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訊】我認為這個所謂的「余、王」事件被炒得太熱了，以至於把本來不屬於事件本身的意義也給兜出來了，給人以好事者之嫌；其實就是那麼一件事，過去了，說一說也就算了，我看是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依我之愚見，余傑這樣的人屬於異議人士，由他們所提出的那種「話題」是一個異議的語式，這樣的語式可以說是「自由」的，但不是「民主」的，在這個「自由」的語式中，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取決於「個人自由」程度的多少，因此，它寓設著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且具有慾速則不達的內容。因此這個進程雖然有著「反對」共產黨的性質，但卻是共產黨可以容忍的一種「反對」，況且至少在當下，對這種「反對」的容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給共產黨臉上「貼金」——可不是嗎？你說我們共產黨不好，中國人沒有「自由」，瞧瞧，余傑等人，他們不但可以在中國出書，講學，寫文章，還可以出國講話，到白宮去見美國總統。

同樣都是中國人，而這另一類人，就是我說的民運人士，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如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鄭義、徐水良、陳泱潮等人，中國政府為甚麼就不可以讓他們在中國和余傑等一樣地也「享有」自由，為甚麼到現還把他們像瘟神一樣地看待，一定要流放到「海外」呢？為甚麼？因為這些人在認同「自由」的時候卻要「搞中國民主運動」，而中國的民主運動是要中國在一個當下的時間點上實現中國「民主」，而不是把「民主化任務」放置到「未來」的時間中去，更沒有把它設計成一個「長期」的過程，是要動員中國人民「立即」、「立馬」進入民主的運動，不在理論上給共產黨專政留下一個可以「拖延」的時間和口實，因此，如果說這樣的主張、思想和看法在中國13億人民之間有著非常廣泛的「市場」的話，那麼代表中國希望和未來的，就不是一群異議人士，而是民運人士了。既然是這樣，中國民運人士在上述的事件上就不宜炒。讓一部份先「自由」，已經在鄧小平的政策中有埋伏了。

中國雖然是一個東方典型的專制國家，但是中國從古到今都不缺乏異見人士，而是一代又一代地出，目前中國最缺乏的是民運人士，所以民運人士應該認識到自己在中國的任務不是發表「異見」，而是要發出「民主」的聲音，這種聲音如果有一種宗教的餘音的話，那豈不是意味著「有人在曠野直呼」：「修平」「民主」的「道」！

正因為如此，民運人士要得到中國人民的承認被受到美國總統的接見有意義得多。因此，郭飛熊雖然在華盛頓沒有受到公正待遇，我想一個民運人士的胸懷可以包容之。@

2006-5-24於首爾市(//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