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湖北省襄樊市的那個平民女子高鶯鶯的沉冤，是中共建國以來極為少有的惡性冤案之一。除了強暴、殺害高鶯鶯，還有人能夠使110警察拒絕在當晚作現場勘查，使法醫草草驗屍，更能夠動員百餘名武警、民警強迫家屬簽字同意火化，連可以作為罪證檢驗的衣物也全部火化，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原來成為調查案件阻力的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之後，三年來仍然無法使這個冤案進入司法程序，調查、取證，查清高鶯鶯的死亡原因和罪犯。當地的媒體不敢報道就不必說了。

這個冤案就是在中共高唱三個代表、保持先進性、建立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發生與延續的。一個弱女子被強暴的事件，在任何社會都可能發生，因為它蘊涵了重大的社會背景和人性的善惡，成為文學創作的好題材。襄樊人把高鶯鶯比作現代版的《竇娥冤》，其實它更讓人想起了一部膾炙人口的歌劇《白毛女》。喜兒的冤屈，在若干方面近似於高鶯鶯。除夕，農民楊白勞和喜兒父女準備過年，漢奸惡霸地主黃世仁上門逼債，打死楊白勞，搶走喜兒，然後在家中強暴了喜兒。不堪凌辱的喜兒在張二嬸的幫助下逃出虎口……《白毛女》是歌劇，是運用民族音樂編為歌劇的成功嘗試。因為是歌劇，所以喜兒在劇中可以以高亢的聲調宣洩滿腔的悲憤：「我要報仇！……」歌劇最後以槍決黃世仁結束。這部歌劇獲得了中共領導人高度的評價。

聽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老幹部說，在國內戰爭時期，部隊在進行戰前政治動員的時候，就由文工團在距離進攻出發陣地不遠的地方，找一個隱蔽的場地演出這部歌劇，戰士們看完之後，振臂高呼著「為喜兒報仇」的口號，立即進入前沿陣地，投入戰鬥。《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成功樣板。由於它的煽動性太強，竟然發生過戰士觀看演出的時候舉槍打死「黃世仁」的事件，因此，以後觀看《白毛女》的時候，為防止意外，一律不許攜帶武器，或者子彈要退鏜。

《白毛女》的主題就是復仇。強烈的復仇思想貫穿全劇，凝聚成一句歌詞：「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不過《白毛女》的素材不是階級鬥爭，不是地主壓迫。1945年，河北阜平一帶流行著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一個山洞裡，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她法力無邊，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這就是《白毛女》故事最原始的由來。

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藝術家們充分調動了自己的藝術想像力，「精騖八極，心游萬仞」（陸機《文賦》），主題先行，按照「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要求，按照毛澤東指導的方法「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從而演繹出一部「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的白毛女故事。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白毛女》的故事不是真實的現實和歷史，而是藝術家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和政治需要發揮了最大的想像力，虛構出來的故事。但是，儘管如此，極盡誇張之能事的地主黃世仁也就壞到這個地步了。這大概是因為現實中的地主不能再壞了。如果虛構得再壞一些，更上一層樓，觀眾就不買帳了。因此這個故事和高鶯鶯的遭遇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兩者就不在一個檔次上了。

惡霸黃世仁，在強暴了喜兒之後，他不能動用任何政權的力量為他保駕護航，而高鶯鶯冤死之後，市委書記孫楚寅可以指揮當地的全部專政工具和輿論工具為他服務，阻止清查案情，使罪犯暴露，繩之以法，而且在孫楚寅下馬之後已經三年，仍然不能調查罪犯。

高鶯鶯的案冤當然是由許多偶然因素促成的。這一點等真相大白之後可以證實。比如，高鶯鶯當時如果像那些賣淫女表現得順從的話，或者忍氣吞聲的話，都不致於造成跳樓摔死的結局，但是她一定是進行了全力的反抗，惹怒了位高權重的嫖客官老爺，所以造成不幸的後果。

為什麼一個襄樊市會成為一個如此嚴密封閉的「諸侯王國」呢？按照中共的組織紀律，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狀況。但是，這只是對「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而言。中共要在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地域建立一個統攬一切權力的黨委會，黨委會的書記要大全獨攬，因此必然形成諸侯割據的局面。這是一個悖論，一個怪圈。幾十年來中共不是採取措施使幾十個省委書記，使幾百個地委書記，使幾千個縣委書記分權，受到挾制，受到監督，相反總是想方設法集中權力，形成大大小小的諸侯王國，以為這是鞏固政權的唯一手段。可是權力越來越集中，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襄樊市孫楚寅和沒有孫楚寅的孫楚寅造成的獨立王國局面，還不能使中共驚醒，汲取教訓嗎？難道這和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不是背道而馳嗎？一方面提倡與時俱進，一方面總是刻舟求劍，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使中共無法突破這種「諸侯獨霸」的局面。

這種全國逐層分割的集權──極權政治，使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地區各自為政，形成諸侯統治。有趣的是象襄樊這樣的地級市，一個市委書記竟然可以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獨霸他那一畝二分自留地，毫無顧忌，為所欲為，公檢法與媒體，都唯命是聽，惟命是從。這是多麼可怕的極權政治！

高鶯鶯的死亡，如果發生在北京，一般就難以掩蓋，因為北京的諸侯太多了，絕對沒有一個神仙能夠一手摀住。如果發生在省城，也難以掩蓋，因為省城起碼有省市兩級機構，也沒有一個神仙可以一手捂住。只有到了地縣，那是一統天下，誰都要聽命於一個至高無上的書記。這個書記就成了諸侯霸王。他們可以做好事，公正地說，多數人還是做了大量好事，但是這種體制也可以做壞事，而且這種不受任何掣肘監督的權力，做起壞事來，像孫楚寅，那是能量大得很，可怕得很。

國民黨雖說是一黨專制，但是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有新聞自由，所以在國民黨時代就難以出現孫楚寅這樣的獨霸一方的書記，也難以出現高鶯鶯這樣沉冤難白的案件。

高鶯鶯的父母和廣大讀者當然迫切希望水落石出，冤情大白，但是，筆者希望大家更反思一下產生這個冤案的原因。千萬不要把這個惡性冤案僅僅只看作是一個偶然的個案，我們要探究的是偶然性中蘊涵的必然性。

（2006-07-09晚於騷擾電話聲中，山東大學附中）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