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落日中》 袁紅冰著
三、英雄崇拜和「弒父」情結
特古斯將軍是一位蒙古王爺的兒子，少年在瀋陽讀書，後考入一所日本軍校。三十年代，他率領的蒙古騎兵隊，成為日軍膽寒的敵人。「或許只因為共產黨的旗幟也像草原上的山丹花一樣，是紅色的，特古斯帶著他的騎兵隊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解放」後，他成了共產黨政權下的一位將軍，內蒙古獨立騎兵師師長。1959年，因拒絕率領騎兵獨立師鎮壓西藏的宗教暴動，被解除軍職，擔任沒有任何實權的內蒙古政協副主席。
儘管許多蒙古人，特別是一些以內蒙古獨立，或者以內外蒙古合併，重建大蒙古帝國為目標進行政治密謀的蒙古人，私下裡都把特古斯將軍視為蒙古民族的精神領袖，但是，特古斯將軍卻從來不參與那些政治密謀活動。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因為他對政治有一種極端的厭惡感。他覺得，如果進入政治密謀，就必須用政治理性掩蓋真實的感情；就意味著必須使自己變得虛偽，變得詭詐，甚至卑鄙，歡悅的時候不能放聲狂笑，悲哀的時候不能仰首痛哭；同時，為了實現政治密謀的目的還必須在官場上週旋，以逐步掌握權力，而按照這種邏輯，他在五九年也就不應該拒絕執行率部鎮壓藏民宗教暴動的命令，因為那使他喪失了軍權，而軍權對於實現政治目的至關重要—— 總之，參加政治密謀就必須以生活在虛假中為代價，但是，他無論如何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或者說，他的個性使他無法承擔為政治密謀而必須承擔的虛假的生活。他不能放棄表現真實情感的權利，即使為了高尚的政治目標也不能。因為，他確信，如果長期習慣於虛偽和詭詐中，即使高尚的政治目的最終得以實現，他也會因為忘卻了、失落了與他生命血肉相連的真實情感而痛悔。
特古斯將軍不願意參加以重建大蒙古帝國為目標的政治密謀，其另一個更深刻的原因則在於他的哲學觀念。從無數次日球沉落後在天際呈現出的蒼白而空洞的寂靜中，他深刻地領悟了生命的虛無。他以悲愴而蒼涼的情懷確認，生命的意義只在於虛無前的瞬間的優美；只在於以燃燒著美麗詩意的狂放舞步，舞進虛無；只在於用那為生命美的理想而獻祭的血，將虛無染成殷紅。所以，他不能接受重建大蒙古帝國的政治觀念，因為，蒙古英雄史詩已經創造了無與倫比的雄性之美，已經使歷史湧現出了燦爛的瞬間，已經完成了一個偉大命運的意義，而重演的戲劇是乏味的，即使是能令落日為之垂淚的美麗的戲劇，在重演中也必定是乏味的。
如果說特古斯將軍有甚麼同政治相關的希冀的話，他只想用真實的情感點燃漫天野火，使窒息蒙古文化的共產黨政治化為黑色的灰燼，然後，在高原上為蒙古英雄史詩雄烈的鬼魂，找一片青銅色的遼闊的墓地。而他願意作一個守墓人……如果這個願望不能實現，他就將用自己的生命鑄造一次悲愴而美麗的死亡，作為給秀色已經到凋殘的蒙古命運的最後獻祭。
特古斯的長子巴特爾，「三年困難時期」帶著蒙古姑娘莎仁越過邊境逃到外蒙古。但是，剛越過邊境就被狼群咬死了。莎仁姑娘則被同樣也是共產黨政權的外蒙古當局遣送回來，判了十八年徒刑，關在勞改營服苦役。他的第二個兒子阿木古楞，是他被日軍打傷後，與那個救護了他的蒙古女子塔娜一夜情的結晶。巴特爾死後，特古斯把對兩個兒子的愛都給了阿木古楞。但當阿木古楞從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美術系畢業回來後，精神上的變化卻使特古斯將軍極度憤怒。當阿木古楞藉口繪畫需要色彩而南方色彩更濃郁，因而和未婚妻白紅雪要去南方工作時，特古斯用輕蔑而冷酷的語調說：「一個想要逃離自己民族痛苦命運的懦夫，一個眼睛裡的火焰已經熄滅了的人，竟然還想成為藝術家！」
「爸爸！」阿木古楞突然直視著特古斯的眼睛－－這還是他這次回來後第一次直視父親的眼睛，提高了聲音，激動而痛苦地說：「如果不到南方去，我也會像大哥巴特爾一樣……」
「閉嘴！」特古斯猛然從沙發上站起來，暴怒地咆哮著，打斷了阿木古楞的話：「你不配提到你大哥！」
特古斯被他的朋友，另一位蒙古英雄朝魯稱讚為「草原之鷹」，名副其實；阿木古楞在蒙古語中的意思是「鷹」，但他少年時代就已經表現出的雄鷹性格，卻在共產黨奴化教育的熏陶下,逐漸變得學會世俗利益的考慮而喪失殆盡了。
真正具有英雄性格的蒙古人，並非希望兒女們長得像自己，他們崇拜蒙古人心中永遠的英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人的文化和傳說中已經成為神話。潮洛蒙活佛為格拉吟唱他的父親，草原上的游吟藝人關於蒙古族和成吉思汗的讚歌：
「一些部族的身影也曾出現在高原荒涼的天邊，但是，又都匆匆消失在地平線上動盪起伏的野草中。因為，他們的意志還不夠堅硬，他們的性格還不夠狂烈，他們還不能以雄性的驕傲使美麗的高原垂下頭顱。許多年過去了，額爾古納河銀色的波濤中走出一個剽悍的部族。但是這個部族的一支最後也退出了高原，在高麗半島秀美的風光中，他們由豪邁的雄性退化為溫柔的東方美女的形象。這個從銀色波濤中走出的部族的另一支，在同異族的搏戰中全部死去了，只有一位少女沿著額爾古納河，逃向高原的深處。在茫茫的草原上，少女同落日的靈魂化成的神牛交接，生下三男二女。這就是蒙古的祖先，這就是聖潔的尼侖部落的創生。尼侖部落的女兒天生俊美，彩鳳般秀長的眼睛裡閃耀著額爾古納河銀色波濤的風韻；尼侖部落的男兒天生神勇，同虎豹搏鬥是他們野性如狂的樂趣，而聖主成吉思汗則是他們的輝煌太陽。猩紅的雷電在蒙古男兒眼睛上刻出峻峭的意志；秀色如銀的飛雪使蒙古男兒面容冷峻如鐵；在金色的風中湧向天邊的草浪，讓蒙古男兒的心長上嚮往遠方的暴風雨的翅膀；地平線上那被落日點燃的翠綠的白樺林，激起了蒙古男兒在無羈的狂奔中追求雄性之美的渴望。聖主成吉思汗呵，以蒙古勇士噴湧的血為火焰，以蒙古勇士被刀劍劈裂的白骨為鐵錘，在金色的朝日中鑄造出了蒙古英雄史詩。從此，這片高原才有響徹萬里雲空的名字——『蒙古』；從此，這個高原才成為地球之額上的高貴的王冠……。」
女舞蹈家烏雲的客廳，長期以來就是關心蒙古命運的知識份子、藝術家和一些大學生週末的半公開沙龍。這天，色斯娜帶阿木古楞來到烏雲的客廳，已經有十幾位客人在座。詩人圖門正在發表關於成吉思汗的演講：「二十萬蒙古鐵騎就橫掃了世界，就在幾個世紀前，成吉思汗用雪亮的戰刀劃出了北臨北冰洋，西至維斯瓦河和多瑙河，南到波斯灣和印度洋，東達太平洋西岸的遼闊帝國。蒙古英雄史詩證明了，成吉思汗的戰刀比愷撒大帝的劍和秦始皇的矛更鋒利；從青銅色的太陽中獲得生命靈感的蒙古勇士，比西方蒼白的人種和皮膚枯黃的漢人更神勇。」圖門認為，僅僅過了幾個世紀，蒙古命運之星隕落，蒙古的榮耀凋殘，蒙古英雄史詩的歷史就被遺忘的重要原因，是蒙古民族沒有用自己的文字和感情書寫的歷史。他確認蒙古命運的復興，要以文化的復興為先導。
烏蘭巴干是內蒙古文化廳的處長，通過竭力迎合共產黨和為自治區總理雲召樹碑立傳爬上官位。為了按官方標準表現自己的政治正確，他覺得必須說一些反駁圖門的話，於是用漫不經心的語調打斷了圖門的演講：「蒙古的那段歷史畢竟是同侵略和血腥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圖門讚美成吉思汗無非「想證明侵略別人是值得讚美的事情。」圖門則反駁說：「為甚麼凱撒大帝受到崇拜筆調的描寫，而蒙古鐵騎僅僅被視為一種罪惡？這只是因為，凱撒大帝的歷史是由羅馬文明的情感書寫的，而成吉思汗的歷史卻不是由蒙古的情感書寫的。」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政治含義的生命是短暫的，將隨著歷史事件一起消失,被逝去的時間埋葬，而歷史事件的人文內涵卻在創造人的精神形象、人格形象的過程中，成為超越時間的常青之樹。「我讚美的是蒙古史詩用狂烈而美麗的野性鑄造出的、金色猛獸般高貴的人格。那種能令太陽黯然失色的不斷追尋新的地平線的激情；那種能令冰雪都燃燒起來的灼熱的奔放感；那種雷電也劈不碎的意志；那種敢於用胸膛撞擊命運之劍的英雄氣概——這些才是蒙古英雄史詩的人文內涵，才是歷史神壇上的聖火，才是對人類精神的美化具有價值的歷史遺產……。」
對男人來說，固然是「英雄惜英雄，好漢惜好漢」，但最瞭解成吉思汗的卻是那些用她們的美麗生命和沉醉愛情傾心於草原英雄的蒙古美女。特古斯將軍的妻子說：「歷史學家是多麼不公正啊，他們居然把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稱為『黃禍』！要知道，蒙古鐵騎儘管踏碎了世界的文明，但也同時踏碎了無數頂罪惡的專制王冠；儘管蒙古英雄業績沒有建立起新的公正，但卻創造出了最神勇的男兒。那像雄豹一樣端坐在馬背上，佇立在歷史荒涼廢墟中的蒙古勇士的身影；那冷峻地注視著天際深紅落日的蒙古男兒青銅色的目光；那從太陽中採掘出來的金礦鑄成的高貴的雄性之美，難道不是比一切殿堂的遺蹟，比一切詩歌和小說，都更有價值——對人類文明有價值。難道不是嗎！因為，人性之美才是人類文明最有價值的結晶，才是歷史和文明的焦點，而雄性之美則是人類文明王冠上的明珠，如果不能創造出美麗的人的形象，文明就不值得一顧……如果沒有蒙古英雄史詩創造的勇士的形象，東方的男子該多麼乏味呀！」
但是烏蘭巴干卻用「現實」否定詩意、激情和蒙古傳統中的英雄性格。他的說法是：「人類已經進入科學理性的時代，現實是理性的。所謂激情，尤其是同理性相衝突的激情，不是亡命徒式的衝動，就是小孩子的遊戲……，」令人感到無恥的卻是他竟以自己向權勢者歌功頌德的作品來否定圖門充滿激情的詩歌：「你寫過很多詩，但你的詩只能被人像作竊賊一樣，暗中傳抄，而我的書則公開出版了。這說明了甚麼？說明你的詩是違背現實理性的……。」他們的辯論在升級。
「甚麼叫現實？我的行為就是現實，我的詩就構成著現實！」圖門的聲音顫動著，像一團受傷的火焰，激怒地打斷了烏蘭巴干的話，「而你只把舔漢人共產黨的屁股當作現實！」
烏蘭巴干漂亮的臉上仍然保持著優雅的笑容，他的眼睛裡卻閃爍起惡毒、陰冷的慍怒，但是，他似乎不想讓人發現他的慍怒而垂下了眼睛，繼續用平靜卻又蒼白的聲音說：「甚麼漢人，蒙古人——人就是人，就是以個體存在的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民族是一個注定要消失、而且正在消失的概念。沒有必要為依照理性邏輯必然消失的東西而歇斯底里。你自認為有屬於蒙古的激情，可惜，你的意識不過是從歷史墳墓中爬出來的鬼魂，你的激情只能是屬於鬼魂的激情……。」
當烏蘭巴干轉而嘲笑色斯娜的激情，並大言不慚地炫耀自己「少年時也曾有過激情」時，沒有想到卻引起了阿木古楞發自蒙古文化基因的不假思索的痛罵。
「你？我想－－你的激情只是褲襠裡的那個玩意兒。」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裡的阿木古楞，忽然出人意外地、低沉而陰鬱地說出一句粗話，並且咧開嘴笑了。他知道自己這時的笑容一定很難看，但他仍然笑著，又意猶未盡地加了一句：「你的激情只是褲襠裡那個會漲得像啤酒瓶子一樣的玩意兒！現在，它一定像個啤酒瓶子了－－我敢打賭！」
這個烏蘭巴干就是格拉的生父,只是彼此都不知道。他們雖然血緣上是父子，精神上卻是全然相反的兩個極端。就年齡和輩份，烏蘭巴干也算圖門和色斯娜的父輩。但他們精神上既然如此敵對，在年輕人心裏就難免不產生一種「弒父」情結。問題不在於格拉是否知道烏蘭巴干是他的生父，而在於實際上烏蘭巴干確是格拉的生父，而格拉從一開始就對他產生了強烈的敵意。在朝魯的酒宴上，為了烏蘭巴干不像蒙古人，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最後導致朝魯死亡的激烈衝突。
「您不要再喝了——您的肝不好。」阿木古楞雖然知道他的這句話一定會使父親厭惡，但他還是以沉鬱的聲音說出來了。
特古斯突然暴怒地用拳頭兇猛地擊打在自己肋下，然後，狂傲地說：「一拳就可以擊碎痛苦——甚麼能阻止我痛飲烈酒！」
銀碗中的酒如同藍白色的飛瀑，濺落在特古斯岩石裂縫般的雙唇間。接著，特古斯的目光轉向阿木古楞，他兇悍而輕蔑地逼視著兒子，用冷峻的低音說：「你已經不像蒙古人了——蒙古男人從來不屑於阻止別人喝酒！」
這時，突然響起了格拉高山上的寒冰一樣炫目的聲音：「確實有一個傢伙不像蒙古人，但不是阿木古楞！」
格拉從駝毛氈上站起來，大步走到烏蘭巴乾麵前，又單膝跪下，逼視著烏蘭巴干。格拉銳利的唇角現出帶有殘忍意味的、輕蔑的笑意，說：「你不是在喝酒，你是在舔酒——狡詐的漢人才在喝酒時耍滑頭。」
烏蘭巴干漂亮的臉漲紅了，他慍怒地瞪視著格拉，一時不知該說甚麼。烏蘭巴干很喜歡喝酒，而且喜歡喝烈酒，他常常能喝下一整瓶白酒也不會醉。可是，只有一個人的時候，他才會放縱地痛飲。那是因為，十多年前在一次官場的宴會上，他曾由於喝醉酒得罪了一個上司，從那之後，他便發誓，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喝酒決不過量。今天，他每次都與別人一起高高舉起酒碗，但卻只稍稍啜飲一小口，此時，別人已經喝下大量烈酒，而他的木碗裡的酒還剩下一半。
在格拉兇悍的逼視下，烏蘭巴干眼睛裡的慍怒漸漸融化了，他故意作出輕鬆的樣子，說：「我怕喝醉了酒，就無法欣賞我們蒙古姑娘美妙的舞姿了……。」
「我喝兩碗，你喝一碗——直到我們中有一個倒下去。」格拉聲音中飄蕩著徹骨的寒意，打斷了烏蘭巴干的話。
「不，……我從來不玩這種野蠻的遊戲！」烏蘭巴干眼睛裡掠過一道驚慌的亮光，但他仍然竭力用頗具尊嚴感的語調說。
格拉繼續逼視著烏蘭巴干，慢慢從馬靴的長筒中抽出一柄蒙古短刀，用力向下插去。蒙古短刀穿透厚厚的駝毛氈，刺進沙石中，發出尖利刺耳的磨擦聲。格拉如同一隻發怒的雄狼，露出堅實的、雪白的牙齒，冷酷地說：「不喝酒，就喝血！」
「你想幹甚麼？你想行兇嗎……。」烏蘭巴干慍怒地大聲質問道。然而，當看到格拉眼睛裡那種青銅色的野性瘋狂地動盪起來時，烏蘭巴干的心被生銹的鐵鏈一樣冰冷的恐懼緊緊纏住了。躲避危險的本能似乎使他忘記了保持尊嚴，而顯得十分狼狽地向後退縮著。
這時，朝魯用厭倦的語調對格拉說：「算了吧，今天他是我的客人，蒙古人不能讓客人在自己的宴席上為難。」
「不——，他不喝酒，就喝血！」格拉冷峻如鐵地說。同時，他的手握住了那柄插在地上的蒙古短刀的刀柄。
「我說過了，現在他是我的客人——明天離開我的蒙古包，你願意的話，可以殺了他。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再令我的客人難堪了！」朝魯又一次對格拉說，他的聲音變得嚴峻了。
「不！」格拉充血的眼睛逼視著烏蘭巴干因恐懼而扭曲的面容，語調如同刀鋒般銳利地說：「我說出的話決不收回！」
「好吧，既然如此就同我來對飲！」朝魯暴怒地低吼道：「——向孬種挑戰不是英雄！」
格拉緩緩地將目光轉向朝魯。他直視著朝魯充血的眼睛，堅硬地沉默了片刻，然後，低聲說：「但是，我們要一碗對一碗地喝——我不能侮辱您。」
烏蘭巴干像窒息已久的溺水者被衝上河岸似的，深深地喘息了一下，他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朝魯剛才把他稱為「孬種」，而用一種對待親密朋友的語氣，向朝魯說：「您也沒有必要同他作這種野蠻的賭博……」
「我不想聽到你的聲音！」朝魯厭煩地打斷烏蘭巴干的話，他巨大的手掌揮動了一下，似乎要從空中撕下甚麼骯髒的東西。
這是格拉的第一次「弒父」行為，他的本意只是要用烈酒將這位「孬種」父親的軍，不想卻導致朝魯因飲酒過度而死亡，無意間「弒」了一位「好漢」父輩。
「弒」還是「不弒」？這是一個問題；如果「弒」，「弒」甚麼？這是又一個問題。
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是自由的不共戴天的敵人，而既然人的本質就是自由，因此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也是人類自己的敵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固然現實地表現在專制制度和統治者的罪惡中，卻更深地隱藏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毒害著漢族及漢族之外的各族人民。於是從堅硬剛烈的自由心靈中，不時會升騰起對居於統治地位的父輩的「弒父」情結。關鍵並不在於格拉知不知道烏蘭巴干是他的生父，而在於格拉與烏蘭巴干勢不兩立的敵對情結,一直貫穿於他們關係的始終。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波過去後，烏蘭巴干在政壇的舊靠山，內蒙古自治區主席雲召失勢，於是通過他老婆娜仁花主動「獻身」給內蒙古軍管會主任滕青海，烏蘭巴幹得到了進一步的重用。他向滕青海獻上的「厚禮」，就是編造了一份根本不存在的《內蒙古獨立同盟》的成員名單，把上百萬內蒙古人民拖入慘烈災難。經歷了「蒙古之魂音樂會」鎮壓與反抗的血戰後，以格拉為首的蒙古勇士們，成立了秘密反抗組織「蒙古魂」，在成功地刺殺了兩名鎮壓《蒙古之魂》音樂會的軍官後，他們決定刺殺當時已經爬到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高位的烏蘭巴干，由格拉直接實施。
就在格拉接近目標，儘管由於失密對方已經嚴加防範，但格拉臨場機變，刺殺烏蘭巴干的計劃就要成功時，色斯娜突然出現在烏蘭巴干的前面，用身體擋住了格拉的刀鋒。色斯娜的阻遏行為，出自父親特古斯的命令。特古斯告訴女兒，烏蘭巴干是格拉的生父，一定要阻止格拉。兒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懲罰、更不能親手殺死自己的父親，是漢族也是蒙古族不可動搖的倫理底線。由於色斯娜的阻攔，刺殺沒有成功，格拉和其他八名「蒙古魂」成員當場被捕。
然而小說情節的發展，卻使色斯娜無意之中完成了她竭力阻擋格拉想要完成的事情。就在她趁機刺殺滕青海時，滕青海一把拉過身邊的烏蘭巴干，毫不猶豫地把他推向色斯娜的刀鋒，使她「刺殺」了烏蘭巴干，也就是格拉的生父，而格拉卻是她惟一深愛著的男子。於是色斯娜鬼使神差地刺殺了他心目中的「阿公」。
中國上古時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堯舜之世。那時古人尊奉天道，敬拜「昊天上帝」。鯀用堵的辦法，治水無狀，被虞舜殛於羽山。舜接著起用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輂。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後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史記．夏本記》)鯀雖然是禹的父親，但是禹卻「致孝於鬼神」，而不致孝於生父鯀；他也沒有為自己規定幾個「凡是」：「凡是鯀採用過的治水辦法，都要堅持不變。」惟其反父道而行之，方纔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孔子「孝」的思想，與遠古時代相比，大大倒退了一步。他的原則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如果禹「無改於父之道」，其結果也必被殛於羽山。從虞舜到孔子的變化，在於「五帝」時代是「天下為公」的社會，孔子時代卻是「天下為私」為家的社會,權和利都掌握在君、父手中。忠孝不過是這種權利關係之意識形態表現罷了。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如果父親賢而有德，就不存在「子為父隱」的問題；「三年不改於父之道」，也還罷了，子女不過犧牲一些個人自由而已。難就難在父親缺德甚至有罪，像烏蘭巴幹那樣，作兒女的將何以處？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講了一個尷尬的史實：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實際上，我們每個為人父者，大都像烏蘭巴干和石奢之父那樣不成器，區別只在程度有所區別而已。按照《聖經》教義，生而有限的人，由於始祖吃了智慧果，就狂妄地自以為可以和上帝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就是人的原罪，是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源。人並非生而知之，人的一切知識都是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得的。這些使人類獲得知識的錯誤，包括自身、父輩和祖上的錯誤。檢驗錯誤的方法一是實踐，二是歷史，三是人類不可泯滅的共同的良心和良知。因此，揭露錯誤，研究錯誤發生的原因，人類才能獲得知識而不斷前進。父輩和祖輩的錯誤是我們獲得知識、認識真理之必要而寶貴的資源。但是，「子為父隱」、「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卻使我們把這一資源深埋地下。我們當然反對在肉體生命的意義上「弒父」，但是，必須拋棄對父親、父輩和祖輩的崇拜，因為任何對有限的個人或團體的崇拜，本質上都是盲目的。中國歷史長期停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子為父隱」、祖先崇拜這些自閉觀念的長期存在和無限擴大。
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新一代領袖總是敢於否定前一代領袖的錯誤，不斷獲得新的知識，因而表現得富有朝氣。執掌政權後，新一代領袖大多對上一代領袖懷有「子為父隱」、「不改於父之道」的父輩情結，敷衍因循，保守殭化，越來越喪失活力而導致全面腐敗。惟一值得稱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恰是否定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而恢復了某些朝氣。可笑的是那些沒有出息的「接班人」，總是將其前任「父輩」殘缺的思想當作寶貝，像柳宗元筆下的蝜蝂那樣使自己不堪重負，使這些「寶貝」縱非體內腫瘤，亦為身上贅肉。
中國人早就苦惱於「忠孝不能兩全」。狹義的忠是忠於君主，廣義的忠是與人共事的原則，最高的忠則是忠於人的生命本質自由、真理。於是東漢末年出現了想要突破「孝」的局限性的孔融和彌衡。曹操慾害孔融，指示路粹誣告孔融，說他「與白衣彌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後漢書．孔融傳》）
只要家天下君、父統治的體制存在，孔融對父權之意識形態表現的「孝」，就不可能突破。經歷了2500多年的熏陶，忠、孝作為意識形態已經取得了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進入文化基因，在漢族文化中，表現為頑固的祖宗崇拜和「凡是」情結。這種祖宗崇拜和「凡是」情結，成為束縛中國人，特別是束縛漢人的精神枷鎖。蒙古人的英雄崇拜，固不像祖宗崇拜和「凡是」情結那樣陳腐，卻為烏蘭巴幹這類人罩上了父權神聖至少是父權不可侵犯的光環，連特古斯將軍也無法擺脫。他擔心，格拉一旦知道了他有這樣一位可恥的父親，他那產生於生命本質的驕傲就會盡數喪失。格拉作為兒子，縱使不必生活在父親的光環中，也無法承受不齒的父親為他的生命帶來的恥辱。幸與不幸的是，格拉到死也未能知道他的父親是誰。
格拉一直沉默地坐在椅子裡。是特古斯將軍讓色斯娜把格拉請來的。不過，他還沒有告訴格拉為甚麼請他來，而格拉也沒有問——他有一個習慣，從不打聽別人沒有告訴他的事。此刻，格拉輕蔑地望著烏蘭巴干，險峻的高傲感凝結在他青銅色的眼睛裡。朝魯死去那天晚上發生的事，使格拉對烏蘭巴干產生了終生不變的蔑視。
「不，不告訴他，不能告訴他。如果他得知烏蘭巴干竟是父親，他眼睛裡的高傲就會像山峰一樣崩塌。噢，失去了山峰的天空該多麼荒涼……，」特古斯將軍深深地凝視著格拉，想：「是的，決不告訴他——這雙眼睛裡的高傲是蒙古男兒最後的美色了，我不能傷害這珍貴的美！」
不論是漢族，還是蒙古族，歷史上曾經興盛的光輝之所以大部磨滅，與父輩崇拜和祖宗崇拜使整個民族日益積累的卑怯和罪惡分不開。曾經興盛的文化寶藏的一部份，之所以保存下來，與有膽有識的先輩之勇氣、智慧和人格力量分不開。人的血肉之軀得之父母，但是人的靈性，卻來自宇宙最高的主宰上帝，和父母沒有必然的遺傳繼承關係。因此無論對於祖先或者父輩，都要進行分析，尊其所當尊，而「弒」其所當「弒」，一味盲目地崇拜順服，是最沒有出息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基礎是反思。通過反思，清理、鑒別、挖掘，知所揚棄，有所取捨，才能「貫通古今，融合中西」，產生出光彩斐然的嶄新文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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