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在文化大革命發動40週年、結束30週年之際，「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於2006年3月24—26日舉行。召開研討會的目的是回顧、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進和深化對於文革的研究。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山西等地的學者，以及正在北京從事訪問研究的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和來自瑞典的文革史專家，與會者共 16人。他們是：郝建、崔衛平、徐友漁、丁東、唐少傑、徐海亮、吳迪、葉維麗、邢小群、陳家琪、何蜀、陳東林、沉邁克、魏光奇、趙誠、吳小龍，還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書面發言。會議由北京學者郝建倡議，與崔衛平、丁東、徐友漁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的特點之一是結合論文宣讀和專題討論，而把重點放在有關文革的重大問題和學術界當前最關心的問題上面，進行自由發言和無拘束的討論。研討會分為4個單元進行，第一個單元循一般學術會議慣例，由與會者宣讀論文；其後3個單元分別研討精心選擇的論題：評價文革的標準、「兩個文革」說與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環境與方法論問題。
第一單元以徐友漁和瑞典隆德大學沉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紹國內外文革研究的情況開始。徐友漁在題為「中國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從1967年至今中國人——觀察家、評論家、學者、民間思想者、官方理論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國大陸幾家刊物在10年前開闢有關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壓，2006年海外有關西藏文革書籍的出版情況。他特別指出，由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和大學服務中心在文革研究中發揮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於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學者的長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從21世紀初開始，「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結束了，中國人在文革研究方面開始佔居主流和主導地位。
沉邁克以熟練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資料豐富和考據縝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較高聲譽，他和麥克法誇爾用10年的時間反復修改合著的一本長達700頁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將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毛的最後一場革命》，計劃將成為西方一些大學的教科書。他介紹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機構，文革研究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研究資料的來源（當時的官方的宣傳品、各種群眾組織小報、對從廣東逃到香港的文革積極份子的採訪、駐華外交機構的報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況。他指出，當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學者，在毛澤東逝世之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文革的興趣急劇下降，轉而研究當代中國的其他各種社會問題，現在，文革學在西方已經成為冷門。
葉維麗的發言題目是「卞仲芸之死」，對於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芸被本校學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調查和記錄，但作為歷史學家的葉維麗（文革時是師大女附中初三學生）力圖把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發動」這個概念中來理解。毛澤東是8月初從外地回到北京的，這時市、區一級領導已經癱瘓，那段時間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尋常的上下reaction（互動），卞仲芸校長死於8月15號，正處於文革再次發動的關節點，其含義值得深思。她還談到了暴力在這個階段的作用和意義。
陳東林提交的論文是「『文革』與中國的政治改革」，他認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確的，但我們應當問一下，為甚麼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而蘇聯卻沒有？他認為文革的發生是一個重要原因，它是毛澤東試圖改變中國模仿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個嚐試，帶有探索和改革的意義，雖然因為錯誤的手段而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可以說，文革對改革產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17年殭化的社會傳統階級結構，用意識形態——「路線」來代替個人成分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個可以有較大解釋的思想空間；二、批鬥黨內「走資派」，衝擊了個人崇拜，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當權者脫離人民的體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三、提倡懷疑一切，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發成立群眾組織，催生了中國民眾的主動參政意識。
何蜀的論文是「『文革』時期重慶群眾組織發展演變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內容：最早出現的官辦「保守派」組織；學生造反派組織的崛起；工廠等部門的「保守派」組織；工礦企業的造反派組織；機關幹部及其他部門的造反派組織；「保守派」組織的分化；「保守派」組織退出歷史舞台；「一月奪權」導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奪權期間的外地赴渝紅衛兵；造反、奪權期間的群眾組織小報；「鎮反」與群眾組織的重新組合；「紅五條」前後兩大派再次重新組合；兩大派在全面內戰中的重組和演變；兩大派全面內戰中的報紙、廣播；「文革」群眾組織的末路；重慶與成都群眾組織的比較；「文革」群眾組織的終結。論文還有附錄：「重慶市進入省、市革命委員會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代表」。看得出來，這麼豐富的內容，實際上相當於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簡明重慶文革史」。人們知道，2004年有人根據對一位重慶前群眾組織領袖的採訪而發表「重慶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爭議，何蜀也是批評者之一，與會者認為他在爭鳴之中撰寫的論著對於研究重慶地區的文革歷程會大有助益。
第二單元的主題是關於評價文革的標準，首先由丁東作題為「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尺度」的發言，介紹相關背景。他說，在國內，評價尺度的變化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毛澤東的尺度為標準，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毛澤東的基本看法是：這次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第二個階段是以鄧小平的尺度為標準，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決議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在當時啟動了中國大陸反思文革的語境。但今天回頭看，也存在幾個突出的問題：一、把毛澤東的責任歸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迴避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三、迴避了文革初期劉少奇和各級黨委按照反右模式領導運動整人的後果；四、不能正視黨內一部份高級幹部曾經在文革不同階段追隨毛澤東支持文革的事實。有一些學者跳出體制，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為價值準繩，從反思極權主義的思路出發，對文革有既不同於毛澤東，也不同於鄧小平的理解。
有學者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其實不是先定了標準再評價，而是說人們有了評價的意見，他才會反過來從裡面發現自己的評價標；文革評價必然帶有片面性，只能是選取一兩個角度，任何一個評價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評價應該互補、應該兼容；評價還會有時代性，不同的時代會不一樣，同一個評價者不同的時代評價也會不一樣。文革實際上是一個謀利的運動，都是在爭利，它把利益，每個人的也好，集團的也好，給塗上神聖的光環，革命、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其實為的是各種利益，比如說街道有的為甚麼鬥得厲害，實際上是因為房子，農村是因為有的家族勢力在那裏爭，等等。
有學者表示，要把當時比較時髦的說法倒過來說。原來是說，一、毛澤東錯誤地判斷形勢；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國人民遭災；其實毛澤東非常清醒。毛澤東去世以後，文革結束以後，黨的所謂路線的執行，證明他原先的擔心沒錯。唯一錯的是對所謂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復辟怎麼看，他沒想到中國老百姓其實歡迎這些東西。
有學者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試驗，它完全屬於現代性的範疇，從群眾的發動到上層建築的革命，從資產階級法權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 「五．七道路」、「赤腳醫生」，再到城鄉、工農、體腦差別的消滅，等等，說明毛確實是想走出一條獨特的中國式的現代之路。
不止一位學者說，在提到毛澤東的時候，官方始終用一個標準，叫做認識標準，說他對出現修正主義的苗頭估計錯了。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官方是特意迴避了，即是道德標準。哪怕我們違反事實退一步說，假定毛認為劉少奇搞了修正主義，就算應該打倒他，你總不能夠明知道劉少奇在開封那種慘死你還要那樣做。如果我們只有一個認識標準的話，那實際上是可以原諒的，甚麼都是認識錯誤，認識錯誤既沒有法律的責任也沒有道德的責任。現在我們評價毛澤東和評價文化革命的時候，哪怕我們在很多事實問題上糾纏不清，也應該問：毛澤東有沒有資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幾十年的人整得那麼慘？就算我們不否定他有一個理想，就算承認毛澤東有一個社會烏托邦，他的動機是好的，但問題在於他有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會實驗就把億萬人推到一場劫難中去？有沒有權利去搞這種政治清洗運動，有沒有權利把中國幾千萬青年學生推入一場殘酷的政治鬥爭，來進行你的共產主義實驗？哪怕是要鍛造一代新人，你有沒有權利把一千多萬中學生人搞成下鄉知識青年，讓他們背井離鄉、遠離親人，受那種苦？
第三單元討論「兩個文革」說與對文革中造反派的評價，所謂兩個文革，指除了毛澤東發動、利用群眾打倒劉少奇的文革，還有一個群眾趁亂爭取自己利益，爭取民主權利，甚至企圖改變現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漁在背景介紹發言中說，據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兩個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發表於 1981年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李鴻永、陳佩華、安德佳、駱思典、白霖等西方學者主張，研究文革不應集中於或局限於中共領導人之間的路線鬥爭、政策分歧和權利鬥爭，還應該研究群眾的行為，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楊小凱(又名楊曦光)、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持「社會衝突論」。在1996年紀念文革發動30年的時候，對於「兩個文革」說的討論和爭論就十分熱烈，在今年，同樣的爭論更是激烈。劉國凱在《北京之春》2006年 1月號上發表「論人民文革」，他的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北京學者劉自立在《民主中國》上發表「『人民文革』說駁難」，堅持認為「只有一個文革」。
一位學者的書面發言題目是「『三年文革』說不能成立」，其背景是：關於文革的時間，有「3年文革說」和「10年文革說」的對立，而「3 年文革說」與「兩個文革說」、「人民文革說」是一致的。這個說法起源於陳佩華1990年發表在《當代中國研究》上的一篇論文「消除對於紅衛兵運動的錯誤觀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認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眾政治對立，人民起來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說」是官方、鄧小平等老幹部的文革觀點的表現。這個發言的根本是主張：3年，指的是民眾造反；10年，說的是毛澤東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說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學者藉助於坦誠、深入剖析自己為甚麼走進了文革的心路歷程來說明大學生造反的動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時代因素有：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蘇兩黨的分裂、彭德懷事件、兩次下鄉參加「四清」運動，等等。從當時一些大學紅衛兵看，文革無疑是一次思想與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說，學生躁動內在與形式上是趨向民主化，與其說他們是激進的共產主義者，不如說他們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在運動初期的大學造反潮流裡，充斥著三種既相區別，又相聯繫的思想流派，以當年的話語來說，就是追求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政治理想和思維方式的潮流，追求資產階級激進的民主主義與個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國傳統文化裡遊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學者覺得，「人民文革」是一個比較意識形態的提法，比如說我們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義怎麼樣，那麼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壓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種天然的正當性。其實不存在天然的正當性，任何人的正當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當性處於對話當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針對這一點，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層的文革」，這個意識形態的意味就沒有了。
有學者追問「到底有沒有一個人民文革？」認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願理解的角度上，說毛當時確實有意讓群眾來沖一下這官僚制度，衝擊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實是做了過多的善意的理解，其實毛在發動群眾的時候，有一個很明確的想法：你們不得有任何損害我的權威的事，也不得有任何觸及這個制度的行為。
出席這次研討會的學者基本上都不贊成「兩個文革」說，但他們並不想形成一面倒的意見，而是積極考慮對立觀點。有人舉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裡面寫到的劉鳳翔，他地位曾經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報紙的總編輯，被打成右派，他對這個體制可以說看得徹底清楚，他想從文化革命、天下大亂的局面中實現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發動起來了，而且無產階級專政機器也砸爛了，就給人們留下了活動的餘地。他就聯絡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覺地既要改變他們右派的命運，又要改變中國當時那種專制制度。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全紅總」（「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他們起來造反，利用江青等人的支持，是為了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把全國總工會砸爛，他們內心是想改變當時的一些規章，甚至制度，他們幾乎全部家庭出身不好，他們跟共產黨員、積極份子造反不一樣，他們確實是處在50、60年代那種階級敵人、或者階級敵人的後代的地位，他們是要改變這個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只有一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想打倒劉少奇，就絕對概括不了這個事實。
第4個單元的發言圍繞「文革研究的環境與方法論」問題進行。首先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如何看待3個時期，即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文革後到今天28年的關係？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從17年來看待10年，他們否定10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為和17年對立，其實10年必然從17年而來，17年和10年的關係非常微妙，就是說文革怎麼爆發的，和17年的關係是甚麼？再有一個維度就是現在這28年，從否定文革以後和改革開放以來這個28年，實際上是文革所帶來的走向現代化的對以前的一個反撥，這個28年和前面的兩個時期的關係非常有意思。還有學者指出，對比蘇聯，對比法國大革命研究文革，很有意思，很有必要，一定能開闊我們的思路和視野，使我們得到許多啟發。
本單元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是口述史與文革研究的關係。首先要注意的是搶救歷史資料的迫切性，40年過去了，當年10歲的中學生，現在已經50多歲，當時的中年人，現在已經80、90歲，再不搶救，歷史就要被帶進棺材。但口述史的問題也很多：口述者的記憶偏差和有意迴避，使口述史的真實程度受到懷疑。這就提出了一個個問題：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有學者補充說，有3種情況造成問題，一種是整理的人比較內行，但是口述者限於特殊身份和思想局限，很多該說的沒有說，好多重要的事都沒有講，迴避了；還有是一種整理的人太外行，整理出來錯誤百出，另外還有一種更糟糕的，雙方都想藉口述史來投機，他們互相利用。從歷史的經驗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憶錄作比較很有意思，在當今大陸語境下，官方組織撰寫的高干回憶錄，不論是否歸入正史，其價值往往低於口述史。有學者認為，儘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險，但我們不能棄而不用，達到信史，固然是很好的，但在目前中國大陸的語境下，以認真態度整理出來的口述史，發表出來進入公共視野，未嚐不是好事。因為有總比無好，即使不准確，不到位，發表出來引起爭論，也可以推動文革研究。
一些與會者注意到在中國大陸近年來肯定文革的思潮出現了升溫的趨向，大家對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進行了多角度的討論和分析。
（徐友漁執筆）(//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