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我們上次說到徐四民雖然回國後成了“死僑”，但他過去畢竟對党的海外大業做過貢獻，現在也還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被安排進了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和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過上了無所事事的“神仙”日子。但是半年以後，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徐四民的“神仙”也當不成了。

1967年7月，文革剛剛開始，徐四民就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這個女人既沒有通報姓名，也沒有說自己代表誰，只是專橫地說：“國家津貼你每月車馬費一百元是不合理的，從7月份開始取消！”從此，徐四民的有國家發的生活費沒有了，兩個“委員”的身份也同樣被“不清不楚”地取消了，用他的話說成了“既是無人過問的‘自由民’，又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最不自由的居民。”

他住在北京東郊呼家樓北區的一個小單元房裏，過著如他所說“無聊、彷惶、痛苦”的日子。他原來在廣東省華僑投資公司有股息，但現在該公司通知他必須出示他不屬於“黑七類”分子的證明，但他所在的全國僑聯已經被砸爛，所有原來有地位的朋友都被揪鬥或打倒，剩下的即便有心，也無這個膽量給他出具這樣的證明，於是他連基本生活來源都成了問題，直到後來在文革高潮過後通過子女的工作單位出具證明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過，和另一些知名度更大的歸僑名人比起來，徐四民能有個“自由民”當當還是非常幸運的。例如徐的朋友、全國僑聯副主席王源興被強迫上午勞動，下午寫材料交代過去的剝削史，又累又悲，很快就病死了。他臨死前徐四民去看望他，留下了一段對於今天的人們瞭解文革非常有意義的對話。

當徐四民來到病危的王源興身邊時，發現他孤孤單單，兒女都不來，更不用說朋友，身邊只有老伴。王一面摸著左胸心絞痛的位置一邊對徐說：“朋友們都和我劃清界限了。在這樣的時刻，你還敢來探望我？”徐說：“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任何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因此我還不想中斷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我一旦發現你是個非愛國者，也會不同你來往的。”

面對一個臨死的朋友說這樣的話，還真不如不去看望。為什麼徐四民會在那樣的時刻說這樣的話呢？他的解釋時那是一個“兒女鬥爭父母，妻子告密丈夫，戰友誣陷同志的悲劇時代。一言肇禍，就可以被活活打死，一紙不足道的揭發材料就可以送進黑牢。”因此，徐不得不防隔牆有耳，甚至對被探望的好友和他的老伴也不能在見面時留有一手，於是他說他“只能這樣面面俱到地用極其審慎的修辭來回答問題。“徐一面這樣說，一面感到內疚：“我對興源兄這樣說話，真是迫不得已，我不能不這樣說話啊！”事隔多年，回想起那一幕，徐四民仍然內疚不已，說“如果我在源興兄面前說了言不由衷的話，那就請他的在天之靈原諒我的苦衷吧。”

徐四民親身經歷了文革的災難，到了1976年，僑務政策有所鬆動時他下決心要離開大陸去香港。他的申請得到了批准。就在他動身的前夜，他接到了一個過去和他在緬甸幫助過得中國外交官朋友的電話。這位元外交官在電話中把他怒斥了一頓，質問道：“國家有什麼虧待了你？十多年來黨對你的教育難道沒有起作用？為什麼要嚮往香港那樣的資產階級腐化糜爛的生活方式？”最後這位外交官終於說了真話：“在仰光時，我們就發現你的思想是有問題的！”

這位元外交官就這樣把徐四民在電話中教訓了一刻鐘，直到徐四民忍無可忍把電話掛掉。這位外交官1950年就被派到緬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是徐四民幫助他開展了工作，他表面上對徐也很尊重，一口一個“愛國僑領”。但在文革中，僑務系統和這位元外交官不同派性的造反派向徐四民透露，就是這位當年和他在仰光為党的海外大業親密合作、“對敵鬥爭”的人，背後卻向中共僑務和外交機構打了很多小報告，說徐四民的壞話。徐四民原來半信半疑，這次當他聽到徐四民要離開“祖國”時，終於按捺不住，暴露了真面目，也完全證實了那些傳言。

徐四民1976年來到香港後，因為不是黨“派出來”的，所以他說“內地自然不會提供任何支持”。他曾經去找一位當時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朋友，這位朋友原來也做過僑務工作，文革前去緬甸時徐四民曾殷勤招待。徐四民對這位“朋友”的態度也有含蓄的描繪：”電話約好，一星期後才延見，他的第一句話又是‘為什麼要來香港？’”。他警告徐說港英當局有他一大迭材料，建議徐“隱姓埋名做點小生意算了”。

徐四民後來辦了一份曾經被內地定為“反動雜誌”，不准入境。不過因禍得福，徐四民這樣一來有了影響，又成了“活僑”。當中共的僑務政策配合改革開放作了大調整時，廖承志出面邀請他進政協，於是徐四民由死變活，開始了和北京的第二度合作。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