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8日訊】文革四十年往事歷歷，對權力者而言，它同樣不堪回首，最好把記憶的細節剝離，只剩下一條「歷史決議」的結論。於是，文革的血淵骨岳被抽像化，再擠壓成當代史裡單薄的一頁……

筆者親歷文革，然而四十年前我只是初一學生。今日回眸，弱水三千，我只取一滴水珠，去說說一個弱冠少年在時代狂瀾面前顫慄的舊事片斷。

凶年苦夏聽驚雷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對于思覺過敏的知識分子來說，或許已嗅出了瀰散在空氣裡的雷暴氣息。但我們這輩青少年學生卻是渾然不知天之將傾、國將不國……五月下旬，學校裡正準備期末考試。儘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仇恨密植一再擠佔了學生的正常課程，但試還是要考的。

誰也想不到，中共中央的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夜之間就成了八億中國人靈與肉的主軸。關於《通知》所言之無處不在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對於我這個初一學生而言，實在太過抽像。恐怕連我們的老師也同樣茫然無所知。《通知》到底講了些什麼，就算最認真聽取傳達的人，亦不甚瞭然。

接下來，學校宣佈停課三天，搞「文化大革命」，貼大字報。老師們作佈置時，只極力掩飾著對未來考試成績的憂慮。三天很快過去，並沒有復課。試也不考了，孰料一拖就拖了十年……

我不記得自己寫過幾張大字報，也不記得大字報的內容了。反正每個同學都必須寫，那陣子就好像是交作業，誰也不能預見到後來的暴風驟雨——「鬥爭會」來了。我們這間建校於清朝的老牌學堂，師道尊嚴從來沒有遭受過如此侮辱性的踐踏。第一個被揪出來推上鬥爭大會的，正是我們這個班的班主任梁老師。這令我們錯愕而又頗為興奮。

其實，梁老師是非黨員，無非是在教學專業上略有點名氣，若論「牛鬼蛇神」也還排不上號。然而當時誰也不知文革該怎麼搞，鬥爭會應該怎麼鬥，而誰和誰應該是十惡不赦的牛鬼蛇神，這都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這第一場還不是向全校公開的鬥爭會，而是由高年級一些覺悟高、鬥爭性強的骨幹分子擔任革命先鋒和運動的主力。其實按「中央文革」劃定的槓槓，這些人實在是不配的——他們都是又紅又專的好學生，多是共青團員或學生幹部。他們所佔據的革命制高點，很快將讓位於造反更果決、鬥爭更勇悍的別一批紅衛兵，先前那批學生骨幹反倒淪為「保皇派」了——此是後話。

我們這一班初一學生「有幸」參加這首輪揪鬥黑幫分子，全在於鬥爭對象是我們的班主任。我和同學一樣，只有跟著喊口號的資格，並無控訴和揭發的原始衝動。看到昔日站在講壇上令我們只能仰觀的老師，竟然被革命所輾倒，萎頓成一灘爛泥，這確實使我感到莫名的快意，我也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呼喝中努力編織他的罪行，卻苦於無跡可尋。

鬥爭會氣氛很激昂，內容卻很空洞，大約是曾經他調教的、現已升至高年級的學生揭發他鼓吹「白專道路」，宣揚「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何時何地又吹噓過他所輔導的代數競賽小組得過全市第幾名……如此革命、這般鬥爭，連我這無知少年都覺得氣氛漸地有些無聊。殊想不到，須臾奇峰突起，一個高一女生站出來，面紅耳赤地指控梁老師在某一學期的晚間自修補習時猥褻過她。此言一出，登時擦燃了眾人的道德火花，人人雙眼充血，吼叫聲格外宏大起來。我眼前一晃，只見一個青年教師搶上幾步，一腳將有點年紀的梁老師踢倒。於是，更多的拳腳招呼上來了，伴隨著撕裂空氣的咆哮和橫飛的唾沫，梁老師哀絕的臉上佈滿了仇恨的口水。我們這班的同學全都呼拉拉站起來了，既震駭又激動，跟著齊齊吼叫。這是一種最為形象的直觀教育，革命原來可以如此，以後很多很多的行為都不在話下了。

隨著文革狂瀾既倒，其後更多的老師與學校領導被打倒和鬥爭，他們淪為黑幫分子是常態，反而能倖免的倒是異數了。革命所創造出來的罪名數不勝數，批鬥牛鬼蛇神再也無需「性騷擾」之類的道德助燃劑了。可怖的是鬥爭的形式一波比一波更加火爆和殘酷，簡直是鼎鑊在前！相比之下，煎熬梁老師的那口大鍋裡僅是「溫吞水」而已。

在那個狂飆年代，我若成為紅衛兵的一員，在「打倒」和「橫掃」行動中衝鋒在前的話，這堪稱革命之子，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我怎也料想不到，連初一學生也可以成為被革命的對象！

不堪回首桃李劫

一九六六年夏天，磅礡的熱風席捲全國，社會動盪不安。中共中央不斷發社論與文件，告誡工農群眾不要阻撓「革命小將」的造反行動。足見當時的普通老百姓們都瞠目結舌，不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伊汝胡底，甚至頗有牴觸，直到時代的奔雷在他們頭上炸響，這才曉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道真的降臨了。

鬥爭狂潮從比較容易被指認的革命對像那裡氾濫開去，小將們開始彼此扭打和纏鬥。要說紅衛兵拉桿子立山頭乃至兵刃相見，還是下一年的事。革命之所以為革命，就是總要有人的命被革，不斷地篩選出一些類別打入另冊，以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我和另一個同班同學很要好，他的父親是畫家，在第一波揪鬥潮中就被放倒了，他家門框上釘著侮辱性的「牛鬼蛇神」牌子。這位同學的日子不好過，在所難免。卻沒料到才開始學生鬥學生，就揀中了我們這一對。

八月間，初一學生的鬥爭會開鑼。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十三歲左右，卻要奮勇地經受革命洗禮了。他們要鬥爭的主角是畫家之子，我是陪鬥的。但我的倔強抗辯卻令自己升級為批鬥的首犯。其間細節情境，我沒齒不忘——我與周圍這一張張少年臉孔朝夕相處了一個學年，在課室裡操場上都是同學和玩伴。此時此際，革命扭曲了一切。我被喝令站起來，照例要低頭，報上父母成份，現在下場怎樣，等等。其時我父母還沒怎麼樣，胸腔裡一股底氣便硬朗起來。我拿著《十六條》小冊子張口就琅琅而讀，要和全班一起「學習」。大家便不忿，覺得此子太囂張，更有人喊：打他！竟然沒有打。我想，這是自己宣讀《十六條》文獻佔了先機，「要文鬥不要武鬥」，言猶在耳，要打也等下次再打好了。

現在說來，鬥爭會上的回合都很無聊淺薄，一群稚嫩少年實在斗不出水平來。我只是冷眼窺破三五個呼喝得最凶的同學，特別是最先喊：「打他！」那一位，他們的家庭成份往往比我的家庭出身還要糟糕，大抵是跟「幾類分子」那頭可以扯上關係。既然開始學生鬥學生了，就保不定也會鬥到自己頭上的，於是就搶先一步，以最激進的態勢去佔領政治制高點。世道人心——這是我涉世以來頭一次驚心動魄的解讀。

下一輪的批鬥尚未確定日子，卻見文革巨瀾轟隆有聲，其間充滿戲劇性的跌蕩，最有意思的是，最早組建紅衛兵組織的那些骨幹學生，忽又被革命的激流沖刷到河床的彎道去了，原先被打壓的一派學生憤而造反，其姿態行狀比前者愈加悍烈火爆——我本來可劃入這一營壘，但是，當其時五湖四海的「革命大串聯」，要比「橫掃」「打倒」的紅衛兵殺氣更加吸引我。

夏天過去，革命狂潮仍在巔峰，學校並沒有復課，於是我就跟著另外一間學校的學生一同「革命大串聯」去了……一九六六年就這樣在喧囂與紛亂中走過，卻不曉得還有多少故事在等著我。

一川逝波流日夜

文革在繼續深入，天下大亂，而且「越亂越好」，因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比任何時候都好！」在諸如此類的「最高指示」及社論語言的煽動下，文革高潮迭起。「一月風暴」之全國奪權；大規模的血腥武鬥；再到軍事管制……毛澤東居然為「全面內戰」擊節叫好，而且要「七、八年再來一次」，在無產階級專制下繼續革命將要制度化。

然而，盤古開天的老紅衛兵們再革命下去，真有點要「老」的意思了。就像胡錦濤，本是清華大學留校的政治輔導員，身份仍然是學生幹部，這麼一鬧騰，就留校革命了三年。這幾屆學生總要有個去處，於是「最高指示」又來了，像胡錦濤去了劉家峽水壩工地，李肇星去了牛田洋軍墾農場，而數以千萬計的「老三屆」學生則被遣散到「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了。

我被分配到西江流域的一個水鄉，我們這群知青乘船沿西江溯流而上，到埠後登上基圍，遼廣的三角洲稻田就在眼底展開，一直延綿到遠處的山邊。據說這裡原來並不窮，但我們才到兩年，就眼見著它在「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中迅速凋敝和窮困下去，我所在的生產小隊竟至於淪落到每個工分只值兩分錢——當時剛夠買一盒火柴！

在生產隊倒是沒有開過批鬥會了，凡有階級鬥爭的活展覽都會召集我們去公社參加，那除了鬥爭會就是什麼公審大會，前者還罷了，凡是公審必以槍決而結束。我不記得那些被槍斃者的罪名，倒記得魯迅所寫的《藥》，以及他在雜文裡為中國人喜歡看殺人而痛心疾首。就我所見，中國人果真是喜歡看殺人，當槍聲響過，來自四鄉的青年和孩子歡呼雀躍，拔腿奔向殺人現場，倒不是要蘸「人血饅頭」，而是要看死屍，或至少要看到泥土上那一灘激射的血箭；而孩子則要爭撿子彈殼……這就是我們所接受的「再教育」之一種。

當地的貧下中農並不接受我們，如同我們不怎麼接受他們。對於那個水鄉的記憶，就是「學大寨」和「以糧為綱」，把魚塘翻種禾稻；還有就是家畜的「公欄私養」，這是從省革委傳達下來的新花樣，即各戶把自家的豬都集中到一個豬欄裡，卻還各戶去給自家的豬餵養飼料，但豬欄「集體化」，豬糞就不會流失，如此這般，就對以糧為綱有了幾分貢獻了。關於水鄉「學大寨」運動的印象，大概只有紫雲英是美好的。這是一種綠肥，晚稻收割後，田野紫色繁花開得如火如荼，開春犁地紫雲英便化為肥料——這唯一美好的事物現在反而失傳了。

兩年後，我轉赴海南島，此為知青生涯的另一站。我棲身於五指山脈深處的一個軍墾連隊，在那裡墾荒種橡膠——那年我十七歲。

歲月河山入夢頻

羅大佑有一首歌《愛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鬥爭的日子裡，你要好好保護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觸良多。在海南軍墾兵團的「崢嶸歲月」，此間的批判鬥爭之頻密，令人惶惶不可終日。我終於沒能好好保護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運動中，我被歸類為鬥爭對象，不過還只是從犯，首惡是一個已經戴罪在身而在連隊改造的老會計師老林，據說他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全海南島僅有的兩個註冊高級會計師之一，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請他過去為宮廷開支作審計。我在五指山幾年的艱辛歲月裡，老林是我的忘年交，他見聞廣博，有一肚子故事，古典文學根基也很扎實。我們出工放工經常在一起。

在日據時期，越南保大王朝是親日的，儼然是日寇的傀儡政權。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憑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動透頂」，老林居然曾受聘於這個腐朽王朝，便是想不當牛鬼蛇神也難了。老林自四九年後是「內控」人員，雖然在海南島仍為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滿門，但日子早就不好過。文革一來就被打倒，發配到最偏遠的山區深處來監督勞動。每逢新一波的政治運動，老林必是批鬥對象，已屬死老虎。但這一次的罪名多了新款式，是對知識青年進行「精神腐蝕」。我自然就是被「腐蝕」的那一個了。我和老林被連場批鬥，身心交瘁。

有一個細節要交待，老林頭髮斑白的後腦勺天生有一個肉瘤，形狀比雞蛋略大。據知在我未到海南時，老林在鬥爭會上已被造反派懷疑這肉瘤裡藏著發報機，要生生剖開來「徹查」。別以為這是虛言恫嚇，在文革瘋狂的年代，這是完全可能做得出來的。

在這一輪的連隊批鬥會裡，再次有立場堅定和鬥志激昂的積極分子舊話重提，威脅要用橡膠割刀活剖老林的肉瘤。我雙腿顫慄，冷汗淋漓，實在抗不住了，在連隊百多號人的怒吼威逼之下，終於囁嚅「交代」：老林的確跟我說過，在越南時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劇場看戲，包下好幾個包廂，他是聘來的會計師，也有禮遇。他的座席旁邊這個包廂坐的據說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無心於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廬山真面，但因包廂的設計角度，他最終未能如願，只看到王妃垂在護欄上的纖纖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細緻……這是老林告訴我的軼事之一，還有天南地北的更多故事，我都不能往外掏出來，自忖挑這一個最輕描淡寫的段子，好讓自己過關，也讓老林就坡下驢，反正他早就是死老虎一隻，也不在乎多出這麼一個小故事（關於批鬥會始末，見《深山老林的故事——文革瑣憶之二》）。

事態大致如我所料，老林循例被「深揭狠批」，繼續監督改造。我雖被打入另冊，卻免予戴上什麼帽子。然而多年以後我仍縈繞於心，為自己十八歲時的怯懦而懺悔不止……文革恍如一個超級大舞台，在裡頭沒有獨善其身的看客，大家都是演員。

四十年後，萬勿再拿「四人幫」和毛澤東來做托詞。誠然，我們曾經受過蒙蔽，但是文革長達十年之久，全民亢奮，舉國癲狂，竟至於「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整個民族的生死歌哭迄今仍在耳畔迴盪，這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說到底，我們都應該反省和承擔自己的那一份罪責！

……我終於離開海南島了，文革卻尚未結束。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能在苦難與痛悔中救贖自己的靈魂？

十年未解千歲憂

一九七五年，我回城進了一家製造鎖工廠當工人。其時天下紛紛，什麼「評《水滸》」，反「投降派」，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以我所見，至少在工廠裡以及在坊間的街談巷議裡，「革命」已不是個好東西，人們的心理疲態已到了臨界點，差一寸半分就進入逆反狀態了。

說來也算歷史性的機緣，一九七六年，我在無法排遣時代的苦悶與憤懣之際，塗畫了一些詩詞，都是格律欠通的青澀之作，裡頭卻充斥著對歷史的反叛和對現實的質疑。那時候，有一女子從北京來廣州玩，認識了我。她也是知青，剛從延安回京，我們不知怎的就談到一起去了。她帶走我這一組「反詩」——我們都始料不及，天下風雲突變！她回京不九就爆發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她像眾多熱血青年一樣，在廣場奔走，張貼傳單，其中就有我的多首「反動詩詞」在內……

劫難臨頭了，天安門廣場血濺十步，恐怖氣氛籠罩了整個國家。北京市公安局發下了通告，層層傳達，其中列出十篇至為反動的詩文的影印件，排在第一的就是廣為傳誦的「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我的其中一首「反詩」也赫然上榜——我們自知無幸，早晚也是一個死，便乾脆在這一年的九月相約重聚於北京。

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個晚上，我在北京女朋友的家翻閱她家收藏的禁書，這時來了個客人，看來很熟落，但來人看見有我這個陌生人在，便不好啟齒，但閃爍其詞拖拉了半晌，終於還是忍不住，把主人拉到廚房裡關上門嘈嘈切切咬了半天耳朵……不旋踵，我就知道「四人幫」被捉起來了！

天下陡然一變，沉滯的國脈恢復了搏動，我那段日子就在北京，身歷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大轉折。儘管當時「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尚不肯宣佈文革結束，還要「繼續革命」下去。但舉國上下人心所向，文革實際上已壽終正寢了。

從那以後，中國發生了連番巨變。令人扼腕浩歎的是，集權政治制度卻依然如故，宛如長滿銅綠的古鼎，沉重地壓在中華民族的命運線上。猛回首，文革劫灰恍已凝固為記憶的岩層，但中國上下幾輩人都未曾認真清理過這創巨痛深的歷史，因為這是不被允許的。

去歲大張旗鼓地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今年隆重紀念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紀念長征勝利七十週年。唯獨不得紀念和反思四十年前的文革夢魘。在極權思維的羈絆束縛之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樣的國家，是不會有長進的。(待續)

（寫於200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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