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 徐四民這個名字，很多關心香港和中港關係的人都不會不熟悉。他是香港政界親北京的元老級人物，前政協常委，常常在香港發表愛國言論，或者被邀請回北京教育中國人愛國，雖然有報導說他的外孫和外孫女都在歐美留學。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徐四民並不是在香港起家的，香港不過是他和中共之間漫長關係的最後一站。在回顧文革的歷史時，徐四民在文革前後的遭遇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所謂“活僑”和“死僑”就是一個對今天的海外愛國人士仍然大有參考價值的個人經歷。這裏的“僑”指的是華僑。那麼，什麼是“活”的華僑，什麼又是“死”的華僑呢？我們今天就先介紹這個故事。

徐四民祖籍是福建廈門，但出生在緬甸仰光。他的父親在晚清時期在緬甸從經商到辦報，成了華僑中東知名人士，並加入了孫中山的反清革命。徐四民自己在青年時期參加了緬甸的抗日鬥爭，受到日本憲兵的搜捕。抗戰晚期，英國軍隊佔領仰光後，徐四民辦了一張《新仰光報》，後來還參加建立華僑中學、南洋中學和其他成為緬甸華僑界的一個重要人物。1948年1月，緬甸宣佈獨立，徐四民作為華僑代表參加了標誌獨立的升旗典禮。徐四民後來回憶說，當他參加這個典禮時，心裏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內戰的結局和誰將主宰中國大陸。

到了1949年，中國內戰誰勝誰負已經日益清楚。很多海外著名人士都受到中國邀請去北京參加建政，徐四民作為緬甸僑領，自不例外。1949年6月，他受邀去北平，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擔任委員。回到緬甸後，徐四民發起了用五星紅旗代替青天白日旗的鬥爭，奉北京政權為正宗，1954年被定為第一屆人大代表。從此後，徐四民成了緬甸華僑界和北京之間的橋樑，他在緬甸的橡膠和貿易也蒸蒸日上，在中國廣東華僑投資公司也有股息。他的身份也非常奇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有時是“持中國護照而以緬甸政府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回到中國。他不但是中共大使館的坐上客，而且每逢中共高級領導人訪問緬甸，他都出席作陪，享盡了娘家的風光。

本來，徐四民可以利用他在緬甸的資產和在北京的地位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但1964年，緬甸發生軍人政變，開始採用被徐四民所擁護的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對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徐四民從來沒有料到被他奉為正宗的共產政策會在緬甸實行，一夜之間他的橡膠公司、進出口公司和擁有股份的電影院都從姓資變成了姓社。徐四民走投無路之下，決定回北京，回他心目中的“家”。

但是，從下飛機的那一刻起，徐四民就立刻感到了世態炎涼和今不如昔，就像一個在舊時代被婆家踢出來的媳婦走投無路回到了娘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似乎和解放後八次回國的接待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但被他稱為“廖公”的廖承志、當時中國負責華僑工作的領導人沒有在機場露面，就連一個中級幹部都沒有，只有一個素不相識的華僑旅行社工作人員等在那裏。他們也沒有像以往那樣被帶到內部賓館，而是送到華僑旅行社住了下來。面對這樣的現實，徐四民只能無奈地這麼想：“既然是回國定居的，當然不會向過去那樣作為貴賓來接待了”。 然而，更不給面子的事還在後面。過了幾天，中共僑務委員會裏他的老朋友們登門拜訪了。他們並沒有熱烈擁抱這位被共產受委屈的海外赤子，而是異口同聲地問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回來？”

面對這個出乎意料的問題，徐四民心裏馬上出現了一種預感，畢竟他與中共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兩載。他說“當時，我很想說一句華僑回國常說的老話作為答案–愛國才回來麼！”但他立刻意識到在這些人面前，不能也沒有必要說這些漂亮話，“否則人家會問，你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你的商店被當地政府‘國有化了’、你在海外的資產被沒收的時候才想到了回國。這如何解釋？”於是他只得實話實說：“當地沒有生意可做，不能謀生就回國啦。”

這個大實話一出口，貴客們立刻告辭。過了幾天，那個在機場接待他們的普通工作人員上門來要護照，留下了一句話：“既然是單程回國，那麼護照就交給我們吧。”

徐四民把全家三口的護照上交後，心裏七上八下。第二天，護照就被冷冷地送了回來。這時他心裏恍然大悟：“有關部門”是要核實在他的護照上沒有被緬甸政府加蓋“回頭簽證”，這就說明他在緬甸以沒有後路了，確實是死心塌地回國。這樣的華僑，在中共當時的華僑政策中被稱為“死僑”，即不再有利用價值了。

這個從“活僑”變“死僑”的經歷，對徐四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以至於20多年後，當他重新被中共發現利用價值而“起死回生”時，仍然禁不住要在回憶錄裏大發牢騷，矛頭直指黨中央的華僑政策。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