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華採訪報導）最近幾天，有報導說，代理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遭政府不公待遇的幾位律師，在山東多次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毆打，使他們無法辦案。
另外，今年一月份一位甘肅農民在縣政府引爆炸藥，當場炸死5人；四月份在四川也發生了一起類似事件，一位殘疾老人在法院引爆炸藥，當場死亡，一位法官受重傷。
現在有些人注意到，在中國無論是強勢群體、黑惡勢力，還是弱勢群體，都越來越多地用暴力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或是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暴力化傾向？請聽本台記者申華邀請深圳自由撰稿人朱建國以及西安的維權律師張鑒康一起探討中國暴力化的現實。
記者：剛才我跟張鑒康先生聊的時候，張先生您說到，其實在西安也出現過有弱勢群體通過暴力來表達自己意願、維護自己權益的事情，能不能請您跟我們詳細介紹一下？
張鑒康：大概在前年發生過的，在西安的碑林法院一樁普通的離婚案件，當事人認為判決的不公正，結果那位男士就弄個炸藥包。引爆炸藥包，當場炸死了很多個執行法官、法警。
記者：朱建國先生，您覺得像這樣的暴力案件，說明瞭什麼呢？
朱建國：我說現在中國的底層，整個普遍有一種絕望的情緒。一個弱勢群體，一個人如果他有信心，這個事情可以得到民主法治的解決，他一般是不會採用極端的暴力行動的。只有當弱勢群體和個人感到絕望的時候，他覺得對法治對民主的進程沒什麼希望的時候，他可能會失去理智，做出一些極端的行為。
你想這麼多年來，中國經過了打倒四人幫，經過了改革，經過無數次的希望，但是最後得來的是失望，這種失望積累後就產生絕望的情緒。我覺得現在最可怕的就是很多底層的人，他有一種絕望的情緒，國際上的一些恐怖主義，我覺得也是絕望的情緒所導致的。
記者：張鑒康先生您同意嗎？有一種絕望對於整個體制的絕望所導致的？
張鑒康：我同意朱先生的看法。這已經是成為集體無意識了。中華民族本身是一個不尚武的民族，通過共產黨多少年暴力化的活化教育，很多人認同暴力所帶來的直接功效。
記者：我們剛才說的幾個例子，都跟法庭有關係。我前幾天採訪了一個江蘇的農民，他們因為徵地跟政府有一些糾紛，本來想通過走司法的道路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一而再，再而三被判輸掉這個案子。
其實他們覺得他們有理，就是說有很多警民的衝突，老百姓跟官員的衝突，都是由於走司法道路走不通，上訪的制度也走不通，所以老百姓都沒辦法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暴力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意願。您覺得是什麼原因導致老百姓這麼絕望，沒有辦法呢？
朱建國：現在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許多不作為，把百姓理性的平和解決問題的道路都堵死。從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我撞到蘇活的虛假廣告案件。
記者：您撞到蘇活雜誌？
朱建國：撞到蘇活雜誌，它發佈虛假廣告，巴金已在2005年已經死了，但是它還在2005年11月份出版第六期社會雜誌宣佈巴金主編2006年的蘇活，這是明顯的虛假廣告，事實俱在也很清楚。蘇活在2006年第一期裡也把這個廣告更正了，說明它已經知道自己發一個假廣告，但是它不認錯。就是我把它告上法庭。但是由於政府的有關部門實行案外因素影響，法官就當場判我輸了，說它發行虛假廣告，它有道理。
這個如果我們要是理性喪失一點的話，就可能在法庭上跟法官衝突起來。很多事情現在是政府的故意枉法行為、不作為的行為，逼得老百姓去採用非理性的暴力行為。凡是一個事情不鬧得大的群體事件，上面就不會來關注。你理性的去上訪、寫信，它都把你壓得石沈大海，你非得去鬧個什麼事件，它才會來注意你。
記者：這是弱勢群體採用暴力手段來維權；那麼從強勢群體來講，現在像警察公安部門官員也越來越多的使用暴力手段來對待老百姓，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張先生。
張鑒康：雖然暫時還不一定成事，他實際上認為自己沒辦法在政治和法律框架內控制社會秩序了，畢竟發生那個陳光誠案件。它那個說理的話是說不過你的，它沒辦法它可以收買黑社會力量來對付陳光誠的代理律師。這樣一來，就是如果出了什麼事態的話，他可以說不是我們幹的。你說我們幹的，拿證據來。證據不好找，這完全是赤裸裸的流氓嘴臉。
記者：現在中共政府也在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暴力越來越盛行的話，和諧社會如何談起？
張鑒康：這就是馬克斯所講的，統治者也不能按過去舊有方式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也不能按過去那種方式繼續生活下去了，就會發生這種情況，這可能就是在社會急遽轉型前的徵兆吧！
記者：朱健國先生您覺得這種暴力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會不會像剛才張先生所說社會急遽變化的前兆？
朱建國：雙方都走向絕望了，一個社會那就沒有勝利的，都是失敗者，那這個社會最終的可能就是崩潰。
記者：當然我們都不希望看到中國整個社會崩潰。張鑒康先生，您有沒有看到什麼希望？
張鑒康：這裡也隱藏著未來，像現在民主轉型巨大的契機。在野派的力量和上層開明派的力量如果能夠妥協，一改過去那種硬碰硬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那麼可能就會帶來轉機。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