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社會覺醒不能靠精英——與大學生關於「知識分子現代人格」的對話(續)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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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0日訊】聽眾:你剛才說王韜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我想問一下,你對知識分子是怎麼定義的,您覺得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比較理想狀態的知識分子?

傅國湧: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般意義上我們理解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從職業的角度,這是廣義的知識分子概念,比如說大學教授、醫生、律師,從事一些需要一定知識作基礎的職業,我們都把他稱為「知識分子」。狹義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就是殷海光所說的「知識分子」,他必須要有兩個特徵,一個要有道德感,第二是要追求真理。這樣的知識分子就是要求非常嚴格。再比如說法國式的、俄羅斯式的「知識分子」概念,要求都比較高。我理解王韜是中國第一個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主要是基於這樣一點,就是說,在王韜出現以前,中國的讀書人(我們還不能說他們是知識分子)、文人,他讀過很多的書,可能對四書五經很精通,但走的都是八股、科舉的這條道路。我把王韜稱為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完全不是按這條道路取得社會地位的,他是通過辦報紙寫評論影響社會,成為有聲望的人。

聽眾:中國近代史上有許多慷慨悲歌的知識分子,看那個時代的歷史常常有種壯烈的感覺,然後到1949年以後,就來了一個大變化。我想問一下,到49年以後知識分子們為什麼就突然變了,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這是怎樣的一個變化過程?主要是因為外力的作用,還是知識分子自身內在的追求?

傅國湧:這個問題太大,沒法展開來說,外力有影響,但首先還是知識分子自身做出的選擇,然後是深入骨髓的恐懼。以新聞界為例,趕上了1949年這次社會轉型的是徐鑄成、王芸生為代表的這一代報人,他們的晚年都是淒涼的,他們的心理是痛苦的,這種痛苦是外人往往無法理解。到了「文革」時期,王芸生先生甚至燒燬了自己四十年的日記。他四十年的日記無疑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是無價之寶,他接觸過當時中國社會上層的許多重要人物,跟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都直接打過交道。他對他們都是有私人看法的,這些看法別的地方不會寫,日記裡可是要寫的,可惜因為他的恐懼,無比的恐懼,燒燬了四十年的日記, 他兒子王芝琛寫了一本《一代報人王芸生》,他爸爸臨終之前最痛心的也就是說這件事,把日記給燒掉了,這是無論如何不應該做的,哪怕被沒收也不該燒。

聽眾:1949年以後,為什麼那麼多的知識分子選擇留下?

傅國湧: 1949年成捨我選擇去了台灣,胡政之曾決定先在香港辦報,以後再去新加坡辦報,他已經選好了退路,但是他在1949年4月就去世了。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這裡頭跟自己內心的一些情結有關,比如說王芸生,年輕的時候就加入過國民黨、共產黨,當然後來他退黨了,兩個黨都退了,他做了報人。他心中有一種對平等、公正的追求,他以為打著民主人權旗號的這個政黨,如果得了天下之後,會創立一個更加美好的制度,誤以為就是這樣。這個誤會,讓多少人選擇了留下,包括儲安平,那是何等人物啊,他在1946、47年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的人,但是48年之後,他的選擇還是留下,而不是出走。這裡頭他就包含了他很多的幻想、期望。因為歷史只要沒發生,是無法預測的。而且當時這個選擇還有國際的背景,有歷史的原因。這個歷史的原因就是,近百年我們受西方列強干預的瓜分的那種屈辱,那種恥辱感是深入骨髓的。我在讀歷史的過程中體會最深的一點,幾乎所有優秀的人物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本民族那種刻骨銘心、深入骨髓的愛,這種愛是我們今天的人往往很難體會的,他這個愛不是愛政府,不是說愛你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他領導的那個中國國民黨,都不是,他愛的是我們中華民族,它的文化,以及這塊土地,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跟他們一樣黑頭髮、黃皮膚的同胞們,愛的是這個歷史傳統。這種愛就會導致人在做出重大人生選擇的時候,不會那麼理性,有時候,很多感性的東西在起作用。

聽眾:現在有些報紙像《新京報》,像《中國青年報》的「冰點」等,都在奮力拓展公共空間,您怎麼看現在的這些新聞從業人員,他們的素質和1949年之前的相比有什麼不同。

傅國湧:這不是一個素質的對比。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有每一代人所接受的文化教養、特定的社會環境。老實說,我們今天的人跟他們過去比較,不是在一個量級上的。當然,現在包括《新京報》在內,確實有許多優秀記者、編輯在做事,我覺得他們的努力也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是能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是往亮的方向走而不是往黑的方向走的,我完全肯定他們這個努力的意義。但是他們這種努力,跟我們所說的歷史上的前輩們,那個過去的時代,是不可同日而語,不在一個層面上。

聽眾:您認為他們這條路有沒有可能走到亮?

傅國湧:最終肯定走通,但我不知道時間。這需要我們大家的努力。他們,僅僅是他們的努力是不夠的,我的一個基本觀點:生活之樹常青。靠每一個人,從生活的實踐當中樹立自己的信念,這個生活的信念不是一個空泛意義上的,而是說我們要像一個真正的有尊嚴的人那樣生活,說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語體系,不用人家的話語體系,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都這樣做,我們的社會進步的進程會大大加快。社會進步不管是發生偶然性事件、一夜突變也好,還是需要多少年才來一個轉變也好,它最終歸根結底是建立在我們大家廣泛的一種社會覺醒基礎上,也就是我們說的社會解放。社會解放不是靠幾個人,靠少數人,靠精英解決得了的。當然現在我們中國出現了一些「倒掛」的現象。就是說底層社會,老百姓看事,看大是大非,小事小非都看得比較清楚,那些有文化的、有教養的人,受過很好的教育,特別是比如說受過最高教育的人,留學美國,從某個著名大學回來的這些「海龜」之類,往往看事不明,往往不如農村裡種地的人,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二十一世紀初出現的一個怪現象。

聽眾: 這幾年談得比較多的就是知識分子公共性問題,知識分子公共性或者公共知識分子這樣一個問題。知識分子要實現他的公共性,必然要跟現代傳媒產生關係,在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負面的效果,比如經常在電視上出現的余秋雨,很多人對他有意見。我的問題是,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傳媒建構一種怎樣的關係才是比較合理的?

傅國湧:由於缺乏根本意義上的言論自由,所以才會出現余秋雨式的現象。如果說,話語權是對等的,其他知識分子也擁有跟他有同樣的出鏡機會,到中央電視台就天下大事、社會文化進行隨便的評論,那麼余秋雨就不會這樣成為眾矢之的。正因為缺乏言論自由這一前提,每個人獲得機會是不對等的,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情況。我的看法,現在這種情況下,就事論事,一個知識分子在跟媒體處理關係的時候,主要還是靠自身的自律意識,完全建立在自律道德意識上,因為你沒有別的東西約束,你只有靠這個。如果輿論空間都是開放的,那麼別人就會制約你,所有的眼睛都能盯住你,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既然沒有外在制約,就只能靠自律,完全靠自己的良心、良知在起作用,靠內在的東西,外在的外力是沒有的。

聽眾:如果說我們正在處於轉型時期的話,作為我們,一個普通的、現代意義上的一個公民,或者說還在轉型期間的公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傅國湧:我剛才說過一句,我覺得首先就是按自己的理想去生活,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無論你做什麼職業,都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這裡頭當然有很多的東西。我所說的就是要做一個獨立的人,要超越於功利層面之上,當然我們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當中,不要錢,不要這個,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要超越於基本的世俗功利之上,用自己的方式去過自己的生活,不要把世俗的價值凌駕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上,要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可能使你在最險惡的環境當中,也能對抗任何的橫逆。哪怕是把你放在一個最黑暗的、類似於顧准那樣的生活環境,你也照樣能活下來,也照樣能繼續在黑暗的隧道裡推進社會的進步。顧准不就是這樣麼?那個時代多少黑暗,還有林昭,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也沒有屈服,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她還是按自己的方式在監獄裡用血書寫下了自己對未來的希望。這些在獄中寫下的血書,從現在來看,都是很超前的。只因為她超前,她被虐殺了。但是不因為她被虐殺,她的思想就被抹殺了,她照樣影響二十一世紀,我覺得就是這樣。

(以上對話根據錄音整理)──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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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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