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
（八）批孔慾斷人之根 洗腦強迫人變獸

1971年9月13日，林彪被迫外逃，折戟沉沙，屍葬荒漠後。其在北京毛家灣的林家大院也被中共邪黨組織抄了個底朝天。其中的重大發現就是：林彪臥室中掛有林彪手書條幅：「悠悠萬事，唯此唯大：克己復禮」。這個條幅的內容成了共產邪靈附體發動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藉口。

大家知道，華夏文明是一種神傳文化，神傳文化告訴人們了人類的真實的起源是：人是神造的。當人類剛剛被創造出來的時候，為了人能夠繁衍生息，神親自傳給人必要的生活能力，同時留下了一種人神同在的文化。這種人神同在的文化也可稱之為神本文化，史書上稱之為上古文化，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黃帝內經》的《上古太真論》中說：「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這就告訴人們：當人做到完全順乎自然而生活的時候，就是處在一種沒有修道，但在道中的狀態。這是老子所說的：「道法自然」的一種真實體現。

當歷史大戲推演至周朝時，人世中，人神同在的狀態基本結束，神仙歸隱，神本文化降格成了人本文化，在中國，人本文化的代表學說就是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關於「克己復禮」，在《論語‧顏淵》篇記載了孔子向顏淵講的這段話：「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在神傳文化中，「禮」處於一種甚麼位置呢？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之所以為人，是有神給他制定的心性標準的，換言之，也就是有神給他制定的生存標準的，這個心性標準分為不同的程度，按照老子的說法，符合「道」的標準是最好的，已接近神的程度了，其後，依次是「德」、「仁」、「義」、最後才是「禮」。「禮」是甚麼呢？「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即處於這種狀態下的人，雖然也還存有忠義之心，誠信之意，但以相當膚淺了。處於這種狀態下的人世，離「亂」已不遠了，那麼，甚麼是「禮」的內涵呢？就是「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也就是說：「禮，管理國家、穩定社會、教化民眾，造福後代也。」當人連「禮」的心性標準都達不到，都失去了時，人類社會就會「亂」，大亂不治時，人類社會就會走向毀滅。孔子明瞭這一點，就教導他的學生要「克己復禮」。怎麼樣「克己」才能「復禮」呢？「克己」者需用「仁」的心性標準來要求自己，一旦人人都能做到「克己復禮」時，「天下歸仁焉」，即人世間就處於」仁」的道德水準了。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追求。

儒家學說雖然論述的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心性標準，但它對歸范人的道德水準，保持華夏社會的穩定起了很大作用，傳承了二千多年。它也是共產邪靈附體要毀滅中華民族的主要障礙之一，必慾除之而後快，中共非法建政前後都在幹著詆譭儒家學說的罪惡勾當，文革浩劫中，這種罪惡勾當也一直在進行，只是沒有把在華夏大地根除儒家學說作為一種邪惡的運動在全國展開而已。文革浩劫初期，「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康生說：『我想了三天三夜，畫了一張那裏的印象圖。』康生把圖交給譚厚蘭，接著說：『到那裏，該砸甚麼就砸甚麼。』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２００餘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他們共毀壞文物６０００餘件，燒燬古書２７００餘冊，各種字畫９００多軸，歷代石碑１０００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７０餘件，珍版書籍１０００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今昔》）。

在共產邪靈附體操控下造下如此大罪業的譚厚蘭，文革浩劫後，在１９８２年６月，中共的北京市檢查分院競對譚厚蘭做出了免於起訴的決定。但人不治天治。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４５歲的譚厚蘭在痛悔中走到其了人生終點，沒有成家。她是文革浩劫中所謂的五大學生領袖當中死得最早的一個。這不能不說是遭了天遣惡報。

操控紅衛兵去搗毀孔廟的共產邪靈附體還不罷修，還想根除孔子和儒家學說在中華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和影響。林彪臥室中掛有林彪手書條幅：「悠悠萬事，唯此唯大：克己復禮」。這件事，就是共產邪靈附體操控林彪干的，就為了在幹掉林彪後，以此為藉口來批孔子和儒家學說，以便達到其挖斷中國人做人之根本的邪惡目的。

大家知道，林彪有其「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的人生信條。一輩子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干的多是暴力加假話的邪惡勾當；而儒家學說講究的是仁、義、禮、智、信，倡導的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在其一生中自為表率並且用睿智的語言講述了如何做人的哲理，用孔子的話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慾，不逾矩。」因其為人類創下的豐功偉績，被後人尊稱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 林彪和孔子，根本上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類人，把林彪和孔子生拉硬扯在一起加以批判，正是共產邪靈附體邪教本質，流氓本性的大暴露。

1971年 9月以後，共產邪靈附體組織內部開展的所謂的批林整風運動，實際上是一次黨內權力的重新分配，黨內派別之間的勾心鬥角和對異己的整肅。1973年春天，共產邪靈附體就蠢蠢慾動，開始作發動批孔運動的準備，毛澤東作了一首歪詩借批評郭沫若尊孔，為共產邪靈附體發動批孔運動造輿論； 同年5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了批孔問題。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批發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8月 13日，又登載了楊榮國的《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 先驗論的鬥爭》一文。

楊榮國其人似乎是專為文革浩劫中邪惡的批孔運動而準備的。他的這兩篇文章，是典型的 「以階級鬥爭為綱」、「學術為政治服務」的邪理支配下的產物，毫無真正的學術價值。是共產邪靈附體用來騙人害人的毒器，逞兇一時，很快就被人識破其害人的真面目， 1978年隨著，文革浩劫的結束，楊榮國與其害人的文章，一起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到地獄裡去報到了。

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法批儒的文章。9 月28日，《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的《「焚書坑儒」辯》。這篇文章說：「『焚書坑儒』就其性質來說，在當時是一個反篡權復辟的『厚今薄古』的進步措施。」“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效果，也是應該肯定的。」等等，這些文章都是在為發動批孔運動進一步造輿論。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件遭中華民族千古唾罵的罪惡，在共產邪靈附體看來是「進步措施」，「也是應該肯定的。」值得深思的是，這種明目張膽的頌揚歷史上以有定論的罪惡，公然顛覆人類的普適價值觀，反人類的文章在當時竟然大行其道。八億中國民眾，又有幾人能真正識破其包含的毒汁毒素並加以抵制的呢？有可能有，但是極少。這種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形勢，正反映了中華民族整體道德水準下滑的狀態。這也是共產邪靈附體能肆虐華夏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民眾對共產邪靈附體這種倒行逆施的集體失聲，也是共產邪靈附體決定在1974年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的展開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1974年 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向全國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寫作班子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中共中央於 1月18 日將《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1974年 1號文件下發。於是，「批林批孔」作為文革浩劫中的又一場邪惡的政治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在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折騰的最歡的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夥，他們也想借這次批林批孔運動之機，除掉黨內與他們勾心鬥角的異己。例如周恩來之流。但操控他們的共產邪靈附體卻是一心要通過這場邪惡的運動來斷絕中國人做人的根。

共產邪靈附體一向重視各種輿論工具禍害人類的邪惡作用。它們組織邪惡的寫作班子，寫下大量的造謠、誹謗、污蔑孔子和儒家學說的文章在各種媒體上傳播，毒害民眾。例如，當時出名的邪惡的寫作班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發表的這類害人的文章就有181篇，全國各地這類的邪惡的寫作班子相當的多，造下的罪業也非常的大。文以害人，文以殺人是文革浩劫中的一大特色。

這類被共產邪靈附體用於害人，殺人的文章，確實毒害了很多人，受這類文章毒害很深的人，就會喪失作為人的最起碼的道德約束，就會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去害人，殺人。

但這類被共產邪靈附體用於害人，殺人的文章，若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可以正常的去思考，去判斷，其害人，殺人的效應就會小許多，若能讓反駁這類文章的言論也能在同一媒體上出現時，其害人，殺人的效應就會非常之低，很快就會銷聲匿跡，無有市場。

共產邪靈附體知道它那一套邪理的很膚淺，經不起正常的思考和推理，就用暴力製造了一個恐怖的社會環境，使人們在一種恐懼的心理中，被迫接受它那一套邪理。是人世中最邪惡的洗腦術。暴力和謊言並用於對人洗腦，是共產邪靈附體慣用的一種邪惡手段，各種名目的洗腦組織形式雖說不少，但常用的就是辦洗腦學校和洗腦班，文革浩劫中出現的所謂的「五七干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共產邪靈附體用暴力和謊言對人洗腦的邪教學校和邪教班。

文革浩劫中的「五七干校」興起於1968年，當時的所謂的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干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裏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這類干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年齡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 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也被強迫進干校；年紀高達七十歲的有俞平白、六十歲以上的有冰心、陳伯翰等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制，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的軍人或工宣隊師傅管理。

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唱革命歌曲，要「早請示、晚匯報」，一日數次集體齊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跳忠字舞；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被迫參加各種體力勞動：栽秧、割麥、養豬、挑糞、挑水、打井、蓋房等等並非社會分工中他們需要干，或者需要學的活計。一天沉重勞動，精疲力盡，晚上還要參加被強制灌輸共產邪理的政治學習，學習冠以「最高指示」的毛澤東的謬論，或兩報一刊的社論，被強迫談學習後的體會，改造思想的心得，狠批帝修反，狠批孔老二，揭發牛鬼蛇神的不老實表現，狠狠批鬥階級敵人，同時也糟蹋自己。在人生理承受趨於極限的情況下，還要強制地繃緊你腦中的共產邪靈布下的階級鬥爭的弦，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對你的威懾力。這種「階級鬥爭」的實踐對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摧殘是很大的。在長期的非常艱苦的生活中消磨了人的苦難意識；在失去自由的生活環境下消磨了人的自由意識；在受到牲畜一樣的對待時消磨了人的人格意識。如此無人性的高壓迫害，使許多人因不堪重負死於非命。活著的人在這種無人性的高壓迫害下，人性扭曲，許多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很難自知自己患了這種病，在中共非法統治的大陸，患者很難痊癒。有的在「五七干校」 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某些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在文革浩劫後寫的有關「五七干校」的回憶文章中，並沒有真正揭露共產邪靈附體無人性地摧毀人們道德良知的罪惡， 反而對以後自己生活稍能恢復正常或者改善而為共產邪靈附體組織塗脂抹粉，歌功頌德。

在文革浩劫中出現的各種名目的向人們灌輸邪理的所謂的學習班，都可稱之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因為，從根本上講，毛澤東思想就是非人的思想，是共產邪靈附體那套邪理的表述，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毀滅人的洗腦班。

一位文革浩劫的受害者陸雲芳記下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怎樣殺人害命的：「我的丈夫，1954年從部隊復員後，在一所縣中學教語文並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對工作認真負責，嚴於律己，樂於助人，關心愛護學生，每次高考，他所任教的班級基本上都名列榜首。他因此而受到學生、家長、及學校領導的稱讚。任教十幾年，基本上年年被評為優秀教師。

可是文革一開始，他就被該校的造反組織「瀝血兵」扣上「三十四條罪狀」，作為歷史反革命批鬥，因為我丈夫參加共軍前曾經在廣西日報當過編輯和記者。「瀝血兵」非常兇狠、殘暴，專門踢打肋部、小腹部等要害部位，我丈夫身上經常被打成紫蘭色，傷痕纍纍，舊傷未好又添新傷，打傷後又被他們押去做苦工。在縣革委會和學校革委會成立後，這種殘忍的毒打比過去還升級，我丈夫每天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1968年8月15日，縣革委會把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我丈夫的這所中學來辦所謂的「中小學教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要負責人是縣革委會副主任齊某某。當時我是一名小學教師，也被迫參加這個學習班。因為學習班人太多，這所中學住不下，就分散到縣城的各小學住，每個小學是一個點，每個點都有人負責，每個教師都不能隨便離開住地，違者嚴懲。第二天所有教師都被叫到該中學來聽齊某某的所謂動員大會，在大會上齊某某要求各個點的負責人要狠抓階級鬥爭，把混在教師隊伍中的階級敵人揪出來，鬥垮斗臭。陰火點燃了，第二天各個點就揪出他們認定的所謂「階級敵人」，我丈夫早已是所謂的「階級敵人」，我也被認定為「階級敵人」。我們這些所謂的 「階級敵人」基本上都被掛上「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牛鬼蛇神」的黑牌，無情批鬥，而且有的被剃成十字頭，有的被命令跪在地上，有的被用繩子反手綁在後背，有的被拳打腳踢，有的被用棍子打。逢集市的時候（當時是三天一集市），白天就拴著這些「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上街游鬥，強迫我們一邊敲著口盅、臉盆，一邊喊著：「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喊得不夠大聲，就被跟在後面的批鬥者拳打腳踢；晚上回到住地還要在學習班上繼續批鬥。如果負責人認為你「頑固不化」就輪班通宵批鬥，不讓你休息。學習班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長被「瀝血兵」用繩子綁緊，拉到該學校的池塘邊，用步槍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死狀恐怖，然後被扔到池塘裡。

我丈夫慘死的那天晚上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原來我們一家六口（四個孩子和我們夫妻倆）都住在我丈夫學校的宿舍裡，六七年我和孩子們就被趕出學校宿舍回娘家住，家庭早已被黑心黨拆散，而且在學習班上，我和我丈夫不在一個點。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去給我丈夫送早餐時，發現他不在宿舍裡，我感到不妙，就出去找，在校內碰到一個「瀝血兵」的頭目，我就問他我丈夫哪兒去了。他說昨天晚上你丈夫被革命群眾打死在池塘裡了。當時我驚呆了，一個好好的人就這樣被打死了？！我悲憤萬千，立即去找齊某某，我質問他：「齊副主任，昨晚是誰打死我丈夫的？你打算怎樣處理？」他惡狠狠地說，你丈夫干了很多壞事，被革命群眾打死了有甚麼好處理的，說完轉身就走。我的淚水只有往肚裡咽，悲憤只能在心中埋，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只好請假回去處理後事。我先回家把這不幸的事小聲告訴我媽，以免幼小的孩子們聽到，哭著要爸爸。當我媽聽到這噩耗時，驚呆了，她淚流滿面地說：「冤啊，誰這樣害他啊，這個世道還讓人活嗎？你四歲時就沒有爸爸，生活雖然很苦，但那時我年輕，我有力氣，可以去做苦工養活你和你弟，我精神上沒有受到甚麼壓力。但你的情況與我不同，你有四個孩子，大的才10歲，小的才3 歲，人家把你當作反革命家屬看待，將來孩子們怎麼辦？從目前來講，他不在了，家庭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你怎麼能把這些孩子養大？而且這場運動還沒有結束，不知道你還要再受多少罪才能過關啊？」媽媽非常為我和孩子們擔心，本來她身體很好，但這場運動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她沒想到這場運動這麼殘酷，把她唯一的女婿奪走了。這巨大的打擊使她幾天之內就像變了一個人，身體消瘦了許多，人也衰老了許多。

埋葬我丈夫後的當天，他的學校就勒令我在兩天內把我丈夫的東西從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我丈夫的生命剛被奪走，我們的住房又被剝奪了。共產黨的心要多黑有多黑，要多狠有多狠，人性全無。」 （《陸雲芳：我遭受共產黨迫害的血淚史》）

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種邪惡的洗腦班，在文革浩劫中，出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大至機關學校，小至家庭個人。不知殘害了多少人，造下了多少罪業。真是罄竹難書啊。

在文革浩劫中，張志新被殘酷殺害後，共產邪靈附體還要利用她的死去迫害她的親人，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向人講述過她被迫參加的死囚家屬學習班的經過：「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著大風雪。瀋陽法院來了兩個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縣城開會。爸爸和我牽著弟弟，冒著風雪來到縣城招待所。我們推門進去，屋內有暖氣，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然而我心裏發顫，感覺比在風雪裡還要冷。瀋陽法院的人要我們坐下，說是給我們辦個「學習班」。接著，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語錄，內容我記不全，一段是講甚麼階級鬥爭，一段是講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然後提到我媽媽，並問了爸爸一些話。爸爸說幾年前他已同張志新離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給了他。法院的人問我：「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我搖搖頭。我確實不知道。我當時只知道媽媽是個反革命則聽人說的。她怎樣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媽媽被關進監牢後，爸爸上監獄送衣物，不讓見。姨父從北京來瀋陽，到監獄去探監，也不讓見。媽媽自被捕以後，同我們的一切聯繫都斷了，我們甚麼都不知道。

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麼態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

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麼都不要。」

他們再也不問甚麼了。兩個人嘀咕了一會兒。一個人在寫甚麼，另一個在教育我，說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要我和媽媽劃界限。他要我說說對媽媽犯罪的看法。我說了，是照老師平時教導我說的。當時心裏很亂，說了甚麼現在記不清了。那個人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同我談話的人，他們又啼咕了一陣，又在上面寫。寫完之後。要我在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整個過程，弟弟被嚇得不敢出聲，他靠著爸爸身旁，緊緊地抱著爸爸。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下的一個窩窩頭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

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從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了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接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領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張志新女兒林林曾參加死囚家屬學習班》）當時，張志新的兒子彤彤不滿10歲，女兒林林也未滿18歲。共產邪靈附體製造的這類人間慘劇，不知毀掉了多少正常的家庭，刺下了多麼深長的創傷。林林和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國。他們不願讓外人知道他們的身世，兒子在檔案中「母親」一項上都寫「幼年喪母」。可見他們受傷害之深，之重。

文革浩劫中，共產邪靈附體用暴力殺害了許多人，殘害了許多人，嚇倒了許多人；用謊言毒害了許多人，欺騙了許多人，但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傳統文化的根它是無法根除的。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傳統文化在民眾中還起著作用，所以，隨著共產邪靈附體倒行逆施所產生的災難性的後果的逐漸的顯現，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逐漸的在被打破，即使在那樣邪惡的高壓恐怖下，也還是有人敢於發聲反對共產邪靈附體邪惡行徑，在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共產邪靈附體將北京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的一個小學生樹為反「師道尊嚴」的英雄，有人就敢於對這種作法表示不同意見、提出了看法。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 團政治處宣傳幹事王文堯、放映員恩亞立、新聞報導員邢卓3人，以「王亞卓」為筆 名致信黃帥，提出了尖銳的不同意見。，北京內燃機廠的一位老工人當時就給小學生寫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來的人是些 甚麼玩藝?為甚麼拿一個五年級的小學生做文章，又為甚麼竟借題發揮，當然你還小，容易受壞人影響，但我相信隨著歷史的演變，你一定會明白」，嚴肅地指出此事是背後有人導演的。正是如此，在這個事件中，小學生是被利用了，罪行在共產邪靈附體及其操控的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一夥身上。

共產邪靈附體及其操控的人中敗類慾借批林批孔之機斷絕中華民族之根，借「五七干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種邪惡的組織形式，將中國民眾變成任其驅使、殺戮的牲畜邪惡企圖並未完全得逞，但對中華民族的傷害也不小，這慘痛的歷史教訓不應忘記。在己有近一千二百萬覺醒的中華兒女退出中共及中共的其它組織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華兒女從歷史教訓中認清共產邪靈附體的邪惡本質，退垮中共，清算它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纍纍血債，中華民族一定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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