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

民營企業實力壯大

中共實行重經濟輕政治的改革戰略，正在受到內生的民營企業的合力挑戰。據六月八日《南方周末》報道：基於鄉情和地緣，中國大陸民間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浙江商幫、閩南商幫和珠三角商幫。其中浙江商幫是公認的第一大商幫，僅此一家商幫就掌握著六千億人民幣的投資額。各商幫在許多省份都設有獨立的商會，凝聚著成千上萬財大氣粗、咄咄逼人的商業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會會長都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江西的浙江商會現有八百家會員企業，其中一百多名會員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興的商會基於自身利益的訴求，憑藉強大的經濟勢力，迫使當地政府坐下來與他們進行談判，強力爭取公共政策的話語權。

商業精英的政治空間

商幫壯大符合中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戰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員招商引資、擴大政績的胃口，這就為商業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長空間。貴州的浙江商會會長葉森林說：「許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願意聽取我們的意見，甚至有地方官員拍著胸脯向我們保證，自己的電話就是浙江商人的『一一九』。」商會與被稱為「二政府」的所謂「民間社團」的各類行業協會，有很大不同。二００一年，異地商會被民政部作為試點，首先在新疆和甘肅成立浙江商會。商會的最大特點有四：一，商會會長通過會員企業民主選舉產生，按照程序辦事；二，內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沒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員擔任職務；三，商會的作用是與政府進行有效溝通，替會員企業維權；四，商會獨立於政府體制之外，而不受制於政府。

商業精英願意進入人大、政協，是出於名譽、經濟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專制制度框架下，商業精英不可能進入中共的官員序列，顯然，這些民間商業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賄獲得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截然不同。他們更樂意進行公開化、陽光下的談判。他們強大的經濟勢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相稱，於是，他們主動尋求與其經濟影響力相匹配的社會影響力，這只有通過對當地的公共決策的話語權，才能夠擴張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因此，人大、政協是獲得談判資格的唯一平台，而這正是各級政府和官員求之不得的。雙方各取所需。官員的任期有年限，而商業投資是長期的，因此，在現有的政治格局中達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處於弱勢的文化精英

商業精英開拓了嶄新的、更具實效的維權模式，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社會弱勢群體的上訪、訴訟、喊冤、遊行、絶食等維權形式，呈現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運作準則。商業精英這種符合中共遊戲規則、直接參與的維權模式，直抵中共政治制度內核，遠遠高於文化精英的維權智慧和手段。維權，文化精英很早就有作為，但自身受犬儒病、軟弱性等文化傳統制約和招安、進諫、謀臣等功利思維局限，目前並不具備如同商業精英那樣強勢的、獨立的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價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個個被投進監獄，甚至被屠殺，結果卻使自己的維權路徑愈見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雖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權利回歸。對公共政策擁有話語權並最大化，是商業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訴求，而知識資源與經濟資源優化組合，使雙方聯盟成為可能：減少維權成本和偏差；使維權的層次、質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會普遍性。

依中共法律維權是死胡同

體制內的文化精英並不足道，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屁股決定大腦，在中國絶對是真理。體制內文化精英的利益選項，使他們本能具有搖擺性和投機性。他們恪於身份、地位、名譽，不願冒很大的風險，不可能與商業精英結盟。依仗自身佔據的資源，他們完全可以獲得名譽和實惠。體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識份子）數量稀少，勢單力薄，一盤散沙，陷於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語隔絶或資源貧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訴苦」、「抗議」、「揭露」、「回國」、「免於恐懼」的低等級、低層次進行維權，並且維權路徑單一，特別迷思於通過法律訴訟維權，集體缺乏對中共流氓、無賴最本質的共識。近年，高居全球榜首的中國政治犯被以各種莫須有罪名重判，遭受迫害、綁架，這些都已經證明法律維權是一條死胡同。必須超越中共的遊戲規則（包括法律），與社會上的優良、強勢群體聯手維權。

知識精英圈子化、功利化、封閉化，內耗、分散了集體力量。一些知識分子喪失對信仰和真理誓死捍衛的決絶信心，中共苛酷鎮壓固然是主要原因，視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維權不是奪權，而是天賦權利的自然歸還。文化精英應自覺摒棄自私狹隘、個人膨脹、門戶利益、優越感等局限，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資源，超越現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權、民主、自由的高度展開維權，否則，將陷於迷宮，重踐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悲劇，自生自滅，再為奴隸；或者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戰友被不斷投進監獄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話語權、政治和經濟資源匱乏，使得體制外知識精英越來越邊緣化。公民社會，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是合理、本真狀態，他們是自願邊緣化，猶顯出對公民社會非常寶貴、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態和獨立性。而中國知識精英一則被官方體制自然劃分為內外兩派，二則是不能見容於獨裁政府，遭受排擠和打壓。他們是被迫邊緣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首先是以發表出版權、個人收入、學術地位、單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喪失為表徵的，與西方社會知識精英的邊緣化，含義完全不同。

優勢資源的聯盟

免於恐懼（因言治罪）等同於免於坐牢，可以直接印證邪惡政權是多麼的強大和恐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獨裁國家，中共綁架了十三億人民跛足前行；中國是全球關押政治犯最多的國家，中共建政五十七年，關押、殘殺的持不同政見者，數不勝數；中國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識分子最多的國家。但是，中國的文學、音樂、電影、繪畫在世界面前卻是一片黯然，沒有震撼人心的偉大作品，讓世人瞭解中共的罪惡和中國人民的苦難，這是所有中國人巨大、持久的悲哀！

體制外文化精英中並不乏具備骨氣血性、才華橫溢、組織領導、品質出眾的翹楚。他們的眼光、身姿不該滿足於低層次的個人「對抗」中，與商業精英聯手維權，首先爭取言論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選擇。商業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層次和職業水準，再上台階，他們的個人身份已愈加模糊，商業才幹和人文素養兼而有之。這使得他們的權利意識非常迫切和明確。文化精英和商業精英的聯盟，只是一定時期的優勢資源的合力集聚，而分道揚鑣，將是必然的，不是誰拋棄誰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公民社會中角色定位的必然分離──回到各自在社會中本來應該扮演的角色中去。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對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強盛公民意識的社會精英而言，正當其時。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７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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