇敢地發表《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社評，並因此與中共在港的喉舌大公報展開激烈論戰；1966年大陸文革爆發，他在《明報》上率先展開一系列的分析與批評；翌年香港發生「67暴動」，他和《明報》成為左派勢力重點攻擊目標，被左派份子罵為「漢奸、走狗、豺狼鏞」，曾受死亡恐嚇，一度離開香港暫避；1973年以明報記者身份赴台採訪蔣經國等政要；1979年走得更遠，金庸參加了台北舉行的「建國會」，並當了小組討論會主席……

令人不解的是，80年代以後，金庸的政治立場突然變得曖昧起來，在跨別大陸32年後，於1981年攜全家赴京，受到鄧小平接見。鄧小平一見面就說：「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令金庸受寵若驚。1984年，他出版了業已變味的明報社評集《香港的前途》，並以此作為見面禮，再次赴京拜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為「香港回歸」獻計獻策。一年後，金庸果然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旋即又榮升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

經過30多年的「另類生存」與「曲線求榮」，金庸終於身登龍庭，揚眉吐氣了。我猜想，這一「龍恩」幾乎相當於古代的「翰林大學士」，其功名已超過了查家列代祖宗。但是1988年他主持起草的政改「主流方案」，並沒有像他的武俠小說那樣博得掌聲，相反卻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曾有港民示威於明報社，火繞《明報》報紙。金庸不得不出面發表《平心靜氣談政制》，為中共政策背書，更遭港人唾棄。

1989年5月正值北京大學生民主運動高漲時，他突然辭去基本法「草委」與「諮委」二職。六.四大屠殺發生後，金庸在電視台採訪中揮淚陳詞：「沒想過這個政權會向人民開槍。」稍稍挽回了點公眾形象。我分析，六.四期間金庸之所以會有如此表現，首先可能是他的人性的一面在瞬間被喚醒，另外也不能排除91年他的「明報企業」即將掛牌上市，「人氣指數」性命攸關啊……

沒過幾年，這位「遊子」似乎又「想家」了。先是1992年，他「衣錦還鄉」回到嘉興祭祖訪友，捐建了一個「金庸圖書館」。緊接著再次上京拜見了總書記江澤民。此時，《明報》上「哈公專欄」停刊，不再進行反共言論，輿論認為這是金庸再次向中共靠攏的跡象。而對於千夫所指的「六.四劊子手」鄧小平，他則奉若明主，公開表示：「總的來說是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像一部武俠傳奇那樣，高潮總在後頭：1999年，金庸「老夫聊發少年狂」，豪邁地接下了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兼博士生導師的燙金聘書，並向全國招收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專業的博士生。他在該校每一年僅有的2、3次「學術講座」中，親手把自己的「光輝形象」糟蹋殆盡！據一位在浙大人文學院任教的教授朋友告訴我，學院好不容易給本科生和研究生安排了一次金庸講「大課」，作學術報告。眾師生興奮不已，外系師生也趕過來，報告大廳被擠得水洩不通。沒想到這位大師突發高論，從頭到尾講的是如何學習「三個代表」，甚至扯到連中共也已恥於出口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他得知報告廳中有新聞系同學時，便張口教導道：「新聞工作者應學人民解放軍，隨時聽軍令號召，為國家效命……」令廣大師生目瞪口呆。此刻他早已忘了自己在六.四期間譴責共軍屠殺人民的發言。

據另一位瞭解內情的浙大友人透露，金庸雖然是博導，但極少過問學生們的學業，除了帶他們參加過「華山論劍」、「南湖論劍」和「龍泉問劍」這樣的商業作秀活動外，師生雙方一個學期只見一次面，每次聊上幾個鐘頭，而正規的授課則從來沒有過……

5年後，金庸終於明白作為「親共院長兼博導」，在大陸，甚至他的老家也已失去了市場，所以提出辭呈，扔下幾名未畢業的博士生一走了之，造成當時轟動新聞。對此，也曾請金大師前去作過類似「學術報告」的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健教授表示「長出了一口氣，一場錯位終於結束了！」剛退休的浙大歷史系教授何忠禮的批評則直接得多：「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

對此，《金庸傳》作者傅國湧先生評論道：「金庸的一個問題是，他太希望以歷史學者的身份被人們記住，其實就憑他的14部小說，他已經足夠不朽了，何必還孜孜不倦地四處奔走追求聲名。如果他少參加一些不必要的公眾事務，而是安心在家頤養的話，他獲得的崇敬和好感要比現在多得多。」

但我覺得問題的關鍵還不僅在此，這位前清世家子弟，這位「苦大仇深」的海外浪子，自從1972年受到鄧小平接見，並隨後被欽點為「草委」和「諮委」後，感主隆恩一直滲入到了骨髓。被「轟下」浙大講台後的2004年，他借接受日本媒體採訪的機會，仍在對他的「恩主」大唱讚歌：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先生偉大的構思」；

「如果中國沒有鄧小平，沒有他對香港的前途提出這許多設計，那麼香港將是怎麼一個樣子，完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鄧先生在過去二十年中，真是一身系天下安危。1978年之後，中國如果沒有鄧小平，全體中國人都會不幸得多。」；

「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

……如此諂媚高調幾乎可以讓《人民日報》社論作者也感到難為情。

這就是千百萬讀者心目當中的金庸嗎？一位在《天龍八部》中塑造了「喬峰」這樣的俠義蓋世、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一位曾在《明報》社評中「執筆如刀、憂國憂民」的金大俠，到了晚年，怎麼會「糊塗」成這個樣子？然而，細細一想，我覺得他並非糊塗，而是失去了道德底線的「韋小寶式」的聰明──喬峰其外，韋小寶其內，這就是金庸先生的真實寫照。@

2006.7.27.寧波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