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莊召開「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幾派財經、政法理論方面的重量級專家集聚一堂共商中國改革大計，然而各派意見分爭隨著會議記錄被公諸網絡而由隱蔽性走向公開化，引起世界的觀注，這次會議事實是去年以來改革反思的延續。中國28年來的改革走到今日，何去何從實在是到了十字路口，不可迴避。中國改革理論界的頭腦們在規劃宏偉願景，指點天下得失，評議改革功過中的宏大述事無疑是當權者制定國策的重要參考，他們所掌握及引證的數據都是些國家級的、平民百姓所難掌握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離平民百姓很遙遠的。這些我在此就不想多論述了。

在此我僅從我們家族中這28年來送孩子上學情況談談中國農村改革。這是實實在在、簡簡單單的數據，卻是真真切切、寒暖饑飽的感受。

一、家鄉的基本情況

我的家鄉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全州縣白寶鄉北山村委平屋自然村，地處湘桂交界、五嶺山脈中的都盤嶺中，人均佔有土地面積：水田一畝、旱地八分，外加荒山約一畝。在1978年前，飢寒交迫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因此當時我總認為自己的家鄉是天下最窮困的地方，並且父輩們也常跟我們埋怨當地條件的惡劣。後來我上了大學，瞭解到中國中西部一些農村的情況後，尤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去了一趟貴州後，我才深信自己的家鄉在中國農村中還不是最差的，客觀地說應該在中等水平。事實上，我家鄉從1980年包產到戶後就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

我們當地經濟生產情況：水田就是種水稻，是解決吃飯問題的。旱地種蔬菜，解決吃菜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地農村用錢問題主要靠家中養豬，一般每家每年都會養兩頭豬，有的還會養三頭，最少的也會養一頭，因為豬肉不僅賣錢而且還解決全家一年的吃油問題（豬身上不好賣的肥肉就留下自家作油吃）。另有一部分經濟收入是靠地裡種的生煙、花生、辣椒，這些農產品除自家用之外，通常還會拿一部分去集市上賣。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當地農村青壯年逐漸外去打工，尤其從九十年代後期至今當地農村青壯年基本上都在外地打工，除了中國新年及清明許多在外地打工的回家外，平日在村中都很難看到青壯年的影子了。我家鄉人民總體來說應該算是勤勞的，也很節儉，經濟發展的意識比沿海差，但比西北內地要強。

這樣的一個地理位置、自然條件、民風民俗、村民意識在中國廣大農村中應該處於一個中等發展水平，應該對中國農村的普遍發展狀況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我在立足於談論家鄉的變化時認為它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個縮影。

我家是個大家族，我父親有親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還有兩個堂弟，所以父輩共有七兄弟。我的家族在當地經濟條件下處於村中中等經濟水平。這樣農村中的這樣的家族，我認為在中國農村發展中也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出農村一些較普遍的問題的。

二、不同時代送子女上學情況

我家送子上學情況：

我家在整個家族中經濟狀況算差的。原因是父母身體一尚不太好，我們兄弟姊妹四人，大的兩個是女兒，在1980年前生產隊靠記工分，女的每天所定分數低，同樣勞動一天，男的得十二分，女的主要勞力才是八分，剛參加勞動的只有四分。所以在生產隊的年月，我家常常超支——就是隊裡一年分給我家的東西的價值超過我們勞動所得工分的價值，因此父母每年辛辛苦苦勞動到頭來還得往村裡補錢進去。在這樣情況下，我家在1978年時有二姐、我、弟弟三個孩子上學。當時我上初一，我二姐上高一，弟弟上小學二年級。

1980年，我母親因病醫治無效而去世，家中為幫母親治病而欠債不少，原本不好的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我也因照顧母親而休學半年。在這種情況下，九月份開學時，我父親仍鼓勵我去復學。當時我姐已順利完成了高中兩年的學業，因沒有考上大學而回家參加勞動，家中勞力變成了我兩個姐與父親三人，但姐姐她們因剛參加勞動，每天的工分就是四分。好在當年底包產到戶落實了，家中分到的田地由父親帶著姐姐她們耕種。這時家中是三個人勞動供兩個人上學，經濟上完全靠田地作物及家中養豬，就是在這樣的情況，居然一年後還還清了家中因幫母親治病所欠的債。在1980年，我家中碰到那樣大的變故的情況下我們姐弟三人都沒有輟學。

1982年我考上縣重點高中，在我上高中期間我弟也上了初中，家中經濟來源還是靠我姐與父親的勞動，經濟上確實是困難的，但該交的費還是一分也沒少過，儘管這樣，我們畢竟還是支撐過來了。

1985年我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1986年初我大姐出嫁了，家中就是我二姐與父親兩人勞動，經濟上依然靠的是種田養豬，9月份我弟考上了縣重點高中，家中就是一人上大學，一人上高中。1987年，我二姐也出嫁了，家中變成我父親一人勞動供我兄弟兩人上學。直到1989年我大學畢業，我弟於當年考上南京大學。剛參加工作的我每月工資七十多元，除了自己的開支就拿出來支援我弟，儘管如此也只能部分解決我弟上學的費用，總有部分還得我父親承擔，當時年已六十的父親不僅要勞動還得拿錢出來供我弟上學，就這樣熬到我弟大學畢業。這期間的確也很艱難，但畢竟還能承受，並且家中也沒有欠下什麼債。可見當時農村生產在省吃儉用的情況下還能勉強供兩個孩子上學。

五叔家送子上學情況：

五叔有兩男一女三個孩子，最小的是女孩。大的孩子1983年上學，第二的孩子1986年上學，第三的孩子1990年上學。1990-1994年期間他家同時供一個高中、一個初中、一個小學三孩子上學，感覺非常吃力，我印象中五叔常常找人借錢。

1994年五叔的大孩子高中畢業時被迫放棄參加高考，原因是家中經濟困難，他自己學習雖也不錯，在地方普通高中班排在前十名，但考好的公費大學還是有困難，而考那些收費高的大學家中又無力支付，這樣他如果執意要上大學，老二就上不起高中了。這時家中就面臨誰上誰不上的重大抉擇。經再三權衡，五叔與大的孩子商議覺得家中老二學習更好一些，將來更有把握考上公費大學，為了保證老二學習不受影響，大的孩子就被迫放棄了高考，外出加入了打工的隊伍。同年老二考入了縣裡第二等高中。五叔家大孩子在外打工，他們兩個老人在家勞動，供著一個高中生、一個小學生上學。到了1995年，小女兒小學畢業時，家中就因經濟困難而無力供她上初中了，於是她只好含淚告別學校。記得當年中國新年我回家時，那個小妹妹談起讀書還獨自偷偷躲到一邊去流淚。這樣五叔家為了保老二上學就犧牲了老大與老三的學業。

1997年，五叔家老二不負眾望考上了南昌水利高等學院。我五叔在高興之餘為籌錢奔波了半月，在親戚們的幫助下才得順利入學，在之後幾年老二的大學生活中，五叔全家四人勞動（兩個孩子外出打工，兩個老人在家生產）才將老二供到畢業。儘管家中全力以赴，幾年下來還是借了幾千元外債。

我大姐家送子上學：

我大姐嫁在離我家十來里路的湖南的一個農村，自然條件跟我家鄉基本一樣，她育有二子。1994年老大上學，1997年老二上學。2002年老大初中畢業時沒有考上重點高中，卻被湖南省株州中醫學校錄取，通知書上說可以中專大專五年連讀。在農村能考上中專也是件高興的事，然而我大姐因經濟問題面臨一個送不送的選擇，因為如果送了老大，老二上初中就成問題。最後還是決定讓老大放棄上中專並跟父母南下廣州去打工，全家三人在廣州打工以供老二個人上學。現在我外甥就在我縣上高中，姐家三人依然在廣州打工。每年中國新年我回家與他們相聚時都聽他們不無憂慮地說：現在每年孩子上學就要這麼多錢，將來外甥若考上大學不知怎麼送。我只好勸他們放心，說實在有困難時我們弟兄再想辦法。看來目前農村要送一個孩子上中學及上大學，那已不是一戶普通人家打工勞動所能承受的了，需要廣泛動員親戚朋友提供幫助，並且一戶只能送一人絕難同時送兩人了。

果然就在2005年，我七叔最小的孩子考上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醫學院。七叔家兩個大孩子都在外打工，兩老人在家勞動，在農村是不算困難的。八月中旬我叔來電話問我借點錢，並且打招呼說孩子在上學期間家中肯定有經濟困難，他已經動員了孩子的舅舅、孩子的親伯、再加上我這個孩子的堂兄，大家一定要齊心協力幫他的忙將孩子順利培養出來。也就是說現在要送一個孩子上完大學非得集四家的財力才能有保障，否則就有可能半途而廢。現在雖然報上不斷說著助學貸款的事，其實真到了大學，貸款是非常困難且極為有限的。所以農民一般是能不貸款就盡量不貸，寧願想盡辦法向親戚們借。

我老家全州是教育大縣，每年考出很多大學生，然而最近幾年來，每到8、9月份開學時，總聽到來自故鄉的一些有關考上學卻送不起的事。去年我們臨鄉石塘鎮還發生了兩個同班女孩考上大學後都因家中經濟困難無力相送而雙雙相約自殺的慘劇。

唉！蒼天何眼？聽到此等消息，我惟有仰天長歎。

三、28年來農村究竟有什麼發展？

那些有關農村發展的什麼數據我都不想去找，也不願去列舉，我覺得也無須去找。我知道農民的感受是現實的，他們送子女上學的真切情況可以集中反映中國農村的幾方面變化。

1、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因承包制告別了饑寒，這種基本溫飽解決的成果保持到了現在，而這應該說是整個農村改革的最大成果，並且可能是至今唯一拿得出來說事的成果。

2、在1989年之前，一戶普通人家雖艱苦但可勉強送得起兩個中學生及大學生。並且基本上不需要找親戚朋友借什麼錢。

3、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一戶農村普通人家只能艱難地供一個認為最能讀書的孩子上中學及大學，別的孩子就得作出學業上的犧牲，並且在這種情況下還得找親戚借些債。

4、上世紀末到現在，尤其本世紀以來，中國農村普通家庭要想送一個孩子上中學及大學，那就得集幾戶人家的財力，否則就只能望學興歎，甚至被逼上絕路。

從中國普通農村28年來送子上學的變化情況，我們可以解讀出中國改革在農村的得失現狀，在面對改革的大反思時，我們絕難迴避農村的嚴酷現實，我想這遠不是改革成果分享的問題，而是改革究竟在剝奪誰的問題。那些宏大的敘事，那些成功的挖掘，在農民送子上學二十幾年變化的路上都顯得蒼白乏力。中國28年來的改革究竟成功何在？究竟哪些人成功了？這顯然並不需要爭論！

2006-4-29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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