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7日訊】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布殊舉行了日美峰會。會談結束後，發表了題為《新世紀的日美同盟》的共同聲明，宣稱日美關係作為「歷史上最成熟的兩國關係」，要在「自由、人權、民主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等「普遍價值觀」和「反恐勝利、市場經濟推進、人權維護、能源安全」等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謀求建立超越安全保障的、在國際事務的所有問題上全面合作的「日美全球同盟」。所謂「日美全球同盟」乃二○○三年五月兩位首腦在德州布殊的牧場會談時的表述，此為第一次以共同聲明的形式明文化、明晰化。

「小泉外交的總決算」

兩國首腦呼籲朝鮮在彈道導彈發射問題上「自制」，敦促其盡快無條件回歸六方會談的框架，做「國際社會有責任的一員」；對於伊朗核問題，雙方同意通過對話解決問題，說服伊接受六國一攬子優惠方案；對於在經濟、軍事兩方面同時崛起的中國，聲明宣稱要通過美日合作的強化，激發中國的活力，以資維持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定。儘管兩國從各自角度重彈「利益攸關者」與「中國的經濟成長不是威脅是機遇」的調子，但聲明中依然不乏諸如「促成、支持亞洲的歷史性變革」等泛指中國的牽制性措辭。

此為兩國首腦第十三次會晤，也是小泉在首相任內最後一次訪問美國。對這位即將於九月「下野」的首相來說，此次訪問不啻為「小泉外交的總決算」（安倍晉三語）。五年多的時間，對內，開放美國牛肉市場，從基地到預算，全面協力駐日美軍整編；對外，積極配合美國的全球反恐，不僅把海上自衛隊派到了印度洋、陸上自衛隊派到了伊拉克，在新的《防衛計劃大綱》和有關駐日美軍整編的協議中，日本還進一步承諾對美在海外軍事行動將提供更大的幫助。小泉政權五年，日美同盟逾越了「區域」的藩籬，經歷了戰火的洗禮，作為戰後日本外交的柱石，被坐實做大，成為名符其實的全球定位的軍事同盟。以此為後盾，日本不再滿足於此前的角色，開始頻頻對國際社會出重牌、出狠牌，追求更大的發言權和更富「責任感」、「自我實現感」的「卓越」表現。儘管挫折不斷（如「入常」工作、對亞外交等），但不可否認，日本已然在「普通國家」的道路上邁出了最初的、也是堅實的幾步，其邁向二十一世紀國家戰略目標的方向性已經確立，且不可逆轉。

「小泉—布殊體制」現高潮

正是在這種「繼往開來」的時候，小泉踏上了他的訪美「謝幕」之旅。日美同盟的空前強化，無疑是「全身而退」的小泉留給其政治繼任者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如何把在某種程度上以兩國首腦的私人友情維繫的「蜜月同盟」進行到底，並鏈接「後小泉」時代政治資源圖譜，確保其作為日本在二十一世紀實現「總保守化」的國家戰略轉型的恒久支撐，是小泉本人在「小泉—布殊體制」行將落幕的時候，留給「後小泉」時代日本政治掌舵者的一份考卷。

為迎接盟國領袖在任內最後一次「沙喲娜啦」（日語「再見」）來訪，美國不惜以「國賓」待遇款待貴賓，禮數之周詳甚至超越了傳統東方人待人接物的古風。三十日，總統夫婦親自陪同這位貓王「超級粉絲」的客人乘總統座機「空軍一號」，參觀了位於田納西州孟菲斯的埃爾維斯‧普雷斯利（貓王）的故居，把「蜜月」的氛圍推向了高潮。

對布殊來說，在如何接待小泉的問題上，的確拿出了其對於別國領導人所能做到的最溫柔、最個人化的身段，可謂給足了面子，與四月接待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訪問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對此，美《華盛頓郵報》破例發表長篇報道，稱此為「與武士與牛仔的罕見關係相匹配的收場」。但同時卻不忘指出，兩位首腦彼此有一個「共同點」，即「固執己見，絕不認錯」。

「後小泉」時代日美關係空洞化？

美在全球範圍內發動反恐戰爭，尤其是伊戰爆發三年以來，世界局勢為之大變。當時以所謂「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為出發點，集合在布殊麾下的國際親美核心存在，已紛紛謝幕：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納爾、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克尼的身影已在政權交替中消失。繼小泉九月引退之後，英首相布萊爾也將在明年面臨「退陣」。對於一向背對著國際協調的美國外交而言，曾承擔重要角色的堅定「盟友」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凸顯並深化了布殊主義在國際社會的孤立。

而與此同時，對日本來說，「小泉—布殊體制」的終結及最近一段時間以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為代表的華府「知日派」的集體退場，永田町已經在擔心「後小泉」時代日美關係空洞化的問題。

據美議會方面透露，今年四月，日方曾向美方打探、確認過小泉訪美之際，在美眾院大廳，對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正式演講的可能性。而圍繞小泉究竟是否會在引退前、「八‧一五」（日本戰敗日）前後再次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美方的態度越發嚴峻，甚至作出了牽制日本的姿態。五月十二日，美眾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亨利‧海德曾致函眾院議長丹尼斯‧哈斯特爾特，作為實現日相在美國會演講的條件，要求小泉明確表態「不參拜」：如其在美國會演講的數周後，復去供奉著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甲級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參拜的話，那不啻是對在珍珠港被襲後於同一個地點舉行了羅斯福總統著名抗戰演說（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翌日，羅斯福總統發表的「屈辱日」宣戰演說）的美國國會的羞辱。此事看似偶然，卻構成了導致小泉國會演說計劃流產的直接動因。

「靖國神社問題也是美國問題」

事實上，在上述亨利‧海德信函被披露之前，美國確不曾參與過有關靖國神社問題的爭論。但隨著小泉「將靖國參拜進行到底」的姿態的日益僵硬化及其對日本亞洲外交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日益表面化，美國開始介入，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出來發言，甚至表明「靖國神社問題也是美國問題」。

對美國來說，美國的國家利益正受到靖國問題的挑戰和損害。因為，第一，美國不願意讓「利益攸關」的對華關係承擔中日關係惡化的風險；第二，美日間靠同盟關係的構築和強化換來了對歷史問題屏障的超越，與中國也要摸索同樣的道路。因此，確保強有力的日本和正在崛起的中國的關係不惡化，才是美國戰略利益所在；第三，靖國神社問題的本質，是美化戰爭。而任何對過去戰爭的美化，對戰爭歷史的改寫，都是對美國主導的戰後民主體制的挑戰；第四點最為重要，靖國神社問題使日本在戰後靠和平主義和勤勉工作才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取信於國際社會的道義資源喪失殆盡。而日本在道義立場上的後退，不僅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崛起，更會損害與日本共有價值觀與利害的美國的國家利益。

總之，靖國神社問題未成為日美首腦會談的主要議題，未嘗不是東道主對盟國領導人在私誼層面上惺惺相惜的「體恤」，但問題肯定是存在的。對此，日本也心知肚明。對於即將於九月登場的「後小泉」政權的競爭者們來說，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規避靖國神社問題競選綱領化的風險。而種種跡象表明，在此問題上與中共方面的「調整」，也正在水面下展開。

（作者為北京獨立撰稿人）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７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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