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女性知識份子與維權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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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6日訊】中國正處在一個嚴峻的轉型期。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起來,弱勢群體遭受欺凌的現象更為普遍。長期以來,專制者對人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進行雙重的剝奪,使人民在個人權利被侵犯時往往只能認命,只求活命,不知如何抗爭,因而在權利問題上,出現了整體性失語的現象。

近年來,一些知識份子走出書齋,重建「救世濟民」的責任感,介入當下現實,參與民間維權運動,體現出強烈的人道關懷。在這中間,出現了艾曉明、郭艷和曾金燕等一批傑出的女性,她們以女性特質為人的基本權利奮力抗爭,創造了令人迴腸蕩氣的維權事跡,同時也提升了中國「女性主義」的精神層次,為女性話語增添了社會關懷的廣度和深度,也為啟蒙的歷史貫注了活力和動力。

◎從關注女性身體介入維權

自九十年代起,中國女性作家學習西方女性主義,出現了一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現象,即一味抒寫女性的肉體慾望,卻拋棄西方女性主義者關注現實的傳統,故意割去了女性話語中的社會參與維度。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學婦女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曉明,是一位研究婦女問題的專家,曾去美國研修性別教育理論。不少中國學者在研究舶來理論時,只是以知識來裝潢自己的門面,他們按圖索驥、食洋不化,並不准備把理論應用於現實之中,而艾曉明卻試圖在這個男權中心的社會裏,讓更多的人受到性別教育,以提高中國女性的地位。她還以知識份子的公共姿態,為那些發不出聲音的人發出聲音。

2003年2月,湖南湘潭21歲的音樂教師黃靜死於宿舍中,死時全身赤裸,存在多處傷痕。官方調查結果是黃靜屬於自然死亡。黃靜的母親對此表示懷疑,多次要求再調查,找出女兒死亡的真相。

曾經帶領女學生演出了頗具爭議的話劇《陰道獨白》,艾曉明呼籲保護女性的人身權利。在黃靜一案中,艾曉明首先注意的,是那傷痕纍纍的死者遺體,那受害女性的恐懼、痛苦和無助,在遺體的照片上表現無遺,令艾曉明產生憤怒和被侮辱的感覺。這個案例對婦女的歧視是很明顯的。

黃靜那被人強暴至死的遺體不能說話,艾曉明用筆為之代言,向全社會發出呼籲,她說:「黃靜案一天不破,這聲音一天不會平息。我不是法醫、不是律師、不是記者、不是政府官員,我的聲音很小,報紙也經常拒絕發表我的文章,但是我不會放棄呼喊;而且我還相信,所有人發出聲音,世界就會改變。」

2004年「三八」婦女節時,艾曉明在她所在的學校舉行活動,號召男同學系上白絲帶,表示他們絕不對女性施加暴力,絕不對暴力保持沉默。

◎以母親、妻子的角色介入維權

女性常常被視為柔弱,但母親卻意味著呵護、溫情和犧牲。為了保護兒女,母親往往在必要時變得非常勇敢和堅強。

丹麥哲學家基爾凱郭爾說:「一個人存在得越徹底、越實際,他就能於紛亂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覺並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作為母親和妻子的女性,就是這種存在得徹底而實際的人,是捍衛人性尊嚴並承擔責任的人。

在介入孫志剛維權事件時,艾曉明自白道:「因為我有一個像孫志剛那樣的兒子,我是一個母親。」孫志剛事件是2003年3月發生在廣州的一個維權案件。年輕的孫志剛在被無理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此案引起廣大中國公民的關注,引發了一場針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最後迫使中國政府頒發新法規,廢除了弊端叢生的收容遣送制度。

這個維權案例獲得成功,其中有艾曉明教授參與呼籲的一份功勞。艾曉明以同是天下母親的心,不懈地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追問:「為甚麼在執法機關會有虐待狂?是甚麼樣的體制一直在縱容這些虐待狂?如果法律的權力落在虐待狂手裡,誰最容易遭受飛來橫禍?」“如此光天化日下的兇殺,無責任、無追究,我們社會的公理何在?正義何在?我們有甚麼臉說我們生活在保障公民人權的社會?」

提及一些人權人士的妻子,例如楊子立的夫人路坤、何德普的夫人賈建英,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及胡佳的夫人曾金燕,令我們想起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這是一群品格高尚、超凡脫俗的女性,她們在丈夫遭受當局迫害時,和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一樣,堅貞不屈、義無反顧地支持丈夫,選擇了和丈夫共患難的艱難道路。

在這些妻子們中間,最年輕的是才二十出頭的曾金燕。近年來,曾金燕和胡佳從志同道合的戀人成為夫妻,他們一起為愛滋病患者忘我地工作。曾金燕曾經自認為是一個「非常滿足現狀、弱小溫和、堅持漸進的女人」,但命運卻讓她承擔不是一般女性所能承受的重擔。

被人視為「聖徒」的胡佳,因為忠於自己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參與維權,一次又一次被監禁、被毆打、被侮辱、甚至被迫失蹤。作為妻子,曾金燕只能一次又一次含著眼淚尋找丈夫,一次又一次為丈夫竭力呼籲。多少次,我在網上讀到金燕博客上尋夫的真摯文字,為她所受的精神煎熬而心酸不已。

◎展開更廣闊的社會關懷

由自己遭受的厄運,曾金燕接近了其他很多為丈夫、兒子和兄弟奔波的女性,她獲知許多妻子因為丈夫的政治問題砸了飯碗,在貧困交加的生存線上掙扎。金燕因此鼓勵妻子們一起堅持,她說:「這些妻子,在愛,在守護家人。聲音被消滅了,自由被限制了,她們甚麼事情也做不了了。可是只要她們活著,就是勝利的象徵。」

她們的丈夫為維護他人權利遭受苦難,她們戰勝自己的怯懦,勇敢地發出聲音,維護丈夫的權利。曾金燕認識到:「沉默,某種程度上就是失蹤事件的幫兇。」她從自己的遭遇出發,走向更廣闊的人道關懷。

2005年9月15日,艾曉明寫了一封公開信:《溫家寶總理,請救救太石村的村民!》這位自黃靜、孫志剛等個案開始對社會問題發言的教授,這一次關注的是大眾權利的保護。

太石村案,最初是村幹部在沒有徵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出租或出賣可耕地,憤怒的村民提出罷免村委會主任的動議案。此案被認為對中國具有普遍意義,因此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但有關當局使出黑社會的惡劣手段,來對付協助村民維權的律師和知識份子。艾曉明就曾經在維權活動中遭到暴徒毆打。

為甚麼研究女性問題的艾曉明,要冒著風險去關注村民的權利呢?其時艾曉明剛從陝西貧困縣丹鳳考察回來,她從網上看到了關於廣州番禺太石村村民罷免村長事件的報導,其中有婦女到區裡餓著肚子表達不滿的情況。艾曉明認為:「婦女參與決策是男女平等的一個指標,對於一個社區的和諧發展很重要,因此我們特別關注。」

在展開更廣闊的社會關懷之時,艾曉明也深化了她對女性問題的認識:如果婦女研究只是關心婦女,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艾曉明說:「女性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取決於她的性別,也取決於她的階級、種族和性取向。」“保障婦女權利,不能不致力於社會改造。」

◎以專業知識介入維權

在方興未艾的中國維權事業中,有一個公共性和專業化的關係問題。對公共知識份子參與維權的做法,有一種批評意見是:你們不是學法律專業或管理專業的,憑甚麼對自己專業範圍之外的問題發表言論?

曾寫過《知識份子論》的薩義德認為,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他們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攪局者」。薩義德主張:「要維持知識份子的相對獨立,就態度而言,業餘者比專業人士更好。」這就是說,知識份子不應該局限到專業之一隅,而應該以最基本的學術素質,對公共事務進行業餘性言說,擴展自己的精神領域和生命力。

針對那種批評,艾曉明強調自己作為一個人,一個公民,去進行社會介入。她說「我和『孫志剛案』的關係,與其說是專業關係,不如說我們都是人,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我們都需要生活在生命權得到保障的世界。」艾曉明的所作所為,體現了知識份子為民喉舌的道德力量,在成為公理正義及受迫害者的代言人之中,她也再現了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

當然,如果能夠將公共性問題專業化,由專業人士參與維權,那是再好不過的事情。近年來,一批法律背景的學者、律師成為民間維權運動的重要力量,他們以專業、理性的法治話語,將人權理想訴之於行動。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優秀的女性律師郭艷。

郭艷原是廣州珠江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因為擔任太石村村民的律師,她曾遭到暴徒鐵管襲擊受傷,還出現過連續高燒、傷痛伴隨血尿不止的症狀。前不久,郭艷被她所屬的律師事務所無故解聘。雖然丟了飯碗,但她贏得了所有關心維權事業的人們的尊敬。

在承諾做太石村村民的律師時,郭艷心裏很清楚風險所在:「在中國內地,律師涉足這類敏感性案件,輕者被暗算投訴,遭勒令停業,重則鋃鐺入獄,清出律師隊伍。」明明知道這個案子不會有多少經濟效益,反而會給自己帶來災禍,但郭艷仍然接受委託,她把為底層人群提供法律服務視為「積德」。

在為太石村村民工作時,郭艷始終冷靜理智,只用法律語言說話,依法幫助其委託人維護合法權益。同時,郭艷還以女性特有的理解能力,多次和一個叫「M副書記」的女幹部溝通,試圖在政府和村民之間進行調解。

但郭艷終究還是失敗了,因為太石村的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制度問題,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法治,帶有很大的任意性和欺騙性,不管維權律師的法律專業水平如何高,其解決社會矛盾的用心如何良苦,也無濟於事。但無論結局如何,郭艷和其他維權律師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付出的犧牲,將會被人民和歷史所銘記。

◎注視女性改變現實的足跡

羅伯特.F.肯尼迪曾經說過:「很少有人能偉大到使歷史折腰;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卻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事件的一小部份,這些行為的全部將譜寫我們當代的歷史。」

在遙遠的北歐,我懷著欽佩的心情,注視著國內這些試圖改變現實的女性的足跡。我知道,在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中國人越發的冷漠和自私,大都成為庸俗實用主義的信徒,當年知識份子的那種把自我理想與社會夢想交織的責任感,已經蕩然無存。在很多男性都喪失社會責任感之時,這些被《聖經》說成是「男人身上的一條肋骨」的女人,勇敢而磊落地站立起來,承擔起社會脊樑的角色。

原載《民主中國》2006年5月(//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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