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9日訊】童真時代的那種甜蜜，那種寧靜，那種任性生活，驟然就被一張“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報轟陷了。
記得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童真時代的那種甜蜜，那種寧靜，那種任性生活，驟然就被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轟陷了。那天我從學校歸來，剛踏進胡同口，就發現家門樓前聚滿了人，心便突突地加快了跳動。我不顧一切地跑到家門，扒開人群，沖進院內，頓時被眼前終生無法忘卻的慘景驚呆了：院裏站滿了煙臺第四中學學生。他們都是由小姐班主任赤老師帶來的紅衛兵。當時他們班上流傳我家“四舊”多，便來破“四舊”。那天父親痛心疾首地站在牆邊，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殘葉卷在角落上，東廂屋的地主婆，躲在自家緊閉的門玻璃後，驚嚇的兩眼透出恐懼的目光。院子裏遍地都是父親珍愛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捨得賣掉的古瓷瓶碎片和被摔破的銀鐓、花盆、殘花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貴字畫、書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國時期老照片，以及父親印有孫中山頭像和民國國旗的大學文憑與律師證，被燒焦的隱火正散發著嗆人的氣味；那被掀翻在地的魚缸旁，幾條鱗片還在陽光下閃亮的金魚，已奄奄一息。我忽見有條“金珠鱗”的魚鰓似在煽動，還有氣息，便心痛地想撲上去救它，但一隻紅衛兵的腳，猛地踏了上去，並用腳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魚腸子飛濺在地。那一刻，我一個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我受了刺激地大喊：“這是我的魚啊，你們要幹什麼呀？”父親上前一把把我扯了過去，擦著我的眼淚。但那只 “紅衛兵的腳”，已深深地烙在我終生難忘的痛苦記憶裏了。也許我的“自由之路”，從那時起就已經潛在我心靈的幽谷裏了。
從那之後，一個焚燒人性與文化的黑暗時代開始了。我每天都能在馬路上見到如同襲擊我家的那種景象，不時地看到有戴高帽、掛磚頭，嘴角上被打出血的知識份子，在街上顫抖著挨批鬥。我們胡同頭上有一家市黨校老師，夫婦雙雙不堪屈辱，上吊自盡，那“吊死鬼”的形象，讓我聯想起姨母講過妖禍人間的故事情節。
那是一個“紅色恐怖”的年代，東廂屋的所謂“地主婆”，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專政機關交待自己或揭發他人“罪行”，整日嚇得提心吊膽，畏畏喏喏。有一天她被逼的沒的交待，竟編出謊言，說我們家煤池裏傳出發報機音響。當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並將父親帶進局子。這“莫須有”的事件，驚壞了我們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性的威脅和全家人為父親擔驚受怕的滋味。好在24小時後，父親又被放了回來。
在那個年代，中國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懼，隨時都可能陷入生命的滅失和家庭分崩離析的深淵裏。在我們家最早被單位群眾專政的，便是在市財政局工作的大哥，而他的“罪名”竟是愛好養花字畫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天他的家突然被查抄，人被關押，接著便被戴了大紙帽子，胸前掛著字畫，身後拉著一地排車盆栽花，到處遊街示眾。那晚上，父親急的叫來了大嫂，一家人緊張不安地聚在一起計議大哥的事，但不讓我們孩子聽。那種凝重而恐懼的氣氛，讓人想起就心跳。當時我只能從門縫裏偷聽。大嫂說，大哥藏在閣樓裏的許多日記被抄走。那可是個“文字獄”的年代，即使一段平常文字，都會被雞蛋裏挑出骨頭，何況大哥肯定在日記中發洩過對“文革”的不滿。為此，父親說得設法通知大哥，讓他心裏有數。二哥出主意說，在餛飩中包張布字條，借送飯的方式遞進去。大家採納了二哥的意見。後來聽大哥說，那餛飩他分了一半給同關一室的同事高芳彤吃，結果字條被高吃到了。幸虧他與大哥是摯友，且一向崇拜父親，沒有告密。高芳彤曾在民國時期任過報社編輯，文學功底較深，後來成為煙臺知名的劇作家。記得他當時寫過《屈原》劇本，請父親審讀，父親還讀了一場戲給我聽。
隨後的一段日子裏，全國所有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成立各種戰鬥隊，寫大字報，批鬥老師，全國大串聯，積毛澤東頭章，跳忠字舞，直到“文攻武圍”，全面武鬥，軍隊支左，天天遊行。那真是個全民跪著造反，用奴性反奴性的瘋狂時代。
在“文革”的漫漫長夜中，二哥所在的煙臺機床附件廠因備戰所需，遠遷“三線”。二哥二嫂被迫告別父母，舉家隨廠遷址內蒙呼和浩特市。二哥到呼市不久，便遭遇了一場政治冤獄。他所在的廠區發生了“反動標語事件”，專案小組在全廠職工中對筆跡，由於二哥沒弄懂辦案小組的意思，照標語的內容留了筆記，結果竟被立即關進監獄。消息傳來，全家震驚，人人揪心，紅色恐怖再次襲擊了這個家庭。四個月後，警方破了案，二哥才得以獲釋。在那個年代，國家意識形態就是一台不斷地加工敵人的機器，毛澤東就是這台機器的操手，任何理由都可以對人實施專政，那種人人失去尊嚴與自由的現實，也是誘發我從青年時代就開始劈荊斬棘在自由之路上的一種社會原因。
那是個“唯成份論”的時代，我們兄弟姊妹都是“右派”子女，屬“黑五類”。父親眼見子女受他影響，政治上倍受歧視，毫無前途，整日鬱憂寡歡，兩鬢徒白，只有我能常常陪伴在他膝下，有時與他下棋，有時一起爬山，有時糾纏他講《三言二柏》和歷史典故。當時家中已有三個哥哥工作，但大哥二哥都已成家立業，唯三哥十五歲就早早進廠，掙錢養家，那時家境仍很清貧。父親年歲大了，吃飯時母親專為父親做個小炒，見點肉絲。父親每次都與我共用，且常把那星點肉絲撿來我吃。
那年鬧“深挖洞、廣積糧”，家家戶戶都按“最高指示”的要求，在院裏掏防空洞。那洞對大人們來說，意味著“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恐慌，但對孩提的我而言，卻充滿了掏洞的刺激性樂趣，每日搶著挖掘，不多日就與大人們一起掏下六七米深。我每每貓進那四壁黃泥的黑洞深處，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與歷險感覺，時常點著蠟燭躲進洞裏看小人書、吹口琴。當時我雖體弱多病，但依然頑皮，上攀房頂，下入洞穴，因而也導致了我一生又一次劫難。那天下午，我與幾個夥伴在胡同頭大院裏瘋鬧時，不慎一頭紮進防空洞內，當即背過氣去。當我被拉上洞來，脖子已撞進肩梭骨裏，不醒人事，鄰居們急忙叫來母親，她見我直挺挺地昏死在地上，頓時嚇出淚來。第二天當我再次死裏逃生，蘇醒過來，已躺在煙臺市立醫院急診病房。那時，我大腦一片空白，只覺得是在萬馬奔騰的鐵蹄下被踐踏著、旋轉著醒過來的，大腦與脖頸交接處，劇烈痛疼，全身無法動彈，頭天發生的事情，竟全然不知。隨後我住了半個月的院，大夫才逐漸牽引出我的脖頸，恢復了正常。
1970年秋，我自煙臺八中與人對調至仰慕已久的煙臺第一中學。這所中學住於當時的煙臺市東郊出口處，被稱之為“東口子”的半山腰上。該校歷史悠久，師資與教學設施都是一流的，且操場大，院落多，整個後山都是學校轄區。這年我15歲，終於進了這所環境幽雅的煙臺名校。我們班主任是個矮胖子中年男子漢，教數學，酷愛唱“樣板戲”，上課前總要先為我們唱《智取威虎山》李勇奇“八年了”的段子。我到一中後雖學了點文化課，但文革中的主要課程是軍訓操練，學工和學農。那時我已玩的很野，文化課成績總也不佳，但卻成了班上的故事大王，每逢自由活動課或課間、放學時，同學們都爭搶著圍攏過來，要我講從父親那裏聽來的歷史典故、民間故事和從姨母那裏聽來的鬼狐之類的傳說，以及我自己讀過的各類小說。記得我為他們講武打章回小說《金鞭記》時，竟迷得他們放學不回家，集體把我劫持到學校後山的山洞裏，一回接著一回地講。但後來這是被同學告發，我竟成為班上散佈“封、資、修”的典型，被辦了半個月的“學習班”。
在我轉入一中的那年，小姐與四哥同時初中畢業，遵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批示，城裏中學畢生都要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政策規定，獨生子女可以留城，兩個子女同時畢業可留城一個。小姐高姿態，堅持讓四哥先就業。於是四哥便分配到煙臺港務局從工，而小姐卻面臨下鄉厄運。當時街道整日上門動員小姐下鄉，家人捨不得她走，攪盡腦汁躲過一年。1970年歲末，濟南大姐所在的山東省交通廳醫院，改制為濟南軍區山東省建設兵團醫院，正巧該院內部招收工業團戰士，說是去泰安軍工被服廠從工。大姐來信徵求家人想把小姐安排去，父母認為文革時期去兵團從工總比到農村務農好。小姐也同意去。我當時以為參加兵團如同當兵一樣神奇，頓生離開父母，獨創天下的豪情與幻想，鬧著父親要隨小姐一同參加兵團。父親見我去意堅決，且深知我畢業後同樣難逃下鄉命運，只好勉強應允了我。
這年四月，我們集體乘車南下，直達離泰安尚有十裏的“大河”一站下車。我們長長的一隊知青，在連長甄天元和指導員齊龍華的帶領下，來到泰山山脈傲萊峰腳下的杜家莊，招之一片狗吠喧囂聲。當我們用驚疑、困惑的目光，四下張望著那“圓石壘牆牆不到”的農家院落，問連長廠房在哪里時，連長竟指著遠處半山腰那片亂石坡說：就在那裏，但要每個人手拉肩扛，親手建造起來。指導員說，眼前只能駐紮在這老鄉家裏，一面開拓荒山，建設廠房；一面在臨時搭起的蓆棚裏縫製軍裝。知青們一聽，個個面面相視，愣在那裏。誰能料到兵團家屬內部的招工，竟是這樣一個騙局。
記得當時好幾個女生偷偷摸淚，指導員不得不挨個做思想工作。當天下午，我們男生一個排，女生兩個排，分別安頓到當地農戶讓出的房子裏。我們男生排分在村東頭一戶農家三間閒房，就地圍圈打了通鋪，晚上圍聚在一盞小油燈下學毛著“老三篇”。那時我們喝井水，吃定糧，五月份便已蚊蠅圈圈地圍著轉，讓人時時搔癢。加之我因不服水土，遍體起滿了疙瘩，奇癢難耐，苦不堪言。最讓我打怵的是，連裏野營拉連，時常半夜吹起緊急集合號，所有戰士必須在幾分鐘內摸黑打好背包，列隊完畢，一行就是幾十裏，有時急行軍跑步進行，讓人緊張地透不過氣來。我常常在忙亂中，因打不起背包而急的滿頭大汗。那種生活令我這個從小任性嬌慣的病秧子很難適應。我難過時禁不住夜裏偷偷抹鼻子，思鄉念家，想與老爸下棋，想聽他講屈原的故事，想那星點米小卻“香得那樣張揚”的丁香花。幸蒙小姐當時還在連隊，常常幫我。小姐曾問我後不後悔，我都咬著牙硬是說：不後悔。兩個月後，小姐被大姐托關係調回濟南兵團教導隊做了衛生員，僅把我一個不滿十六歲的孩子撇在那片荒石坡上。那時，我們一面在臨時搭制的蓆棚裏生產軍裝；一面又在挖土、搬石、開發荒山。但每月僅有12元錢的生活費，常常吃不飽，生活十分艱苦。
那年在艱苦的兵團歲月裏，我寫下不少的古體詩和散文，流露少年不得志的鬱悶與不滿，發洩性格扭曲的壓抑與痛苦，並匯收成集，每每孤芳自賞。也正是這年，全國文革中首次實行保送加考試上大學政策。我因是全連有目共睹的學習癡迷，便被團裏推薦上大學，公假復習功課並到泰安兵團司令部參加高考。高考後，我感覺良好，躊躇滿志，準備一展宏圖。當時好友們也都認為我必走無異，與我照相，徹夜長敘。連隊也認為憑我的實力，入學已成定局。因而便給我們家寫了報喜信。說來也巧，那年正巧碰上了張鐵生雀噪一時的“白卷”，一夜之間，毀了我的全部希望。全國原有的考試成績一律作廢，仍要優先保送貧下中農子弟入校，而我這右派子女，被清下了名單。那是我踏上社會首次經歷命運如此慘重的挫傷，差點讓我一蹶不振。那段日子裏，我幾天幾夜不思寢食，鬱悶無語。當我調整心態，從痛苦中再度挺起腰板後，我曾在泰山腳下的茶館裏向戰友們發誓，將終生不再謀求學院生活，而要在社會大學裏自學成才，揚眉吐氣，直到文革後期返城。
《人與人權》5月-2006年：www.renyurenquan.org(//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