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李肅2006年5月26日華盛頓報導)毛澤東究竟為甚麼發動文革？中國官方的解釋曾經說，毛澤東當時認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文化領域的很大一部份權力，形成了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發動廣大群眾把權力奪回來。也就是要“反修防修”。
*北京：毛好心辦壞事*
不過，在文革以後，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評價變化了，說毛澤東當時的論點“是完全錯誤的”。當時中國並不存在修正主義或者資本主義路線，而且被打倒的那一大批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恰恰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不過，中國官方的結論無非是說，毛澤東是好心辦了壞事。正如文革學者華新民博士所總結的那樣：
“這種追求是帶有一種『帶有空想色彩的』追求，是『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還有『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對於毛澤東本身的動機，官方從來就是說沒有甚麼可以指責的。他的目標還是神聖的。這樣一種解釋在國內的文革研究當中佔了主流的地位。”
可以看到，官方的解釋提到了毛髮動文革的兩種動因。一個是擔心外部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另一個是擔心這些外部勢力在中共黨內的代理人奪權。而目前的文革研究人員也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內外兩種因素。那麼，這兩種動因究竟源自何方呢？我們也許應該從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說起。
*大躍進帶來大躍退*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口號想必是很多中國35歲以上的人非常熟悉的。1958年5月，中共8屆2中全會正式將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口號確立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路線。一些學者說，毛澤東當時試圖高速發展經濟是為了爭當斯大林身後的國際共運新領袖，需要經濟實力做後盾。於是，一場“大躍進”運動在中國展開了。
在這場運動中，中國的工業按照毛澤東“以鋼為綱”的方針集中力量增加鋼產量，最後發展為全民“大煉鋼鐵”──一共有9000萬人在城鄉各地興建起無數的高爐，“土法煉鋼”。
中國的農業則刮起了一股強勁的“共產風”。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農民把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生產資料都交給了公社，甚至建立起農民集體吃飯的公社食堂，讓大家享受“共產主義”的滋味。
此時的毛澤東，頭腦熱到極點。在1955年，他還說大約要用50年到70年的時間爭取趕超美國。然而到了1958年，他的想法一年三變，從“15年趕上英國，20年趕上美國”；“可能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就可以趕上美國”；到最後發展成“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了。在毛澤東狂熱地帶動下，中國全國上下高喊著“三年超英，十年趕美”的口號爭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然而，“大躍進”的惡果在1959年就已經顯現出來了。中共領導層內也因此發生了一些分歧。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上，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上書毛澤東，對當時激進的經濟路線提出一些批評。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是在挑戰自己的權威。於是，彭德懷被打成“反黨分子”，受到罷免。毛的“大躍進”則繼續在中國全面展開。
結果，“大躍進”給中國帶來一場持續了三年的嚴重經濟災難。生產結構被嚴重破壞，大量人力、物力資源被浪費，國民經濟嚴重失調。中國官方的統計表明，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濟全面下滑，工農業減產，財政赤字增加，通貨膨脹上升，物價上漲。
*大饑荒奪命數千萬*
最駭人聽聞的是中國發生了大規模饑荒。在“大躍進”期間，伴隨“共產風”而來的是一股“浮誇風”。當時由於冒進政策，已經造成農業大幅度減產和耕地面積大幅度下降。但是各地為了在“大躍進”中不落人後，紛紛虛報糧食產量，被稱為發射高產“衛星”。一時間，畝產萬斤糧的新聞不絕於耳，甚至出現過水稻畝產13萬斤的新聞。
結果，在糧食產量不斷減少的同時，政府卻根據各地虛報的產量大大增加了向農民徵購糧食的數量，造成農民自己口糧普遍匱乏，結果引起大規模饑荒。中國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形容當時的情形是“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根據對中國官方人口統計數字的分析和計算，整個“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大約3500萬到4500萬人。
*務實派抬頭 毛劉結怨*
對於“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大災難，中國官方的公開說法是“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把災難歸咎於老天。至今，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多數還把那個時期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三年困難時期”。
但是中國當時的第二號領導人劉少奇就提出了造成災難的“人禍”問題。當時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都曾經積極推動毛澤東的狂熱政策。就連後來對“大躍進”提出批評的彭德懷也曾經是積極推動者之一。不過，看到“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以後，激進的毛澤東和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等人為代表的務實派之間出現了較大的分歧。
在1962年1月中共召開的被稱為“七千人大會”的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等人對“大躍進”提出一些批評，提出對“大躍進”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他同時也針對毛澤東所說的成績和錯誤是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的說法，認為是三個指頭和7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的缺點和錯誤還不止是三個指頭。他還借用湖南農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並且表示，彭德懷當年的意見“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三面紅旗”的經驗可能要到“五年、十年以後”才能總結出來。
在劉少奇這番話的鼓勵之下，參加會議的中共官員紛紛對“大躍進”發出指責，甚至出現了要求為彭德懷平反的呼聲。
儘管毛澤東在1961年9月還堅持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甚麼了不得”，但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中共建國以後他唯一一次公開自我批評。毛澤東顯然對此耿耿於懷。儘管劉少奇等人當時為了保住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面子，仍然違背事實，一再強調“大躍進”的政策是正確的，成績是七分，但是毛澤東已經感到，在中共整個幹部系統內部，上至他內定的接班人劉少奇，下至基層幹部，都存在與他的想法不一致、對他的政策不滿的人。
他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寫的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曾經指責這次七千人大會是右傾。在文革期間的1967年，毛澤東曾經表示，“『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經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專家認為，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會”以後就開始計劃打倒劉少奇了。
*陳奎德：劉鄧糾錯捧毛皆埋禍根*
我們來聽一下記者同《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的對話。
陳奎德：他發動“大躍進”就是想自己自僻蹊徑，走出一條新的路，從而確立自己在世界歷史上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地位。我想這個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他過去在內戰中獲勝，就覺得天下事自己甚麼事做不到？我這麼少一點人，把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軍隊都打敗了，我還有甚麼事情不可以做啊。所以，他在內戰的成功，他在前期的成功使他在後期得了妄想症，就是無限膨脹。
記者：那麼毛澤東自己認為“大躍進”失敗了嗎？
陳：我想，特別是經過三年大饑荒以後，他實際上內心知道是失敗了。知道大饑荒是死了很多人。這一點他是清清楚楚的，因為劉少奇已經在游泳池邊上跟他講了，“餓死人，我們要上史書的”。
記者：毛澤東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對劉少奇不滿的？
陳：“大躍進”失敗之後，他被迫在黨內潛在和直接的壓力之下退居第二線，我想他已經知道，他必須要把劉弄下台。
記者：但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做了自我批評的。
陳：是。
記者：他當時做自我批評是真心的嗎？
陳：我當然不會認為他是真心的。但是在客觀情勢的逼迫下，他一定要做這種自我批評的，因為黨內的壓力，中國國內當時大饑荒的壓力幾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在黨內。
記者：毛澤東後來對劉少奇發難的理由之一似乎是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想架空他。
陳：對。實際上，一線、二線的劃分本身就是一種架空的方式嘛。他自己也承認了。不過不說“架空”這個詞。因為你不具體地執行日常的行政事務，當然你的權力就有空的。相當重要的，相當大部份的方面就是空的嘛。這本身就是架空的內含嘛。
記者：那麼劉少奇、鄧小平當時真地是想架空毛嗎？
陳：我想他們是認為毛澤東在處理日常的經濟事務、行政事務上是犯了錯誤，而且應該退居二線。他們也覺得毛澤東可能在處理國家建設方面不如他們的政策來的穩妥。所以說確實有這樣的想法。但是他們還是非常尊重毛，因為毛是他們打天下的最高領袖，而且，他們平常，過去也是比較服毛的。
所以他們採取了某種交換的方式，就是行政的、日常的權力交給他們，來交換他們同樣地、不斷地把毛的神話地位，毛的最高地位，在虛的方面，在意識形態方面，在全國宣傳方面仍不放過對毛的抬高和吹捧。這個為以後就留下了禍根。就是毛的聲望仍然不墜落，甚至還要吹得更高。
記者：那也就是說，劉少奇當時真正是開始不服毛了，是不是？
陳：對。他認為毛可能是大戰略家，大詩人，不一定在實際行政能力方面有他強。可以說，毛澤東的經濟“大躍進”徹底失敗了。但是指出這個失敗的劉少奇等人卻給自己埋下了禍根。
*斯大林挨批 毛澤東警惕*
促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另一個動機是國際因素。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蘇聯，國際共運的領袖、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赫魯曉夫在三年之內先後扳倒了兩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強烈批評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錯誤。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魯曉夫趕下了台。
對斯大林死後進行的批評以及蘇聯領導層內部的鬥爭使毛澤東開始擔心“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邊，隨時可能對自己“大躍進”的失誤進行批判，奪取自己的權力。而他懷疑的對象就落到劉少奇及其同黨的身上。正如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所說：
“赫魯曉夫的下台給毛澤東敲響了警鐘。毛澤東就認為，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到哪一天也會把毛澤東弄掉。”
*奪權保位 打壓不滿*
中共黨內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很多人對毛澤東狂熱的“大躍進”政策的不滿，加上蘇聯領導層發生的變化，這兩股力量交織在一起，使毛澤東感到要罷黜劉少奇之類的官員，奪回他們手中的權力。
就在七千人大會召開的同一年的下半年，毛澤東已經迫不及待要翻七千人大會的案了。在1962年夏季，毛澤東曾經當面斥責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否定“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1962年9月的中共8屆10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談黨內修正主義的危險和階級鬥爭，聲稱需要對中國的各級官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這場“社教”運動在1965年發展成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毛強調運動的性質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矛頭直指“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且多次指出，根子在上面。
*借人民之力 倒心中政敵*
然而，在劉少奇的親自主持下，“四清”運動整治的都是一些基層“小蝦米”，並沒有朝毛澤東希望的方向發展。毛澤東感到通過正常的黨務系統難以解決問題，只好通過一種非常規的運動來除掉這一大批他認為與他離心離德的官員。這場非常規的運動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
“所以毛澤東決心要發動文革，要把這些人的權力一個一個地弄掉。因為如果按照共產黨一般的制度來講的話，要召開中央委員會把這些人弄掉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澤東必須要發動一個特別的運動，藉助於人民群眾的力量把彭羅陸楊，把各地的一些黨委，把劉少奇、鄧小平才能打倒。”一場暴風驟雨即將來臨了，而毛澤東的首要目標劉少奇卻渾然不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