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採訪報導)中華律師協會近日在北京召開討論會，會議指出，目前中國每一百萬人當中，平均只有九個律師，而且律師大多集中在沿海城市，內陸農村律師更是寥寥無幾，有很多縣連一個律師都沒有。

四川自貢市紅旗鄉的農民劉正有，因為該鄉的土地徵用問題，上訪已經十多年，他們鄉的土地徵用案件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他們在尋求法律幫助方面遇到了哪些問題？記者高山邀請劉正有和山東濟南的維權律師李建強進行討論。

記者：最近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律師協會的討論會，會議上說中國現在還缺少律師，特別是在廣大的農村，有的甚至是一個縣都沒有一個合格的律師。劉正有，在你們自貢市紅旗鄉因為土地紛爭的案件已經十多年了，當時你們就這個案子是不是也請了律師，是不是因為缺少錢而沒有請律師，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呢？

劉正有：錢還不是主要的問題。主要是我們剛剛打官司的時候，對法律和法規都不懂。在自貢，我們基本上都找了律師；而且幾個律師事務所，沒有哪一個律師事務所敢接我們這個案。當時律師就跟我們講，司法局有個規定，凡是涉及自貢的土地，都不准代理，誰代理都不行，他們律師執照下面轉就轉不到了，所以說叫我們原諒他們。

後來我們又到成都去，成都有幾個比較著名的律師，我們也去請了他們。我們寧願傾家蕩產，都願意打這個官司，請律師來為我們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我們的私有權產。

到成都去請律師，成都的律師一提到說是涉及徵地和房屋拆遷，他們都不敢接我們的案。而且司法廳已經有文件出來了，說是我們到處請律師都請不了。

後來我們沒有辦法，然後就自己學法律，自己買法律書籍來看，到成都圖書館去買，然後我們在2000年的4月5日就第一次自己辯護。請不到律師以後就自己辯護，就告自貢市人民政府。所以一提起告政府，凡是我們過濾的律師，包括我們當地的律師和省裡面的律師，他都不敢接，因為他不敢惹這個政府。

李建強：想到劉先生剛才說的這種情況，完全可以請我們這些維權律師來做。現在中國實際上是存在著兩種律師：一種律師是社會律師，就是我們說的商業律師，普通的律師；還有一種就是維權律師。

我們現在13萬中國律師主要這個群體裡面，應該說己經產生了這樣一個群體，主要集中在北京、山東、廣東等地方的一些維權律師，有幾十個人。這些律師他們就是比較有承擔、樂於提供法律救助，為沒有錢的老百姓打官司，和政府打官司，這樣的一個智囊。像他剛才說的情況，完全可以請我們這些維權律師來做。

記者：劉正有先生，你是不是也知道像你們四川市也有一些維權律師能夠給你們提供一些幫助的呢？

劉正有：我現在還沒有。現在因為北京有，剛才建強律師講這個維權律師，特別是北京的，不管是張星水、滕彪、浦志強、李和平、許志永等這些維權律師，我都比較熟，而且都是我的朋友，我們經常也在探討這個問題。

勸我們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就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跟我們代理的，他們也可以幫我們代理。但是我們請了律師以後，然後不管你是法律援助也好，出錢請也好，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法院不為老百姓公正的判案，這是一個。

另一個是法院完全受政府的遙控，哪怕你就是證據再充分、事實理由再充足，哪怕你權威性再大的律師，他都可以不受理，就是不受理。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像我們四川自貢這個案，又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幾個學生都是研究生，幫我們打這個官司，起訴狀和材料都是他們幫我們搞，告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它就是給你說不受理；然後我們上訴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一審，它根本不給你受理。

記者：劉正有先生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即使找到了維權的律師，往往還是有很多問題，就是說法院不受理，這是不是也是你們維權律師在這方面的一個挑戰呢？

李建強：對啊！維權律師現在的執業環境有執法行政機關的制約，也有司法機關的制約，應該說是生存的空間比較小也比較艱難，劉先生對我們的處境也是很有體會的。他剛才舉的例子就是很突出的現象，我們也經常碰到這種告政府，那法院不受理，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不管怎麼說，只要是老百姓他願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找到我們維權律師，我們就要替他們做。當然我們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總比那些社會的律師，那些光為了商業利益而賺錢的律師要好一些。

我們可以求助於輿論，可以求助於海外國際輿論的影響，可以求助海外的人權組織來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有的時候也往往會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