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從1971年到1976年，我只是共產黨掌控的學校中的一個學生，這時文革已進入尾聲，在這期間，我做了幾件被老師稱讚的事情，於是被老師委任為班級和學校的學生幹部。1989年，我又成了共產黨監獄中的反革命犯。我如何從紅色王朝中的小走卒演變為反革命犯？只有通過回憶才能描繪出個人的這段文革後期的人生軌跡。
1971年我開始上小學，官方定義的文化大革命這時已經過去五年，此時距離結束也是五年。我們剛入學不久，共產黨就發佈文件稱，林彪在暗殺毛澤東沒成功的情況下逃離了中國，其乘坐的飛機墜毀在蒙古的沙漠上。一天，老師組織全班同學開了一個會，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背叛黨和國家的林彪，老師讓同學們要在批判會上發言，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當時我也講了幾句話，這種行為可能不會引起老師對我的注意，引起老師對我注意的應該是我在發言的時候激動地哭了。在當時那種特定的環境中，人們解讀我的痛哭時一定會這樣說：這孩子對毛主席有感情啊。後來我就成了我們班級的排長。排長就是一個小小的學生幹部，主要責任就是組織同學們排隊。政治上的早熟是我能夠擔任學生幹部的一個原因。老師對我的這一委任使我與主流社會的距離接近了。這是我的政治化的開始。天真的童年從此就不屬於我了。
直到現在我還在想，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中，像我這樣的兒童為什麼對政治熟悉得令成年人也比較吃驚？實際上兒童的好奇心是比較強的。他們對身外之物總是保持著興趣。我們這代人開始懂事的時候正是文革開始的時候，對革命之外的東西我們知道得非常少。文革是從反對封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開始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西方文明、以及俄羅斯文化都成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對象。許多兒童能接受的童話、寓言、傳說、故事、兒歌、圖畫等等，都成了禁止傳播的文化形態。因此，我們剛開始懂事的時候就被扔在了一片文化沙漠上。在這個文化沙漠上，只有一種植物。這種植物就是革命。前面我說過兒童都有好奇心。這驅使著兒童們去看、去聽。於是一些兒童就不可避免地接受革命的影響，成為一個政治上的早熟者。
1972年我又進入了另一所學校。剛到這個學校不久，我的學生生活就發生了一次變故。在一次課間休息時，我看到一個同學哭了。我就上前問他，為什麼哭？他不告訴我，我就不斷追問。這時上課鈴響了，我趕緊從我所在的院子裡往另一個院子裡跑。因為，我是排長，要組織同學們排隊，然後和同學們一起回到教室裡上課。由於兩個院子之間有一段距離，等我跑到我們班級所在的位置時，別的班級都組織好了。我們的班主任高老師很生氣，當即不讓我當排長了，讓一位姓薛的同學接替了我。
這時我的社會位置向社會邊緣滑了一下。但是，我對主流社會的價值觀還是比較認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了中國。北京的一個新聞電影製片廠為此攝制了一個紀錄片。我們學校組織學生觀看了這部電影。看完電影，幾個同學一起議論這個電影。我們班的排長薛同學說：「你看，人家美國總統多神氣，翹個二郎腿往那兒一坐，太有派了。」我和另外幾個同學聽了這段議論之後，都覺得這種議論不好：毛主席接見尼克松的時候，兩個人並排坐著，你不說毛主席有派，反而說曾經是中國的敵人的美國總統有派，你對毛主席還有感情嗎？經過商議，我們決定向老師反映這個比較特別的情況。高老師聽了我們的匯報之後沒什麼反應。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現在回顧起這件事，我們可以發現什麼？告密是不是當時人們的生存本能之一？連小小少年都諳熟此道。
告密之所以存在，起決定作用的是秘密的存在。由於當時的社會存在著許多禁區，一個人一不小心就會踩踏禁區，於是一個秘密就誕生了。如果這一個秘密被外人發現，那麼發現這個秘密的人自然會無比激動。他自然會急於跟別人分享這個秘密。發現秘密的人會首先跟誰分享這個秘密呢？自然是設定禁區的人。那個發現了秘密的人會先跑到設定禁區的人（即官方、或官方的代理人）那裡說，某人做了一件你不讓做的事情。統治者利用人們急於跟人分享秘密的心理特點，鼓勵人們告密。當這種鼓勵能給告密者帶來好處的時候，比如給告密者陞官，給他們物質獎勵，告密就越發猖獗了。
告密並未使我們這些告密者的生活發生什麼變化。後來我積極響應學校的號召，拎著筐在冬天的大街上檢馬糞支持農業生產。在大街上我和老師突然相遇。後來高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表揚了我。此後我依然是一個普通學生，直到1974年我才被高老師格外關注。毛澤東在這一年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各個學校也組織學生們參加這個政治運動。老師讓我們都寫批判文章，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我寫得非常積極。高老師覺得我的批判文章又多又好。我們學校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也這麼說。我的文章得到了學校領導的肯定。高老師比較得意。於是我就順利地當上了我們班級的班長。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好的人自然會得到獎勵，無論你是誰。後來我又當上了我們學校學生組織的副主任，獲得了區學習毛澤東著作先進分子的稱號。當時我們學校的牆上貼著一條大標語，上面寫著「從小粗知馬列」（馬列即馬克思和列寧）。當時，很多小學生都煞有介事地閱讀《毛澤東選集》。
政治運動過後，我和其他幾位班級幹部就成了高老師的馬前卒。當時我們班裡有幾個問題少年。這裡的所謂的問題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無非就是上課講話、作業寫得不好之類的小問題。高老師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一旦哪個學生的身上出現了小問題，她就讓我們幾個班級幹部到問題少年的家裡去告狀，將問題少年的小問題報告給學生的父母。有時高老師還讓我們在問題少年的家裡舉辦學習班，讓我們組織問題少年和他們的父母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裡的有關文章，比如《反對自由主義》。有一個同學的父親是我們市的著名畫家，後來擔任了市美術家協會主席。有一次，我們在他家開了一次學習班。當時他也捧著《毛澤東選集》，和我們咿咿呀呀地念著毛主席的教導。現在想起他當時那種看起來比較認真的樣子都覺得好笑。政治確實是殘酷的：你在參加政治活動的時候不認真，就有可能遭到制裁。小孩發起的政治活動能讓大人表現得很認真，這樣的事情只能發生在政治中國吧。無數人的靈魂在這裡受到了煎熬。高老師對我們進行了初級政治訓練。如果我的人生軌跡不發生變化，我成年以後也許會成為一個熟練地使用中國製造的政治武器的人。
1976年，毛澤東去世了。當時我們學校的學生在本市最大的廣場上參加了為毛澤東召開的追悼會。從會場回到學校時，我看見一個工廠的樓上竟然架著一個高射機槍。有一天高老師召集班幹部開會，她說：「毛主席逝世後，我們要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我們要組織一個巡邏隊，晚上到大街上巡邏，發現有人從事破壞活動，就上前制止並報告。」她把我們分成兩組，輪流上街巡邏。我被安排在第一巡邏組，首先上街巡邏。我記得那天晚上我扛著一根木棍，我們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突然發現前面有一人影，我們急忙跑過去，跑了一會就看不到人影了，於是繼續在街上瞎溜躂。第二天老師召集第一巡邏組開會，問我們發現什麼情況沒有。我說：大街上人非常少，走了半天只看見一個人影。我們還要繼續巡邏嗎？高老師並未正面回答我的提問，後來巡邏的事也沒人提了。
巡邏事件過後，我發現以前經常跟我在一起玩的一些同學似乎在有意迴避我。後來有同學吞吞吐吐地向我透露：高老師對我在那次開會時的發言不滿意。她認為我對巡邏不積極。這時我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原來一些同學也是在看老師的臉色行事，我頓時感到非常孤單。其實我只是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場狀況。根據那種狀況，懷疑巡邏的必要性也是順理成章的。嚴格地說，人們並不能根據一天的情況來做出判斷，但是一個學生能做到遇事嚴謹嗎？後來我就不是班長了。
1976年，以毛澤東的妻子為首的四人幫倒台了。這時社會上的一些青年人不再將毛澤東恭恭敬敬地稱為「毛主席」，而是稱其為「老毛」，我也覺得這樣的稱呼不錯。改革開放以後，我逐漸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傳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我的影響越來越小。直到1989年，我站到了統治階層的對立面，反對軍隊在北京戒嚴，以及後來的製造流血事件。促使我脫離黨文化的關鍵事件是什麼？在對待巡邏的態度上如果我能和高老師保持一致，她就不會那麼堅決地拋棄我，這時我就不會滑到學校這個小生態環境的邊緣，黨文化的吸引就不會減弱。這樣一來我就不太可能像現在這樣追求自由、平等、和平、法治與民主。一扇門對我關閉了，我就可能去敲另一扇門。在我感覺孤單的時候，另一扇門恰好出現了，這種巧合成就了現在的我。
學校是未成年人呆的地方，但這裡的規矩跟成年人世界裡的規矩是一樣的。我們的高老師就是一個小部落裡的首領。她積極地完成上級交給她的任務，有時候還能主動地為自己找活干，以取悅於她的領導。學校表揚我們班級的時候，她就眉飛色舞；學校批評我們班級的時候，她就怒氣衝天。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她對我們班同學的表現不滿意。其它班級的學生都離開操場回家了，她還讓我們在操場上站著。在學校裡她很累。她並未從這個社會的高層那裡得到額外的好處。但是，她並未游離在這個社會的邊緣偷懶耍滑。她忠實地做這個制度的維護者。她的領導的習慣也是她的習慣。在專制社會，排斥異己是一個慣例。這使她也排斥異己。我由於在那次巡邏之後說了實話，她就視我為異己，從此我成了班級裡的邊緣人。
在本文即將結束的時候，我想著重強調兩點。
第一點，專制制度每排斥一個異己，就使自己少了一個同道。如果在專制制度之外沒有新的文明，那麼被專制制度排斥出來的異己者就可能自消自滅；如果有新的文明，那麼被排斥出來的異己者就可能以這個新文明為支點，與舊文明相抗衡。專制者總是在挖自己的牆角。看看當代中國異議人士的經歷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人的家庭都遭到了主流社會的排斥：楊小凱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受到了批判；魏京生的父親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受到了處分；劉曉波的家庭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還有許多異議人士的經歷跟前三個人的經歷相同，在此就不一一列舉。家庭或自己遭到主流社會的排斥，使這些人在轉變為異議人士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一點恐怕是不容否認的。
第二點，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幼小如我者也被裹挾到革命的洪流中，可見文革對人的影響有多麼大。毛澤東試圖將每一個人都納入到他主持的革命中，使政治主宰了生活中的一切。這是當時中國的一大特點。因此經歷過文革的人檢視自己在革命中得了什麼是非常必要的。在文革中我們的生活是虛妄的，十年過後，文革的參與者不是傷痕纍纍（這裡指的是參加革命的造反派），就是頭腦空空（這裡指的是文革期間在學校學習的學生），這就是我們盲目跟隨領袖革命後得到的革命果實。
少年兒童過分關注政治是不正常的。可是在文革中，除了政治我們就看不到其它事物了。因此，我要用這篇文章來哀悼一代人過早失去的童年。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