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在「文革」四十週年前夕，最近我接受了德國第二電視台。英國BBC廣播電台，和香港有線電視台的採訪。儘管他們對「文革」的關注點不一樣，但是都提出同樣一個問題——需要不需要紀念「文革」，不紀念它有甚麼危害？恐怕這也是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人首先想到的問題。
| 遇羅文，發明家，遇羅克、遇羅錦胞弟，1948年生。童年時，趕上家庭遭遇磨難；文革初期，為宣傳遇羅克寫的《出身論》，創辦《中學文本報》。因遇羅克案兩次株連入獄，被關押6年。先後在陝北、東北插隊落戶，當過木匠、會計，蓋過醫院，辦過工廠。1979年平反回京，才有機會從事心愛的發明創造。近年與其弟遇羅勉合作研製的高壓水切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為國家節約大量外匯。 (攝於1980年) |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低智商──「文革」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不紀念那還有甚麼可紀念的嗎，這不是一個極其簡單的常識嗎？
之所以對常識有了疑問，根源在於中共當局最近公開宣佈禁止有關「文革」的紀念活動。禁止就夠荒唐的了，禁止的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居然是為了安定團結。
到底想讓誰和誰團結呢？要讓「文革」的受害者與殺人打人的兇手們去團結嗎？如果這個邏輯能成立，那麼南京大屠殺甚至抗日戰爭也不用紀念了，以免影響了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與被殘害的中國人的團結；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也不用再開辦了，以免影響希特勒之流的納粹分子與猶太人的團結……
禁止紀念「文革」無非是強迫人們去遺忘，這是可能的嗎？我在調查北京大興縣大屠殺事件時遇到這麼一件事：
有一位女士（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在那次事件中她的親人都被殺害了，她是唯一的倖存者。後來她雖然有較好的工作，但是始終沒有結婚。許多親戚朋友幫她說媒，勸說她，也無法把她從痛苦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她解釋說，一想到死去的親人們，她覺得活著都沒有意思，如果成立了家庭，這種情緒能給別人帶來幸福嗎？
不去追討肇事的元兇，不給受害人滿意的說法，想讓人忘掉這段歷史，可能嗎？也許有人會天真的想：不是有「落實政策」這麼一說嗎？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把這種所謂的「落實政策」刻畫清楚了。
五年前我採訪了攬桿市事件的受害人李文波親屬──李文波的小兒子李玉海先生。經歷過文革的北京人都知道崇文區欖桿市事件，那時正是紅衛兵抄家打人剛剛興起的時候。突然傳說李文波用菜刀報復了紅衛兵，中共政權立刻演繹成階級敵人行兇反攻的事例，於是紅衛兵大開殺戒就有了藉口。李文波當場被打死不算，幾天以後周恩來主持的公審大會上，又把已死的李文波和還沒被打死的李太太宣判了死刑。
事實真相是李文波根本就沒傷害任何人，紅衛兵打了他半天他都沒有反抗，只是他太太劉文秀想去上廁所紅衛兵不允許還打他太太，他才急了，想去保護她。
李文波夫婦冤死了十幾年之後，終於得到了「平反」，李玉海先生得到的無非是法院打印的一頁紙，除了一通廢話以外有用的只是「無罪」兩字。李文波以前是東北軍主管財務的官員，家中資產不可謂不多，紅衛兵抄走了的古玩字畫存折全天下落，可笑的是一個花旗銀行存折，內瓤全沒了，只剩個空殼還給了李玉海。人白死了不算、連財產也沒要回來──這就是落實。
李玉海先生現在在一所區辦大學教書，妻子又有病，生活十分困難。而殘害李文波的大小兇手們，無論是宣判的周恩來還是誣陷李的女紅衛兵，還是動手打死人的紅衛兵這些群體滅絕罪的兇手們，至今沒有一人受到懲罰，哪怕僅僅是官方文字上的譴責！
讓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對誰有利？毫無疑問，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傻子都能明白，希特勒和他的黨衛軍們，就希望猶太人不記得大屠殺這回事；東條英機和軍國主義分子，也希望沒人提南京大屠殺。如果他們還掌著權，如果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給受害人平反的話，恐怕受害者也就和李玉海先生得到的差不多。禁止受害人對受害經歷的紀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說的，那是「不正義的延續」。
我的哥哥遇羅克僅僅因為一篇提倡平等的文章被判了死刑。二十七歲的年輕生命就被活活剝奪了，所謂「補償」也就給了兩年的學生工資約三千塊人民幣。抄家時公安局拿走的日記，我家多次索要至今不還。
眾所周知，遇羅克是反對血統論的。如果大家還記得，當時血統論所以那麼猖撅，除了毛澤東及其官僚們長期推行的效果以外，文革時鬧騰最凶的是個叫譚立夫的大學生，他極力鼓吹血統論，以至那些殺人打人的紅衛兵兇手們，常以譚立夫講話當行事準則。到了二十世紀末，譚立夫又成了共產黨的高官，不過是改了名換了處，成了故宮博物院的黨委書記。據說還寫了書，依然得意「文革」時的輝煌。
我在調查大興屠殺事件時也發現，那些屠殺事件的策劃者們，現在活得都挺滋潤，原先在公社任職的，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這些人和他們利益的代表者，當然不喜歡談「文革」。他們有資格讓受害人忘掉文革嗎？正如納粹分子讓猶太人忘掉死亡集中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讓中國人忘掉南京大屠殺，這難道不荒唐可笑嗎？
既然明白了禁止紀念「文革」對誰有利，自然也讓人想到對誰有害。
對「文革」時期的受害者有害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起碼有悻於公正的原則。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則是那些對「文革」一無所知的人。由於禁止紀念「文革」，與「文革」有關的紀實文學、記錄片、小說、電影、教科書就無緣於人見面了，「文革」後出生的人對「文革」的知情權被剝奪了，他們就無從吸取文革的反面教訓，一旦再捲人類似「文革」的狂熱反常事件中就會毫不察覺。尤其是毒害人們已久而又易於接受的暴民意識會滋長蔓延。
也許有人會樂觀地認為，類似「文革」時期的殘暴行為可能不會發生了，畢竟今天已是物質文明極大提高了，外部環境的精神文明也有了極大的進步。我只能遺憾的說，這是您的一廂情願。就看看當前人們對野蠻行徑的麻木不仁，我們感覺不到比「文革」時期的愚昧強了多少；看看最近震驚中外的蘇家屯事件，我簡直就感到又回到了「文革」。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文明國度難以想像的事件，其中主要原因是，犯了群體滅絕罪的人在中國從來沒得到過制裁，喪失人性的兇手們就會有恃無恐。今天他們對付的是法輪功學員，明天也許對付的就是你或我，找個藉口太容易了，文革時這種例子還少嗎？結果還不是人人自危，多數人都成了受害者！
幾年前我寫了本小說。名字是《復仇者》。說的是一個小孩，經歷了「文革」時的恐怖，全家人都被殺害了，後來他變成了復仇者，靠知識陸續殺了二十幾個殘害過人的兇手。沒有一個出版社敢出版這個小說，他們認為這不利於社會穩定。其實正相反，如果靠不健全的法律不能維持社會的公正，起碼也應該有另一種途徑可能維持這種公正，這樣的好處是壞人會有所顧忌，從長遠上說是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可悲的是由於沒有在國內進行過對「文革」的仔細認真地探討，當局匆匆忙忙下了結論，接著連討論、紀念、回憶一切與文革有關的活動都被逐步禁止了，許多人還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這種「害」不僅是物質和精神的，也應該包括道義和名譽的。
從更廣泛的意義說，禁止紀念「文革」有害於全體中國人民或者說中華民族。這種不正義的延續，最終受害的還是整個民族。
有句俗話叫「以小比大」。我在調查大興事件時還發現，屠殺最殘暴的兩個大村莊，經濟發展十分落後。其中一個村莊的一位負責人告訴我，別的村莊引進外資很容易，外商到了我們村一聽說以前發生過的事，人家扭頭就走了，至今也沒有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建立在這個村。
幸好有今天這樣的紀念活動，還能讓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中國人不是都那麼麻木不仁，都對野蠻行徑無動於衷，換句話說不是都那麼沒出息，從而能讓其他民族對中國人瞧得起。既然咱們都認為中華民族是個偉大文明的民族，起碼應懂得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不正義不保持沉默。如果我們都對「文革」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沒有任何紀念活動，其他民族能尊重我們嗎？
至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敬佩我的哥哥遇羅克，在血統論橫行中國的時候，不幸的是只有他一個人寫出了一篇文章，整個知識份子階層，除了為虎作悵的全處於失語狀態。羅克為整個民族爭了光。
值得欣慰的是，現在國內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開始了腳踏實地的維權運動，儘管他們沒有被槍斃的危險，但是我還是十分敬佩他們，因為他們也要頂風冒險，需要大智大勇，同時我也知道他們的工作是艱難的，有人為此受到了酷刑。由於有了他們，這個民族才有希望，才不辱沒文明古國的稱號。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文革」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遺憾的是不能來參加這次會議，這又是一次中國人民的不幸。在此我用羅克的一首詩來結束我的發言並與他們共勉──
千里雪原泛月光，
詩情人意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夜亦迢迢路亦長。@(//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