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一黨專政的獨裁制度，使國有資產成為「黨有資產」，使私營經濟成為它的附庸。中國的富豪確實「厚黑」，但他們與中共權貴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中共極權統治制度，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作者手記：共產極權國家的國有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經濟支柱。獨裁國家的國有資產，不過是被獨裁黨據為己有的私人財產，也就是「黨有資產」。所以，本文在談到通行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時，統統用「黨有企業」或「黨企」，「黨有資產」或「黨產」。

小巫見大巫

由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掀起的「郎旋風」對改革的反思，集中於對私營富豪侵吞黨有資產的攻擊，由此展開了場關於改革的大討論，私營老闆和主流經濟學家成為眾矢之的。

勿庸置疑，中國的富豪確實厚黑，他們的不擇手段有目共睹；御用經濟學家也確實無恥，已經淪為跛足改革和權貴利益的辯護士。然而，在獨裁制度之下，不厚黑能發財嗎？私營老闆再厚黑，還能比中共權貴更厚黑嗎？在我看來，私營老闆的厚黑與中共權貴的厚黑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在「為富不仁」的程度上，那些從民間崛起的私人老闆與那些來自中共權貴階層的暴富者相比，也只能是「小財主」。 在「為富不仁」的性質上，二者的差異是本質性的：私人老闆至多是無權者的陪笑臉和大手筆行賄，或在制度歧視下的偷漏稅和欺詐偽劣；而中共權貴們則是依靠對權力和資源的雙重壟斷，是高高在上的受賄，是強權者的公開或半公開的搶劫和瓜分，甚至就是「無本萬利」的坐享其成。

江澤民之子靠特權發家

比如，在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上，私人業主想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非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不可，而且借殼上市的私人企業被權貴們設套矇騙的不在少數；而權貴們想成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通過權力之間的裙帶關係，一紙組織上的任命書即可。比如，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恒剛從美國讀書歸來，不僅當上了副部級的中科院副院長，而且在瞬間成為最具暴利的電信業中的「電信大王」，他甚至可以左右黨有資產的重組拆分的進程。大陸民間對國家高度壟斷電信行業的不滿由來已久，其暴利之巨和效益之低，也令上台後的朱鎔基不滿，他一直在推動通過拆分來打破其高度壟斷，但中國電信行業拆分的真正實現，形成南北競爭的當下格局，卻是從江綿恒進入這一行業開始的。

郎咸平是誰的喉舌？

郎咸平這位出生於台灣、留學於美國、就業於香港的學者，他對私營老闆及跛足改革的抨擊，也像御用經濟學家一樣不敢面對真正的問題。在「郎顧之爭」的討論中，郎咸平指出黨有資產大量流失是事實，但他只說出事實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私營老闆侵吞黨有資產。而全部事實應該是：無論黨有企業以何種方式完成轉制或流失，黨有資產流失都是官員與老闆的分贓。更主要的事實是，握有拍板權的決策者，不是私營老闆而是各級的黨政官員。所以，黨有資產流失的最大禍魁及其受益者，都是主導黨企改革的獨裁權力及其官員。而郎咸平那看似鋒利的矛頭所向，僅僅是「撿軟柿子捏」，只敢抨擊為富不仁的私人老闆，而不敢抨擊逼出了「壞資本主義」的獨裁制度及其貪婪的官權，不敢抨擊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

至於郎咸平開出的藥方：變「民進國退」為「國進民退」，也就等於回到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在我看來，純屬站著說話不腰痛。事實上，外來經濟學家郎咸平挑戰本土私人富豪顧雛軍，是一次毫無個人風險的機會主義乖巧。他充分利用了中國制度環境約束下的信息不對稱，把信息匱乏的大陸百姓對兩極分化和腐敗橫行的強烈不滿，先引向私人富豪，進而引向民進國退的私有化改革，而主導了跛足改革的最大禍魁卻變成他所呼喚的救世主──利用獨裁的行政權力進行再次的「國有化」和「劫富濟貧」。

中國特色的交易成本

在獨裁政府主導的權力化市場中，想做誠實而乾淨的生意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別說本土的生意人，就是久歷西方自由市場的外商，一到中國，也無法避免人治文化的腐蝕。特別是那些精通大陸遊戲規則的港台富豪，最早知道買一頂人大或政協的紅帽子，買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證，以便得到更多的市場份額和更安全的經營環境，本土成長的資本家就更不用說了。商場上流行的經商箴言：「合法的生意不掙錢，掙錢的生意不合法」，極為準確地描述了大陸生意人們難以擺脫的制度性原罪。

同時，由於產權制度的不健全導致財產安全感的極度匱乏，所以，凡是在中國做大生意和發大財的人，無論是國營法人還是私營老闆，大都為自己留好了退路，把不乾淨的大量資產轉移到海外，而做生意盡量用國有銀行的錢，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錢來投資。用富人們的一句行話說，就是「紮著錢就做，紮不著錢就不做。用自己的錢投資，豈不是腦子裡進水！」富人們之間達成的「穩定共識」，不過是現存秩序中最大獲利階層之間的利益同盟。在這點上，御用精英為權貴私有化的辯護倒是說出了事實：在中國制度瓶頸的約束下，私營企業的發展只能依靠「用錢買權的腐敗」，這是中國特色的「交易成本」，但它畢竟使私營經濟有了影響政治權力的機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私有化，有利於減少社會轉型的成本。

正因為權錢交易是權力化市場的必然，獨裁者才最喜歡產權模糊，因為模糊狀態有利於政權對富人們的控制，更有利於權貴們對民間資產的榨取。換言之，執政黨喜歡的就是模糊，因為最終的裁判權在它手中，一句產權不清，就能致任何私營企業於死地。

商人無不受制於中共

在大陸，凡生意人皆有一雙不乾淨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斬斷或砍成殘疾的權力，全在執政黨手中。想收拾誰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要說行賄、非法交易、詐騙和偷漏稅等罪名可以讓你人財兩空，即便一句產權不清或黨有資產流失，也能致任何私營老闆於死地，不由你不溫馴。對私營老闆來說，沒有制度保障的私有財產已經極不安全了，不乾淨的財產就更不安全。已經有太多的私營老闆因得罪了官府而人財兩空，也有太多的私營老闆作為中共緩解民怨的祭品推上斷頭台，而且下手之兇狠前所未有。比如，最近轟動國內外的億萬富豪「袁寶璟案」，他的僱兇殺人確實是「十惡不赦」之罪，被判死刑也在法理之中。但中共法院的判決卻是袁氏四兄弟三死一緩：袁寶璟、袁寶琦、袁寶森死刑，袁寶福死緩。無怪乎網絡民意對如此兇狠的判決表示質疑：一個汪興被殺，一命抵一命就行了唄！幹嘛那麼狠，用袁氏三條半人命去抵！

直到目前為止，中共一直把私營經濟只當作財政來源和維護政權穩定的工具，置於政府壟斷和准入限制的歧視下，既要在經濟上允許其發展，又不讓其在政治權利上坐大。所以，中共不允許成立自治的民間組織，讓私營業主處在分散的原子化狀態，乃是中共防止有產者成長為獨立社會力量的絶技。稍有社會影響的私營老闆，就被統戰到官方的工商聯中，成為黨的花瓶。三個代表之後，中共又要把他們拉入黨內，讓他們在政治上與政權融為一體。在此意義上，私營業主不論有多少個人財富，其產業規模做到多大，但在社會角色上，也只能是政權的附庸，是永遠沒出息的個體戶。政治上弱小的社會個體戶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錢」且使其不斷增值，也就只能攀權附貴，在經濟上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在政治上進入執政黨的統戰花名冊。所以，對於大陸的有錢人來說，無論是個人資本的積累還是社會的地位之提高，都無法擺脫制度性原罪：只要想在獨裁制度下發財，就不能不接受其灰色遊戲規則，不能不出賣商業誠信，不能不靠裙帶關係和權力關係。如同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做御用文人，社會名流和民主黨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樣。但是，上等奴隸做久了，自有想坐穩的利益和樂趣所在。一旦得到主人的賞識和恩寵，那麼最好的投資就是不斷地博得主人的歡心，侍候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使商人解放

私人財產要想得到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就必須啟動與產權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使私人老闆逐漸擺脫對權力的依賴，逐步遏制權力對私人財產的隨意侵犯，遏制市場上的短期行為和投機行為的盛行，才有望最終遏制乃至消除財產積累的制度性原罪。而在今日中國，中共繼續靠剝奪民眾的政治權利、靠收買加謊言的策略來維持獨裁制度。所以，中國不可能有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德，即便少數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眾有了溫飽了，得不到政治權利的各階層仍然無法免於恐懼。

這樣說，似乎對私營老闆不公平，因為他們已經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對待。比如，幾乎所有高營利的領域都在官權的壟斷之下，或根本不允許私營企業進入，或設置非常高的准入門檻。房地產行業的制度成本之高，就是最好的例證。再如，黨營企業欠私營企業的賬，就是正常債務關係，可以一拖再拖；私營企業欠黨營企業的錢，就是黨有資產流失，拖著不還就要通過法律強制執行；黨營企業欠銀行的貸款，就是無償還能力；而私營企業欠銀行的貸款，就是詐騙罪，多少著名私營企業家的鋃鐺入獄，其罪名就是金融詐騙。企業上市本來應該由市場來選擇，但中國的企業上市的選擇權完全操控在各級政府手中。股市成了執政黨搜刮民間資本供養效益低下的黨產（黨企）大金庫，也變成權貴們掠奪民間資產的抽水機，正如執政黨壟斷的銀行是黨企的堅強資金後盾一樣。反正股民的錢和銀行存款大都是老百姓的私房錢。

問題的根源在於惡劣的制度

導致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就在於惡劣的制度，在於中共衙門及其官員所具有的排他式特權，在於作為中國最大利益集團的中共權貴階層。

產權私有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相關關係，早已被西方歷史的制度演進所證實，而在大陸的市場改革中卻被證偽。在大陸，市場經擠和私有化之所以沒有帶來政治民主，絕非市場和私有化的罪過，而是獨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造成的「壞資本主義」的罪過。市場被權力干預所扭曲，私有化被權貴特權所扭曲。於是，現政權及其權貴對民間財富進行公開的權力搶劫。

正因為私人老闆的不乾淨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他們本身，而在於惡劣的制度環境，所以指望不改變獨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乾淨的資本家，無異於癡人說夢。恰恰相反，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鉅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能、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的鉅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正是他們的牟利方式使尋租式的腐敗變成一種准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權力化市場無法與國際市場接軌，對全民資產的瘋狂掠奪造成日益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辯護理由，老百姓的不滿乃至仇恨的積累，使社會成為遍佈乾柴的危機之地。這一切負面作用，不僅正在摧毀現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賴以建立的人性基礎。

如果一任權貴們按照現在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方式來推動社會轉型，那麼未來的大陸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野蠻與無恥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只有進行政治改革，讓憲政民主逐步取代一黨獨裁之時，被行政權力主宰的充滿歧視的不公平市場才會被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所取代。每個進入市場的人，既不用看權貴們的臉色行事，也不用為自己的財富戰戰兢兢，一雙乾淨的手可以理直氣壯地創造、擁有和支配自己的財富。

二００六年四月十四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５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