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書：絕不僅僅是篇幅，六百多頁，五十多萬字，夠厚重的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坐了十一年監獄——其間大部分時間還是單身監禁——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寫成的回憶錄。這是用一生的心血，寫下心血的一生。這個人就是這本書，這本書就是這個人。

魯禮安是武漢人，原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初期是武漢地區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將，異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須有的「惡毒攻擊罪」被捕入獄，後來又因為涉及「反革命地下組織」案，差點被判死刑，被投入單人牢房長期關押，直到1979年才出獄。出獄後，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寫成了這本回憶錄。這本書記載了作者的成長和經歷，記載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兩年時間內的熱情投入，指點江山，然後就是漫長的監獄生活，痛苦的思考與回憶，極度的空虛與絕望。通過這本書，我們不僅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到文化大革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想與心態，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華與品格。

單身監禁——難以描述的恐怖

讀魯禮安的書，最令人震撼的一點莫過於他十一年的單身監禁生活。這種痛 苦遠非筆墨可以描述，因為這種生活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沒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動物，人必須生活在人群之間。人群之間就叫人間，在各種語言裡，死亡都被委婉 地叫做離別人間。可見人們都知道，離開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離開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話，單身監禁是「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單身監禁不僅對人的肉體造成極大的傷害，它更嚴重地摧殘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寫過一部小說《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納粹單獨拘押，在牢房裡他面對的是一片虛無的空間與時間，生活成了空白，圍繞他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空虛。為了對抗孤獨，B博士朗誦詩、背兒歌、背法典條文、演算算術……但問題是，就像他後來所說的，「在空虛中，我的記憶力什麼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獄卒那裡偷來一本象棋棋譜，就像撈到一根救命稻草，拚命地讀和背，不斷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盤接一盤地發瘋似地互相挑戰，結果他的棋藝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贏世界冠軍，但同時也陷入了精神錯亂。

《象棋的故事》的中譯本是在「四人幫」垮臺後不久發表的，那時候，我們都剛從沒有文化，沒有書讀的時代走出來，對極度的精神飢渴有很深的體驗，所以對這部小說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小說有它的戲劇性和誇張性。真實的單人監禁要遠比小說描繪得更恐怖。和魯禮安同案的十幾個人，最後有四個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過牢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本來是一天能讀一本大部頭的書，下筆能寫洋洋萬言的長篇大論的，可是在長期的監獄生活、尤其是在長期的單身監禁之後，從此再也讀不進大部頭的書，寫不了長篇大論。注意力很難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時總是心慌意亂，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們也理解到，魯禮安能夠挺過十一年單人監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寫下這部五十餘萬字的回憶錄，這是何等頑強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華，何等堅挺的自信！

為什麼魯禮安能挺過十一年單身監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為他給自己找到了一種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監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魯禮安向蒼天和大地發下一個誓言：「我這輩子只要有一天能夠走出這座人間地獄，我一定要把我獄中這段悲慘的經歷寫出來，我一定要揭露這樁欽定大案的真相。當然，我既不可能像《基督山恩仇記》裡的基督山伯爵那樣，去殘酷地報復陷害我的仇人，也 不會像《雙城記》裡的馬奈特老人那樣，去詛咒對我進行迫害的那些權貴們的子孫和他們家屬中的所有人。我只將如實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惡，用筆將他們這些自由和民主的敵人、扼殺人類道德和良知的劊子手，永遠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果說對於我們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那麼，寫作則是一種拯救。

文革活化石

魯禮安是造反派。現在一提起造反派，許多人就以為他們都是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傢伙。其實不然。例如魯禮安，從小就是好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尊敬師長，團結同學。在運動初期，他對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長朱九思都是不以為然的。魯禮安是從批評工作組而開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評工作組也主要是出於對工作組整學生，把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滿，可見他的造反帶有反對政治迫害的成分。魯禮安後來成為紅衛兵的理論家，他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著極左的詞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對官僚體制和嚮往民主的因素——儘管還是朦朧的、混亂的。

說來很有趣，魯禮安的思想應該歸為極左，但是它卻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與共鳴。武漢地區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樺、徐遲、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會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動，他們對魯禮安和他的《揚子江評論》與《北斗星學會宣言》尤其讚賞。江漢大學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給魯禮安這本回憶錄寫的序言裡指出，他和他的右派 朋友們之所以讚賞魯禮安，是因為「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那種青春的理想主義，洋溢的才華和初生之犢的勇氣。

姜弘寫道：魯禮安們與眾不同、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們「因受壓而反抗，而獨立思考，從而衝破思想禁錮，從毛澤東走向馬克思，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而且不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自己組織起來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當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間的重大區別：「一是性質不同，二是思想資 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主張而為毛澤東所不容，才『因勢利導，聚而殲之』的。造反派則不同，他們對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是被愚弄、利用之 後又被拋起的犧牲品」。思想資源的不同，「主要是歷史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裡不僅有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這與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關。造反派就沒有這種精神資源，他們生長在嚴格封閉的單一思想文化環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種意識形態，就是『毛主席的教導』」。需要提醒的是，魯禮安們只是造反派中的少數。這是我們評價文革造反活動時不應該忘記的。

魯禮安回憶錄《仰天長嘯》寫得很真實。這大約也和作者長期與世隔絕有關。無怪乎有人要把這本書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認真研讀這本書，對於我們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紅衛兵一代，瞭解文革造反運動，瞭解文革異端思潮的來龍去脈，都有很大的價值。

北京之春2006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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