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羅曉潔、朱江報導）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從而一場奪去了773萬條生命的十年浩劫拉開了序幕。40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大陸，不僅在報刊上見不到任何回憶或反思文章，互聯網搜索引擎上也查不到任何關於文革的資料，中共官方甚至從上至下連發紅頭文件要求低調處理，其抹掉這段歷史的意圖是顯然的。那麼，這段故事真的會被世界淡忘嗎？百姓這次對中共還會順從嗎？人類歷史，真的會就讓這一頁悄無聲息的翻過去嗎？

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紐約市立大學聯合主辦的為期三天的「文革」四十週年國際研討會，5月12日-14日在紐約市立大學史坦登學院、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及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分別舉行。來自中國大陸、港、澳、美、加、澳和歐洲的五十餘位中外學者與專家齊聚一堂，在披露許多不為人知的文革史實的同時，從多角度多層面分析文革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從而對文革歷史以及中國未來走向進行全面反思。

讓我們一起回到上個週末在紐約召開的「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現場，和專家學者們一起分享40年來關於文革的審視和反思。

朱正：經過“改造”，知識分子只好努力作僞君子，以求平安
（中國大陸著名當代史研究學者）

朱正教授在題爲“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回顧了中共1957年發動的“反右派鬥爭”，指出“運動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正義感和獨立精神，使之產生一種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養、經歷、社會關係和世界觀……無一不是有罪的。在運動的進行中，普遍採用侮辱人格的手段。”並指出，“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感覺，就好像獄囚遇到了獄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樣。經過這樣一番改造，一些膽戰心驚的知識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個僞君子，以保平安。這也正是（中共）思想改造運動所要達到的目的。”

朱正教授說，“從形式上來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鬥爭相似之處甚多，只是（文革）規模更大，持續的時間更長，受到衝擊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壞也更大。在這個意義上看，反右派鬥爭可以説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

梅振才：觸摸史詩的真切感
（紐約詩詞學會會長）

作爲文革時代的經歷者以及舊體詩詞的愛好者，近三年來梅先生致力於發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詩詞，每週發表一篇。為此次紀念文革40周年活動，梅先生還特意選取其中120篇匯成《文革詩詞鈎沉》一書出版。“在伏案寫稿時，似重溫舊夢，腥風血雨上歷歷在目，哀歌悲吟猶在耳邊，我時有觸摸史詩的真切感。”梅先生說。

梅先生分析了文革詩詞產生的時代原因、文革使詞作者的社會屬性、創作特色，以及文革詩詞的歷史價值，並以其書中之跋《臨江仙》結尾：

“遊子心魂牽故國，難忘舊日雲煙。
十年浩劫史無前。
霜風摧草木，血雨灑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淚，猶存斷簡殘篇。
挑燈覓句總淒然。
鈎沉詩百首，龜鑑此中研。”

唯色：以無數個“偏”，概括出較真實的“全”？
（著名藏族女作家）

因中共的阻撓而未能親自來參加研討會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女士，在書面發言稿“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邊欛事件”一文的前言中指出，“唯有記錄，記錄；越來越多的記錄，方方面面的紀錄；那一個個“事故”才會從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敍述中，以無數個“偏”，漸漸地概括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全”來”。

她詳述了史料中有關1969年尼木、邊欛事件的記載，並在文章結尾中說，關於過去幾十年發生過的歷史，“如果現在還不寫，已經說不清楚的事實就會被徹底湮沒，”並說，“怎麽能不寫呢？再不寫，那些遊蕩在雪域大地上的一個個冤魂，就會永永遠遠視無法安寧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漢人。怎麽能不寫呢？除了寫，我們還能做什麽呢？”

宋永毅：文革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宋教授以“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爲題，從劉少奇直接領導的“四清運動”、對“文革”的系列擁護措施到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路綫”的真象，透徹的分析指出劉少奇既是文革中的最大受害者，“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指出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深刻反省、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麽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爲了斯者和受害者，而是爲了埋葬一個時代。”

宋教授最後表示，“文化大革命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

夏明﹕黑帮乱党 政匪一家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

夏明教授研究的课题是黑恶势力渗透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他指出，中共起家於“流氓無產階級”，與黑社會的來源階層如出一轍，這是官黑勾結的基礎，也解釋了80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後，黑社會幫派勢力急劇擴展的現象：能給中共帶來生存空間的，也必然拓展黑社會的生存空間。夏教授在所撰写的《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中，透徹的描述了中国大规模的官黑勾结的現象，並指出，“中共在省级和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因为他们手中控制很多资源，基本上不用跟黑社会勾结，就有资源去贪污腐化。目前从中国看，黑社会跟政府勾结还集中在省和中央以下，最普遍的应该是县市、乡镇一级，这是黑社会最泛滥的地方。”同時，他也不排除中央以及省政府的个别高官与黑社会有牵连，参与洗黑钱或把资产与家属转移到海外等活动。

此外，作爲本次研討會的組織者之一，他也強調，“在討論的會場﹐每個人的發言權和言語權是平等的﹐沒有誰能壟斷這個公共空間。讓我們共同維護大家的多元、平等、寬容的原則。”

劉文清﹕我們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加拿大在讀博士生，根據其自由發言内容整理）

研討會進行到中間，與會者們發言踴躍。其中一位主動上臺發言談感想的，是加拿大青年在讀博士生劉文清女士。
“幼年時的一段經歷曾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當時﹐毛的死訊剛剛傳來﹐我親眼看到父母拉上窗帘﹐打開酒﹐臉上充滿笑容﹐於是我想，這個消息一定令他們很高興。可是當我們走在大街上﹐或參加毛德追悼會上﹐我卻看到在衆人面前他們哭的很傷心！

我感到非常奇怪：他們到底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是什么原因﹐使他們不敢真實的表達自己的情感呢？

這個問題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里不得解。後來我長大了。我出國到加拿大讀書，我發現在中國人的圈子里，我不太敢講中國政府不好，因爲我怕周圍的同學和朋友會罵我“不愛國”。同時我也發現這裡的人們去看心理醫生是非常普遍的。當我心裡不舒服時﹐別人也會關心的建議我去看心裡醫生。對此我也習以爲然。

參加完這兩天的活動，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我那些仍在大洋彼岸的中國父老鄉親們，在經歷了大半世紀的風風雨雨的政治運動後，怎麽從來沒有人關心過他們的心理需求？他們飽經創傷的心靈是否需要安撫？當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權利要求找心理醫生的時候，當他們的内心依然充滿對歷史和對當權者的恐懼的時候，他們的政府曾否想過要設法安撫一下自己的百姓？

她說，這次的研討會使她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我們有免于恐懼的自由”和權利！她也由此獲得了勇氣，那就是“以後當週圍的中國同學再罵我、說我“不愛國”的時候，我將會回答他：中國人有免于恐懼的自由、有表達要求得到關愛的權利﹐有受到被保護的權利！

李江琳﹕給歷史留下立體真實的文革記憶
(紐約法拉盛圖書館管理負責人)

研討會結束前，作爲此次活動籌辦人之一的李江琳女士發言表示，“很久沒有在公開場合講話了。記得我第一次在公眾面前講話是在37年前﹐當時是面對全校師生檢討﹐因為我是黑狗崽子。犯了什么錯誤我已經不記得了﹐因爲那時我才13歲﹐那種感受至今還記得。後來檢討做多了﹐而每一次的檢討模式都差不多﹐只需要把時間、地點、內容換一換﹐所以我乾脆每天在兜裡都揣一份檢討。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就是這樣過來的。”

“我們在討論文革時﹐要知道這裡有兩個概念：‘他們的文革’和‘我們的文革’。‘他們的文革’是有關那些為自己的目的發動了文革的領導人們的文革，而‘我們的文革’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那段回憶和反思。

今天我們讀得很多出版物﹐多是屬於‘他們的文革’ ﹐而‘我們的文革’在那裡﹖所以請你們留下你們的回憶﹐請你們留下你們的記憶。如果說他們的文革是骨架﹐那‘我們的文革’才是血肉。一部沒有血肉的歷史是什么？是一個恐怖的骷髏！我們不要給后人留下骷髏﹐我們要給后人留下立體真實的記憶。

請在座的每一位給歷史留下立體真實的文革記憶。”她最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