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我們上次節目仲介紹了學者徐賁對今天大陸文化市場一個重要現象的分析：文革物品堂而皇之地進入文物市場並待價而沽。徐賁告訴我們，文革物品之所以能在半個世紀不到的時間裏就成為“文物”，主要是因為官方刻意製造的文革歷史和當代現實已經隔得很遠的“斷代感”，這種“斷代感”加上”物以希為貴”的市場法則，使得很多人不顧文革物品美感和藝術品味的低劣，紛紛將它們列為自己的收藏物件。這就造成了文物收藏事業中罕見的大量粗製濫造的物品竟然在短短的時間裏成為“文物”的怪現象。

然而，如果文革文物對於今天的社會來說其意義僅僅是一種“炒作”，並局限在文物市場的範圍內，那倒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是徐賁告訴我們，在文革文物在大陸市場越來越熱的背後，是一個將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正常化”，以及用“平常心”來看待文革，發掘文革中“日常生活”的傾向。而這對於整個民族對文革的歷史記憶和善惡判斷是極為有害的。

什麼叫將文革生活“正常化”和用“平常心”來看待文革呢？什麼又是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呢？比如，一個人寫一篇文章，講他在文革中結婚時領導送給他和妻子一個瓷盤，上面刻有毛澤東語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毛澤東的頭像。作者告訴我們，這個瓷盤在當時是被視為很珍貴的東西，不但好看而且有用，它在那些年代裏伴隨著這對夫婦渡過了難忘的日子，以至於今天當看到它時情不自禁地會產生一種懷舊甚至溫馨的感覺。這就叫用”平常心“來看文革，發掘文革歷史中“平常人”的一面。我們不能說這個故事不真實，畢竟，文革中幾億中國人的生活並不都是完全政治化的，吃喝拉撒，開門七件事，愛情、親情和友誼等等也還遠遠沒有都被政治抹掉，也不可能被抹掉。但是，如果這個溫馨的回憶不是純粹個人的私下的訴說，而是通過文字甚至圖像進入了公共空間，那就成為社會對文革生活的公共記憶的一部分。今天很多對文革物品的描繪，尤其是那些日常用品，常常伴隨著這種將文革歷史“日常生活化”的文字。

許賁認為，在文革文物的收藏和介紹中，除了這種將文革時期的中國“正常化”的傾向，還有一種以第三者的態度去消費、欣賞或觀察的現象。這就是說，把文革文物真正當作“文物”，討論它們的“審美特徵”、“藝術價值”和“民族文化特色”、以及“中國特色”等等，有的還討論文革物品的“樸實無華”。在這種眼光下，文革物品完全失去了時代背景和特定用途，不但變成了一個超越時代的藝術創造物，和其他真正的文物相並列，而且在一些人那裏還代表了美德。

將文革物品“日常生活化”也好，把文革物品當作藝術品以“第三者”的眼光來欣賞也罷，都是有意無意地加入了將文革物品“去政治化”、非歷史化，將它們漂白，抹掉它們所代表的專制統治的印記，以表現“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為名掩蓋文革對人性的扼殺。在這個意義上，今天文革的文物熱恰恰是反文物的，因為人們從一般的文物鑒賞中尋找的正是那個特定時代的歷史感，而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將文革文物“日常生活化”卻是要人們忘記產生這些物品的真實歷史背景。

有一種論調說：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因為人們深受其害，所以對文革的批判和控訴是文革記憶的主流，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文革的記憶和描述將不再受這種將文革簡單化的歷史環境的束縛，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複雜多樣性和文革生活中的非政治性就必然會受到人們的重視。這種自命客觀和有“歷史感”的論調實際上否定的正是文革有別於任何歷史時期的一面：暴力、粗俗和醜惡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公然行之於世。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生活沒有任何“複雜性”可言。

可以預言，如果官方不改變對文革的政策，在親身經歷了文革並對那段歷史有深刻反思的人已經越來越少的時候，上述這兩種對文革的中立的從而毫無批判性的描述將在民族的歷史記憶中佔有越來越大的比重。

徐賁說，以表現極端時代中的日常生活來掩蓋這些時代的罪惡，在戰後德國也出現過。在經過了對納粹歷史長期不斷的反思和批判後，七八十年代有很多德國人不願再面對歷史中的陰暗面，要求將過去“正常化”，出現了一些從“日常生活”角度表現納粹德國的文字和圖像作品，甚至納粹的宣傳品和符號–如制服、軍旗等等–也被當作“審美物件”。面對這種傾向，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如何在公共意識中歷史地對待納粹時期”。

在今天的中國，“如何在公共意識中歷史地對待文化大革命”比哈貝馬斯當年在德國提出的那個問題更具有迫切性，因為德國不但完全徹底地否定過那段歷史，而且今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也還不允許對納粹時代有任何公開的讚美。所以，要讓文革在民族歷史記憶中真正恢復它的本來面貌，在中國還是任重道遠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