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徐友漁先生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著名公共知識分子，中國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專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發表了數十萬字論文，主持編輯出版了《一九六六——我們那一代的回憶》，撰寫發表了《驀然回首》、《直面歷史》等書，並與其他學者一道整理出版了遇羅克遺文，提倡認識文革，反思文革，嚴防文革災難在新時期重演。

今年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也是文革結束三十周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文革在人們眼中越來越模糊，在一部分人那裡甚至產生了朦朧美。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段並不遙遠的歷史。帶著一系列疑問，筆者近日採訪了徐友漁先生。

辯證唯物主義有一種思想毒害

文革發生時，徐友漁是高中三年級學生，正準備考大學。一九六六年底，他參加了造反派，成為本校群眾組織頭頭之一。他認為，文革是毛澤東利用人們對現狀的不滿，以欺騙手段煽動群眾打倒其政敵的一場鬧劇。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背信棄義、毫無廉恥，文革極其黑暗、野蠻、殘酷。他坦承，自己馬克思主義學得太好了，中毒特別深，認識到文革真相比一般人晚得多。辯證唯物主義有一種思想特別毒害人，明明看到的都不對，卻狡辯看到的是現象，本質是好的，看到的是局部，全局是好的。他說，這種精神騙術至今仍然很多，自己作為研究哲學的人，特別希望揭露這一點。但當時，他不僅用這一套來說服自己，還用來說服和批評已經覺醒了的同學。

徐友漁認為，當局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一系列近代史政治神話上：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所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都失效了，惟一正確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找到了獨立民主富強的道路；共產黨內部又有各種各樣的壞蛋，如陳獨秀、瞿秋白、王明，惟一正確的是毛澤東；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世界上最優越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中國人民過著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難，主要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解放他們是中國人民的責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赫魯曉夫叛變，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聖地，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世界革命的基地，等等。

由於文革砸爛了過去嚴密的政治控制系統，無產階級專政鬆弛了，他得以閱讀了很多以前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內部書籍，於是「資產階級思想」大泛濫。下放農村使他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與「神話」正相反，「資產階級思想」派上了用場。經過一番緊張的探索，神話體系逐步分崩離析，「九‧一三」之前，他便完全清醒了，不僅僅是對文革本身，而是思想上的全面顛覆。

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個原因

徐友漁堅決反對歷史必然性的觀點，認為文革在中國發生並非必然。批評一些人將文革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純粹是瞎扯。他說，當代最駭人聽聞的暴行，有什麼理由一定要讓死去兩千多年的孔夫子負責呢？太荒唐了。

徐友漁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權力鬥爭。如果任由劉少奇發展，毛在歷史上的結果將完全不同；另一個是意識形態或者建國理想方面的差別。劉少奇是一個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現代化、經濟建設的興趣比毛澤東大得多，希望發展生產，想履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承諾。而毛澤東是亂來的人。另外，毛澤東的神經與心理極端病態。他對人極度提防與懷疑，心理極其陰暗，時刻幻想有人要迫害他、要謀反，於是先下手為強，成為天字第一號迫害狂。這也是文革產生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所以會選擇文革的形式，而非黨內鬥爭的方式與劉少奇攤牌，與他的性格與需要有關。徐友漁表示，毛澤東個人偏愛和擅長群眾運動，從延安整風就可以看出來，黨內清洗無法置劉少奇於死地。毛澤東要達到目的，必須將劉的體系整個剷除才行，打倒的人太多，傳統的黨內鬥爭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另外，劉少奇主持工作以來，取得了很大成績，威信日隆，勢力大增，毛澤東對開展黨內鬥爭並無把握。八大之後十多年才召開九大，就是這個原因。毛澤東屬於個人魅力型的領袖人物，只有廢止全部法度，直接與民眾接觸，「運動群眾」，才能操縱形勢，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不留神成了研究文革的人

一九九二年，徐友漁在英國做訪問學者。一次，在圖書館翻資料，看到這樣一種說法：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在西方，受到了極大的刺激。閱讀了西方文革的研究成果，不得不心悅誠服。其實，早在一九六八年，徐友漁就對文革有所反省，聯合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當時收集了大量資料，整理了一些思想線索，這成為他研究文革的優勢。他謙遜地表示，直到目前，他都不能算文革的正規研究者，大部分精力仍然在自己的專業上，只不過文革研究在中國是禁區，沒有競爭，物以稀為貴，才一不留神成了研究文革的人。而他常常出國，接觸材料比國內人多，知道外國同行已經做到了哪一步，避免了重覆，很容易找到學術突破點。雖然花的時間不多，但效率很高。

文革的發生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群眾認為中國社會非常不公正，毛澤東就是利用這一點，將民眾發動起來的。今天的中國社會在公正性方面存在的問題，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民眾與知識分子雖然恨之入骨，卻無能為力。中央政府又無所作為，於是有人嚮往文革想鬥誰就鬥誰的混亂局面，希望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衝擊特權階層。徐友漁認為，文革在嚴格意義上重演是不可能的，但社會中有人希望國家動亂，盼望無法無天、天下大亂的局面，非常危險，必須引起警惕。

中宣部「嚴防死守」難理喻

徐友漁嚴肅地表示，必須考慮兩點：最根本的，必須改變權貴式改革模式，恢復社會公正。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大規模動亂的因素。同時應該開放對文革的研究，讓中國老百姓知道文革之虛偽、黑暗與殘酷。因此，哪怕今天經受了極其不公正的對待，也應該堅持以法治的方式解決問題，以及促使領導人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所作為，減少不公正狀況，避免重蹈覆轍。

現在一些人之所以嚮往文革，是因為他們不瞭解真相。徐友漁的研究成果表明，文革的大民主是虛假的，希望通過群眾運動衝擊特權是最糟的。至少，人民雖然對現狀不滿意，但對比那個黑暗的年代，卻會覺得萬分幸運，進而珍惜現在的環境，有什麼不好呢 中宣部對談論文革要「嚴防死守」，實在是不可理喻。十年前，文革三十周年時，雖然也有控制，但比現在鬆一些。徐友漁在國內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今年想做同樣的事，卻根本沒有可能。

徐友漁認為，今天在台上的人如果學習馬英九，代表前人向人民謝罪，那是惟一正確的做法，最終一定要這樣做的。但他們不僅不這樣做，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令人費解。惟一的解釋是，他們視自己為文革的罪魁禍首，認為研究文革在揭他們的瘡疤，真是蠢不可及。

二○○六年五月四日於北京香山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５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