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2006年2月底，我接到美國筆會的公函，及其筆會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盛情邀請我參加4月26至30號在美國紐約召開的一個重要的作家會議。此前與此後，我的朋友康正果，蔡楚，陳邁平等多次通過各種渠道，與居無定所的我取得聯繫，強調這次邀請與會議的不同尋常。國際筆會的一位負責人通過一位朋友打來電話，當聽出了我的遲疑，就說，廖亦武，你一定要去爭取護照！因為你的英譯本今年秋天將由一家影響很大的商業出版社推出，他們要花力氣做宣傳，你的來訪也是項目之一。曾傾力推你的《巴黎評論》主編將到會，與你有一個現場對話，你還將就「虛構與非虛構」「中國的見證與文學」等許多話題，接受美國各大媒體的採訪。另外，你知道邀請你的是誰？是拉什迪！《撒旦詩篇》的作者，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懸賞500萬美元，號召全球的穆斯林追殺了十幾年的那個人。

我在彼岸的免費代理康正果與我交道密切，熟知我的脾性，就勸解道，耐心一點，盡可能對警察客氣一點，你就是一個寫字為生的倒霉蛋嘛。雖說六四坐了4年牢，屬於有前科無頭腦，但畢竟過去17年了。共產黨不是提倡忘掉過去，一切向前看嗎？不是討厭有人揭舊瘡疤嗎？不給你辦護照等於自己還惦著舊瘡疤。

雖然我直覺到前景不是太樂觀，但文人的名利心還是叫我鼓舞起來；況且這是一個在國際文壇上還原自己作家身份的機會。於是，在對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反覆考量的同時，我又約會了成都市公安局一處的警察李航，我們在百花潭公園旁邊找了個茶樓，由我請茶，雙方溝通很順暢。李航是我近幾年的管理者，喜歡讀書，熟悉我的《底層訪談錄》。我把公私兩份邀請函給他看，問他是否將複印件帶回去，讓省市兩級的公安領導都研究研究。李航連說不必了，現在同一兩年前相比，出入境的程序更簡化了，公民只要提出護照申請，有關方面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就必須辦理。他還打了個比方，比喝茶複雜不了多少。我提醒說，本人已第8次申請護照，沒獲批准，你也是見證人之一嘛。李航充滿歉意，說前幾次的確不是我不幫忙，而是幫了忙沒有結果；這次也一樣，一個星期前接到你的電話，我就向領導匯報了。如今的出國政策的確放寬了，屬於普通人的基本權利，所以才三四天，廳局兩級領導就答覆同意。我笑道，既然同意，就出具一個證明，這樣也表達了你們的誠意。李航搖頭道，這個證明不能出給你，但我們會跟重慶方面聯繫，你就按照程序去走吧。他還說，你這事情放在成都就好辦，涪陵那小地方，真有點不開化。上次我為你的事給那個叫卓樹民的科長打電話，他居然要我們擔保你出國以後不出問題！這能擔保得了嗎？中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出國，難道公安局都要擔保他們出去之後不出問題嗎？

文人面軟，見別人這麼推心置腹，我反而不太好意思，連忙道歉。我記得這是個下午，下著綿綿細雨，我將這個文質彬彬的便衣警察送出茶樓，握了手，還叮囑他雨天騎自行車要慢點，謹防發生交通事故。

3月28日這天大早，我從故鄉和長期居住地成都出發，搭長途客車，去800多公里以外的戶口所在地重慶市涪陵區。我轉了兩趟車，直到下午3點半鍾才抵達。涪陵位於長江與烏江的交匯口，是一座以出產搾菜聞名的老舊山城。1984年，我因為第一次婚姻，從省會成都落戶於此，在當地的涪陵地區文化館工作，先後做過編輯與專業創作人員，並得過20多個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學獎，曾經是當地文學藝術界的驕傲。1989年六四凌晨，北京發生大屠殺，我激於義憤，寫作、朗誦了長詩《大屠殺》，並與當時在現場的加拿大漢學家一道，把長詩製作成磁帶，廣為傳播；1990年3月，又組織了10多個詩人，編劇和主演了詩歌電影《安魂》，旋即東窗事發，整個劇組全部入獄，其中6人被關押兩年以上。我作為首犯，獲刑期4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由於國際輿論，特別是國際大赦組織和英國前首相梅傑的努力，我於1994年1月，提前43天出獄，並縮減剝奪政治權利2年。我按政府的安排，回到戶口所在的原單位，沒幾天就離婚，成為光棍漢，只能返故鄉成都投靠年邁的父母。一晃十多年又過去了，除了匆匆辦事兼看望女兒，我再也不願靠近這噩夢般的山城。

這一次，我也是快步穿過那雞腸子一樣狹窄而混亂的街道，直奔涪陵區公安局出入境科。這兒在重慶成為直轄市之前，屬四川省涪陵地區公安處的下屬單位。我在此來往了多次，也算輕車熟路。接待室非常熱鬧，有人在詢問，有人在填表。我混雜在人堆裡，也要了張表來填，並將事先準備好的照片貼上。在填表過程中，出入境科的科長卓樹民發現了我，熱情地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盤問我為啥又要辦護照？我客氣地掏出公私兩份邀請信，卓見是英文，就沒仔細看，但比較仔細地聽了我講的大概意思。卓說，按照新規定，不要他國的邀請也可以辦護照，因此，你在出國事由欄裡填上「旅遊」就行了，我回答好。

我交了錢，被叫到電腦攝相頭前照了像，我把這次申請的回執要到手，正準備離開，卓科長又將我叫到辦公室聊天。卓當年是我們案子專案組的書記員，後來因為辦護照，又頻頻打交道，可謂老熟人了。我們隔著桌子回顧往事，大概都覺得對方的生活沒多大意思。他恭維說，自己年輕時就讀過我的許多詩，還經常看見我留著大鬍子，目中無人，在街上晃來晃去，感到很羨慕。我謙虛說，我的詩沒讓你靈魂昇華，而將你熏陶成了一個抓人的警察，我覺得比較慚愧。卓皺著眉頭說，廖亦武，我曉得你恨我，以為是我卡著你不讓出去，其實，我也就是個小人物，一個上面精神的執行者。批准不是我的意思，不批准也不是我的意思。

我笑著站起來說，感謝你告訴我真心話，我不會恨你，可是會記住你的。他說那沒關係。我說，那你就等著退休吧，沒幾年了。

從公安局出來，感到極度噁心，我連孩子也不想看了，就乘天色未晚，在公路邊搭過路車返重慶，跟著回到成都。

4月20號左右，我收到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的一封平郵公函，裡面是正式的回復，這是我2000年以來，8次申請護照所得到的唯一書面答覆，大意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法》第8條，對我的出國要求不予批准。其實在這之前，我已打過長途電話給卓樹民的科長辦公室，卓拒絕通話，卻讓另一個副科長再次重申，不准我出國的理由是「第8條第5款」，即國保部門通過鑒定認為，我是出國後有可能對國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的敵對分子。

一件不關係國家和民族，而只關係我個人的好事就這樣泡湯了，美國那邊開會前夕，我的譯者還不甘心地來電話，說美國筆會那邊可以給駐華大使館打招呼，能以最快的速度辦理簽證。

我只能表示遺憾，並寫了一封正式的回覆信，托朋友翻譯並轉交。其中寫道：

我雖然得到了美國筆會和腦袋被霍梅尼懸賞500萬美元的拉什迪先生的親自邀請，卻依然不能前往參加4月26日在紐約召開的作家盛會，除非偷渡並且成功，而目前，我還沒這種打算。

我拜託我的朋友xx將我的音樂光碟《不死的流亡者》送給拉什迪先生和這次會議的組織者。深深的感謝他們。

事後一個多月，焦慮與憤怒像一窩黑螞蟻咬蝕著我的心。難道我不是一個中國作家嗎？難道我做了賊，殺了人嗎？難道我在走私毒品或買賣槍炮嗎？難道我是把兒女、金錢、黑箱作業送去西方的銀行嗎？明明是出國參加文學活動，往國家和民族的臉上貼金，偏偏賴我「有可能對國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我在這裡要大聲告訴公眾，正是他們——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在「對國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正是那個出入境科科長，那個聲稱自己是「上面精神的執行者」的卓樹民，在「對國家的安全和形象造成重大危害」！他們砸我的飯碗，斷我的生財之道，不想讓西方讀者看到一個健康的正常的中國作家，這是將人往瘋裡逼，往絕路上逼。共產黨人的紅太陽毛澤東說，逼上梁山。可惜我沒有信進去，可惜我的爹媽把傳統的「餓死不做強盜」的觀念扎進了我的根子裡，可惜老天照顧我，給了一枝能混生活的筆，否則，我拿不準就會信奉暴力革命，丟下筆來換刀槍，以危害國家安全和形象為己任了。

我實在希望有關當局長點腦子，不要給西方人這麼大的想像空間，不要用這種方式把別人的同情，別人的猜測，別人的照顧都吸引到我頭上，否則另一個世界的讀者就會戴著有色眼鏡買我的英譯本或法譯本，我的錢包也會莫名其妙地鼓起來，這讓我晝夜不安。因為我不是貪官污吏，我討厭來路不明的財路，我尤其討厭僅僅因為出不去，作者的身世就成了苦膽加黃連醃製的謎，我的個人銀行就在我不熟悉的地方給建起來了——本來我可以當面解釋，我遠遠沒西方讀者想像的那麼苦大仇深，那麼萬劫不復，我只坐了4年牢，沒像好些人，反反覆覆坐許多次牢。我還會哭和笑，還有性慾和食慾，跟他們一樣，沒變成被階級和階級鬥爭搞得變態或五官錯位的怪物——這一下好了，人家本來就認為爾等國家是一所大監獄，你們又如此無理地剝奪同胞的基本權利，限制人的進出，不正好授人以大做文章的口實嗎？不能讓你們四處樹敵啊，不能讓你們將這種危害國家安全和形象的違法行為再繼續下去啊，每一個愛國家愛民族愛共產黨的公民都不能讓你們這麼干啊！所以我委託了與我想法不太接近的律師——滕彪和王怡，把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及出入境科告上法庭。

有關本人護照的鏈接

1、2000年5月，我因與今天派著名詩人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龍影公司投資拍攝的電影《飛呀飛》，而接到該公司和日中人類學會訪問日本的書面邀請。6月，我從成都前往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請護照。我當時所在的單位——重慶市涪陵區文化館簽的意見是：「該同志長期不在單位上班，所以只要公安機關同意該同志出國，我們也無異議。」所轄的荔枝派出所一位楊姓指導員也在表格欄裡簽署了意見：「該同志沒有5種行為，同意出國。」並蓋了派出所的公章。可當我拿著這合理合法的《申請表》返回出入境辦公室，當即被副科長卓樹民認出，二話不說，就表示不同意，並當場強行沒收了我的《申請表》。幸好我已留下了複印件。

2、2000年底，因我主演的日本電影《飛呀飛》準備參加次年的柏林電影節，在東京的龍影公司再次發出邀請，安排的行程是2001年8-9月，從日本到德國。2001年3月，我在約見了成都市國安局的趙江林科長，徵得同意後，從成都前往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請護照，結果連表格也沒讓填，就當場被拒；

3、2002年6月，當時在美國的中文獨立作家筆會和《傾向》雜誌在哥倫比亞大學授予我「傾向文學獎」，此前的2月，我在與成都公安和國安兩家分別商量，徵得同意後，我以領獎為由，前往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請護照，被拒絕。結果在我不能到場的情況下，只能由我的朋友，耶魯大學著名學者康正果代替領獎並致答詞；

4、2002年5月，台灣麥田出版社隆重出版我的3卷全本《中國底層訪談錄》，在彼岸文化界產生了很大反響。該年11月，我在涪陵看望女兒時，以「按照與出版方達成的意向，準備去台灣訪問並宣傳」為由，到老地方老單位碰護照運氣，當場被拒，還遭到卓樹民的挖苦；

5、2003年，我的《中國底層》法譯本由巴黎中國藍出版社推出，剛好這一年是法中文化年，法國文化部準備在地中海邊的城市蒙佩利耶舉辦書市，以及盛大的文化活動。我的翻譯者為瑪麗.侯芷明，法國頂級漢學家之一，她和出版方，還有我的代理人都先後多次來電話，要我一定想辦法弄到護照，並一再強調，這是一個官方色彩很濃的中性活動，中國體制內的作家王蒙、余華、韓少功、劉心武等都將出席。2月，法國文化部和法中文化活動的總幹事菲力浦先生從蒙佩利耶市寄來邀請，還說明他們承擔全部費用。3月，我與成都市公安局一處的七、八個警察進行了很多次斡旋，拜託他們一定與重慶涪陵方面溝通。我還寫了一封致兩地公安部門的言辭懇切的長信，拜託他們改變老觀念老看法，不要老是敵對，給祖國和人民的形象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我滿懷信心地在成都和重慶、涪陵之間穿梭若干次，路費損失若干，口水損失若干。但兩地公安機關都互相推委，這邊說已發了公函，那邊說沒收到，如此過去了近半年，法國的書市就已開場了。舉辦方以「薩斯」為理由，取消了對所有中國作家的邀請，而只有我的委託人康正果先生從美國前往，在開幕式上代表我出席了宴會，並致辭答謝。隨後，法國《世界報》與法國電視一台都先後來成都，在我家裡進行了文字、電視的「作家專訪」；

6、從2002年到2003年，我的前妻宋玉也先後兩次向四川省江油市長鋼公安局申請護照，被很快拒絕。警察甚至說，除非你和廖亦武離婚，否則不可能出國。為此，宋玉哭了不止一次。我除了對她的愧疚之外，再也想不出該怎樣安慰她。這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是造成我們稍後離婚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於我，這種心靈的重創是永遠無法癒合的；

7、2003年春天，我與一位老朋友相遇，他當時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與中共許多高官認識，極有影響力。他慨然答應幫我搞定護照。我記得這年從春到夏，我在這位老朋友的一次次電話鼓勵下，打起精神奔波。我曾站在涪陵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窗外與朋友的朋友打了很多電話，卓樹民也給他的上級的上級通了很多電話。但是，經過曲曲折折的周旋，卓樹民最後吐了口長氣，對我說，不會給護照，你走吧，沒有商量的餘地。

8、2005年，公民出入境的新政策出台，按規定，不需要任何邀請和證明，公民都可以在戶口所在地申請護照，這成了一項基本權利。於是我在這年夏天，再次約會成都市公安局一處警察李航，彼此溝通沒任何問題。李航又找來另兩位同事一道喝茶，溝通也沒問題。李航還說，我都曉得你不可能跑，你的親人朋友在國內，創作土壤也在國內嘛。他答應盡全力「與涪陵那個姓卓的打交道」，還安慰我，會去爭取讓領導出面。但是，當我再再一次，滿懷希望地奔赴戶口所在地涪陵申請護照，等來的最終答覆依舊是——你是5種人，不准出境。

我，一個作家，永遠是「危害國家安全和形象」的第5種人嗎？難道我真要像我們的老祖宗老子所說的，除了逃跑，就與外面的世界「老死不相往來」嗎？

2006年6月21-24日，星期六，於北京。

出境護照申請書

成都市公安局

重慶市涪陵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

這是我自1994年以來，第四次正式申請出境護照，其理由如下：

邀請方系法國蒙佩利耶市書展總幹事，您們從我所提供的邀請信（中法文對照）中可以分析出，此活動無政治背景，亦無敏感的意識形態干係。況且，蒙佩利耶與本人出生、成長、居住的故鄉成都早已結為友好城市，該地的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對中國都懷著較濃厚的興趣和感情；

我受邀的理由是出席書展，與讀者見面，因為我近年來的文學作品結集已翻譯成法文，即將由巴黎的安博蘭出版社推出。此出版機構在法國乃至歐洲都極有影響，並以出版文學、學術著作而聞名。按照中外慣例，作家出席有關自己作品的首髮式是必須的，即使萬不得已不能出席，也應當委託代理人，並當眾致歉，說明理由；

這次推出的法文版，系2001年由中國長江文藝出版社公開發行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之選譯，其中大部分作品亦在《當代》《中華文學選刊》《報告文學》《南方週末》《人民文學》《四川文學》《黃河》等國內40餘家報刊發表過；早在1999年，中國戲劇出版社也曾推出同類不同名的《漂泊——邊緣人採訪錄》，且深受專家和讀者好評；

此次邀請，是西方讀書界對一個中國作家文學成就的肯定，而沒有其它色彩，所以我深感榮幸和驕傲。據我所知，中國作家協會的好幾位主流作家均將前往。而作為非主流的民間作家，能與他們一道站在西方讀者跟前，闡釋各自不同的文學/文化觀念，也算是一件為民族增光的美事；

若蒙准出，我將避開敏感的政治話題，只談文化、文學所包含的範疇。因為我的母親、妻子及家產均在國內，我創作的源泉與根基也在漢語和這塊土地上，我不想因自己一時的激烈言行而造成遺恨；

我對自己的定位永遠是作家，是關注社會和民眾疾苦的知識分子，但由於歷史原因，由於1989年的事件，我坐過牢。出獄後，我一直居住在成都，從事寫作，經過萬般艱辛的思考和努力，終於成家立業，重新融入社會，再度成為一個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比較暢銷的作家。可惜的是，近10年來，成都市主管我的公安（一度曾是國安）人員由於體制內換屆而不斷更替，缺乏一種連續的互相溝通的日常渠道。加之每一屆新任主管班子因不熟悉情況，固守陳見，帶有較強烈的一概排斥異己之心理，所以總有摩擦。事實證明，公安局近幾年來多次對我的傳喚都是輕率的，事先和事後都沒有任何證據。這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的傷害很深——比如2002年12月18日對我的傳喚、審訊和搜查；1999年2月26日，綿陽市國安局在我和妻子的回門婚宴前抓走了新郎，突審毫無結果，在我數次交涉和抗議之下，又由成都市國安局兩次出面道歉——我希望能通過這次西方文化界帶來的友好契機，我們雙方能逐漸消除隔閡，開始普通的、正常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我不願意仇恨，因為人心的裂痕是社會動盪的根源；

我曾對主管過我的警員宋旻峰表示：但願三十年後，我們還能見面，坐一塊喝一杯茶，談談往事；主管過我的曹建科長不幸病逝，我也數次傳達過我的悼念之意。所以，從某種程度上，我願超越意識形態，以一種更長遠更人性化的目光來看待國家機構中的個體。我願意不斷思索，與時俱進地瞭解人心的種種變化，而不是人的概念化的職業；

我的戶口至今在重慶市涪陵區；而長期的實際主管部門又屬成都市公安局一處，2000年6月，當我按正常渠道到戶口所在地申請辦護照，準備前往日本參加「日中民間文化交流會議」時，有關部門回答：鑒於我的「特殊身份」，必須由「暫住地」成都開出「合法表現」或「不屬於國家法定不准出境的五種人」的證明，方可辦理妥當。所以我切望兩地公安部門互相通氣，按程序依法辦事；

蒙城書展是歐美讀書界的盛事之一，如果作為非主流作家的我受邀而不能出席自己作品的首髮式，勢必引起種種不利於國家和公安形象的猜測，甚至謠言。因此，法國方面多次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催問護照辦理情況，行與不行，何種原因，我都應當誠實作答。為了避免西方新聞界借此炒作，切望各位從國家和民族的大局著眼，明智而行；

最後我強調，我的申請是正當的，符合法律的，這是一個中國公民最起碼的權利。我之所以列舉這麼多出境理由，還是在於人與人的溝通、瞭解。公安局畢竟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組成的，而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機構。

祝諸位工作順利，全家幸福。並請求您們在法定的期限內以明確的理由給予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中國作家：廖亦武

家住四川成都黃忠小區益民苑4棟1單元25號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