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1949年之後，嚴重的暴力充斥於中國，從土地改革開始，中間歷經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反右，文化大革命，「6． 4」事件，直到最近的鎮壓法輪功，在這些政治運動中，被無產階級專政鎮壓的共產黨的敵人多到難以統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傷了，有的人被關進監獄，有的人長期受到歧視。中國並非唯一的共產黨國家，可是像中國這樣大規模迫害被統治者的現象在其他共產黨國家也是比較少見的。在這裡，我們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近57年的歷史中選取兩個片段，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打人和土改中殺地主，透過這兩個片段我們可以知道暴力是否存在，暴力嚴重到甚麼程度，以及那麼嚴重的暴力為甚麼會發生？如果社會上暴力確實發生過，那麼道德的發育自然就會受到暴力的負面影響。最後我們自然會發現，為了使道德狀況得以改善人們首先應該做甚麼。
一、
1966年夏天，北京的紅衛兵製造了多起打人事件，許多人在這些事件中死亡，根據文化大革命史專家王友琴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以下史實：
◆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所在 中學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五天以後，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卞仲 耘，打傷了其他一批教職員。
◆卞仲耘去世四天以後，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 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聲稱「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 年成了勇敢的闖將。」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卞仲耘去世13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 會，會見100萬紅衛兵。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 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 對宋的名字發表評論：「要武 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該中學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8月18日紅衛兵集會之後，紅衛兵暴力迅速升級擴大。在北京各中 學甚至小學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職員。這種暴力殺戮嚴 重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在王友琴調查過的北京的七所女子中學裡 面，在8月下旬，有兩名教員和三名校長被女紅衛兵活活打死，還 至少有兩名教員和一名校工在被「鬥爭」後自殺身亡。在北京市中 心的一所小學「寬街小學」，小學生在8月27日一天裡打死了校長 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兩天以後死 亡。◆除了學校的教職員，紅衛兵學生還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 半個月裡，在北京有數千居民被打死。同時，有十萬人口被掃地出 門驅逐出北京。
王友琴認為，毛澤東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她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她掌握了以下證據：
◆在卞仲耘被殺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 性「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 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就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 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 況。
◆1966年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 光苔也同時被關在學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親通過特殊關係遞信 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批示釋放了董光苔一個 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關在學校的「勞改隊」裡繼續遭 到紅衛兵的毆打折磨，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打死。
◆那時，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 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時代，1966年8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 分，被視為紅衛兵的革命功勞。1966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主 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 了表彰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 項是，紅衛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在那樣 的 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字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為要隱瞞他們的 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紅衛兵殺戮發生之後，毛澤東自己也對此作過描述。1970年美國 記者埃德加斯諾被請到北京參加10月1日的國慶典禮，然後住在 北京近兩個月等待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在1970年12月18日和他談 話五個小時。在中國官方正式印發的談話記錄中，毛說：對於大學 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王友琴認為，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建立在毛澤東的一個想 法之上的，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把這個想法透露給了林彪，毛澤 東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 去了。」隨後發出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 裡，毛制定了對文化、教育界的攻擊部署。就這樣，在1966年夏 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為文革的攻擊對象，就像1950年代的「地 主」和「資本家」，作為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就制定了對文化、教育界的攻擊部署，隨後他通過中共中央的文件和自己的言談，使身處下層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們知道了上層對於北京的一些學生毆打教師是支持的，上述舉動很容易把全國的學生們帶入毆打教師的行列中。王友琴十多年來查訪了全中國幾百所學校，沒有發現一個學校在文革中沒有毆打侮辱折磨老師，也沒有發現一個校長沒有遭到野蠻「鬥爭」。在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導演下，學生們勇敢地對昔日高高在上的教師和校長們施加了暴力。這讓我想起了今天的黑社會老大對待剛入伙的新人的做法。1998年10月，系列搶劫、殺人案的製造者張君為了讓陳世清、趙正洪「沾血」入伙，提出讓他們殺死一人。一天，長沙縣白沙鄉金華村年僅19歲的村民王志剛正在長沙勞務市場尋找工作。張君以招工為名，將其騙至漢壽縣一山上，逼迫初出校門的王志剛脫光衣服，陳世清、趙正洪用繩子將其手腳捆住後，幾個人合夥將其折磨至死。〔２〕
毛澤東暗中鼓勵學生毆打教師和張君讓剛入伙的新人「沾血」，這兩件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張君讓新人「沾血」可以達到兩個目的，（1）張君日後可以以此來要挾新人。如果新人不死心塌地地跟隨張君，他就可以用舉報新人曾殺過人來要挾新人，使新人絕對地服從自己。（2）「沾血」作為一次演習可以使新人的膽量變大。在加入犯罪團伙之前，這些新人都是普通的農民，他們沒有犯罪的經歷，如果突然讓他們做一些極端血腥的事情，他們往往不敢下手；如果讓他們在正式從事犯罪活動之前，先練習一下殺人，這將有助於他們在參與正式的犯罪活動時能有效地完成任務。文化大革命時，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們做了許多事情，運動初期他們參與了對學校教師的迫害；然後又參加了批鬥各地官員的活動、參與奪權；最後又參加了武鬥，操持起槍炮跟反對自己的人大打出手。如此看來，在運動的初期訓練一下學生們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在批鬥教師的活動中把他們訓練得膽大、敢下手，他們在後來的批鬥官員和武鬥的過程中就可能因為沒有經驗而手足無措。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想讓學生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因此他就可能有一個訓練他們的計劃，使他們膽量變大，進而能適應更艱鉅的任務。無論毛澤東有沒有那種訓練學生的想法，實際上學生們批鬥、毆打教師和學校的領導人已經成為一場演習，這樣的演習使學生們在文革中、後期的各種活動中成為政治狂人。
一個強大的國家用非常嚴厲的手段來迫害被統治者，許多人對此不理解，以為這是小題大做，其實共產黨這樣做有他的理由，共產黨建政後將一部份被統治者劃為階級敵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這些階級敵人總是受到迫害，在下一節我們就可以看到共產黨為甚麼要製造這樣一個階級敵人團體，並對他們嚴加看管。
二、
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了許多暴力事件，這些暴力事件使許多人被殺、自殺，因此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暴力活動。1949年共產黨建政以後，還有一些與文化大革命相類似的暴力活動發生過，比如土改運動。土改運動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民剝奪農村中富裕人家的土地和財產的政治鬥爭。在土改期間，許多農村裡的富人被殺害，這樣的殺害為甚麼會發生？
陳沅森在《談土改「殺地主」》一文中說：「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３〕陳沅森認為「抗美援朝」是導致土改更加深入的一個原因，在我看來，「抗美援朝」是導致土改更加深入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一位參加過土改的幹部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證實了前面的說法，他寫道：「1950年底，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變化，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全國掀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鬥爭。中共中央華東局召開第二次土改工作會議，總的精神是在土地改革中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向地主封建勢力開展面對面的鬥爭，要防止和糾正和平分田的傾向。據此，在我以後參與的崇德縣城關區城郊鄉和嘉善縣干窯區虹塘鄉的土改中，對充分發動群眾，向地主階級開展面對面鬥爭的力度大為加強。」〔４〕
牧惠在《談談廣東土改》中披露的史實也可以證明，中、美交戰，中方急需物質是導致土改更加深入的重要原因。1951年1月22日，毛澤東就土改電復葉劍英時說：「1月18日綜合報告收到閱悉，方針是正確的，成績也很大，可照你們的各項計劃去做。」1951年11月初，毛澤東忽然批評廣東土改進度太慢：全國有3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福建和廣西這兩個已經爬上去了，只有廣東還沒有爬上去。於是毛澤東採取組織措施，增派大批幹部南下廣東搞土改，並從廣西調陶鑄擔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負責廣東土改運動。〔５〕在這裡我們要注意兩個日期，1951年1月22日，中、美交戰剛剛開始，這時毛澤東可以容忍廣東土改的緩慢，所以才給葉劍英發了那樣一個口氣和緩的電報。1951年11月初，朝鮮戰爭已經到了白熱化階段，這時毛就著急了。
美軍的力量太強大了，跟這樣的對手作戰，需要巨大的物質支撐，因此中國在朝鮮跟美國打仗是土改運動升級的最大的原因。共產黨在土改運動中獲得了多少物質？與此有關的數字並不容易找到，現在我們只能看見局部地區的數字，好在我們可以從這些數字中推測出共產黨在土改運動中總共獲得了多少物質。我們還可以從這些數字中體會到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鄧小平在《關於西南地區的土改情況和經驗》（1951年5月9日）一文中說：「西南的’淮海戰役’，即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去年7月著手準備，11月全面展開，到今年4月中旬為止，已在208個縣、七個市郊，6,660餘萬人口，即占全區人口83%的地區，宣告勝利結束。只有雲南大部，貴州20個縣，川西、西康的少數民族地區，尚未進行或不應進行，雲南200萬人口的地區正在進行。這個運動規模較大，鬥爭異常劇烈。預計全區可得減租退押和懲治不法地主的果實77億斤米，已經到手的約65億斤米（實際上要多），其中又以川東可得25億斤已得約22億斤為最多，川西可得15億斤已得12億斤次之。」〔６〕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西南地區的共產黨組織預計可以從地主手裡得到77億斤米，那麼西南地區的地主人數是多少？知道了地主的人數我們可以知道每個地主都損失了多少糧食。對於西南地區地主的人數我們現在只能推測，這個推測是建立在毛澤東的一個說法之上的，毛是這樣說的：「在國民黨統治的農村中，貧農、僱農及其他無地少地農民約占70%，中農約占20%，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分子約占10%」。〔７〕如果西南地區的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分子約占10%，那麼這裡的地主等剝削分子的實際數量大概是前面鄧文提到的參加土改的6,660餘萬人的10%，即666萬人；西南地區的共產黨組織預計可以從地主手裡得到77億斤米，每個地主失去的糧食大概就是1,156斤。共產黨有一個習慣，這就是他們總是誇大敵人的數量，所以毛澤東所說的地主占總人口的10%可能也是一個誇大的說法，如果毛澤東真的誇大了，那麼地主的數量可能比這裡推測出來的還要少，這就意味著地主損失的糧食數量可能更多。
一個農戶如果一下子被人搶去了一千多斤糧食，這對於這個農戶來說就是遭受了滅頂之災；俗話說，狗急了還要跳牆，共產黨拿走了地主的糧食，地主能不反抗？前面提到的參加土改的幹部在他的文章裡說：「向地主階級開展面對面鬥爭的力度大為加強。」鄧小平也說：「這個運動規模較大，鬥爭異常劇烈。」。可見，地主的反抗應該是存在的。共產黨需要糧食，地主要保護自己的財產，這就出現了矛盾，按照共產黨慣常的做法，對於這樣的矛盾只能以武力來解決。
《文史精華》（2004年10月）刊載了一篇文章《晉綏土改的「左」傾偏向及其糾正》，該文使人們窺見了只要是遇到了反抗，土改的主持者馬上會用暴力來消滅反抗。1946年晉綏解放區土改剛開始還比較正常，100萬人口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獲得了400多萬畝土地。到複查階段，晉綏分局派工作隊到木欄村搞試點。該村沒有地主，分局領導說，劃成分不能專看土地，還要看政治表現，看攤子大小，看祖父、父親是否有過剝削行為，即使破了產，也可以劃破產地主和破產富農嘛。工作隊根據這個精神，採取查三代的辦法：農民中凡是父親祖父有過剝削行為的，哪怕他本人是長工，也劃地主富農。還到野外看農民的祖墳，凡是祖墳有圍牆或石碑的，後代就劃地主富農。貧農張守萬從小攬活受苦，1942年入黨，後來任村支書，工作組查三代時發現他家祖墳有三塊石碑，就劃他破產地主，開除黨籍，撤消職務，進行批鬥。就這樣，工作組在這個本來沒有地主、富農的村裡劃出四戶地主、四戶破產地主、四戶富農，共佔總戶數30%。對地富要批鬥，這些「地富」沒有多少剝削行為，激不起階級仇恨，群眾鬥爭不積極。工作隊就帶幾個二流子去挖浮財，共挖出了220塊大洋。貧農張拖喜兄弟多年辛勤勞動，農閒時買豆腐，積累的200塊錢被挖去。張以前曾和別人打過架，挖浮財時又罵人，得罪了積極份子，於是就定張為惡霸分子，關起來，全家掃地出門。工作隊挖出了「惡霸地主」，分局給予表揚，並鼓勵他們擴大戰果。工作隊就組織村裡貧僱農積極份子把張拖喜兄弟捆綁在木樁上，叫大家控訴。村民知道他兄弟沒有血債，連和張拖喜打過架的農民也承認打架是自己的過錯，可是工作隊說群眾覺悟低，跟惡霸地主劃不清界線。就決定找兩個積極份子槍斃張氏兄弟。群眾大吃一驚，向工作隊求情。一個工作隊員站起來說：「張拖喜、張拖長罪惡纍纍，他們欺壓群眾，打罵老百姓，不殺不能平民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對惡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軟。」張家兄弟就這樣被兩個「積極份子」當場槍斃了。
戰爭需要糧食，當糧食的所有者不願意給出自己的糧食的時候，掌握著槍桿子的需要糧食的人自然會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鄧小平在《關於西南地區的土改情況和經驗》中說：「經驗證明，不鎮壓反革命，封建勢力不會低頭，貧僱農不敢起來，退押、土改也不會這樣順利完成。（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各地都應這樣做。毛注。）關於鎮反問題已作了幾次報告，最近情形，周興同志到京面陳。總的說來成績很大，做得很對，但在鎮反和懲治不法地主兩個問題上，有些地方發生了控制不嚴的毛病。運動愈到後期，愈是轟轟烈烈，下面同志腦筋愈熱，領導機關愈要注意控制，這是我們及各省區黨委應有的教訓。上述兩個運動的後期，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不按章程辦事的無政府無紀律的風氣，又在抬頭，（請中南、華東各省嚴密注意這些教訓，堅決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絕對不容許此種壞作風抬頭。毛注。）我們已告各地注意克服。」鄧小平的這個報告向我們透露了，在土改的過程中，暴力確實存在，他說，「運動愈到後期，愈是轟轟烈烈，下面同志腦筋愈熱」，這彷彿在說下面的執行土改政策的人願意使用暴力。熟悉共產黨日常運作的人都知道，共產黨的高層經常給他們的下級下達一些任務，這些任務中包含著具體的指標，這是強制性的、必須要完成的，在這些指標的壓迫下，下級執行任務的人就要想盡各種辦法來完成任務，使用暴力就這樣成為他們的選擇。共產黨的高層領導在文件裡會說一些好聽的話，提醒下級不要做過頭的事情，如果上級不給下級下達必須完成的任務，下級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會走極端嗎？
一支白手起家的軍隊依靠強征民間的財富來維持自己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依靠刀槍劍戟作戰的軍隊需要的物質會少一些，依靠依靠槍炮和機械化裝備作戰的軍隊需要的物質則非常多。共產黨的軍隊征戰沙場的時候，他們的對手是用美式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隊，這時共產黨軍隊也大量使用重型武器，再加上共產黨軍隊的軍人有數百萬之多，所以這支軍隊需要大量的物質。在國共戰爭時期，共產黨控制了一些地區，但是這些地區多是物產不太豐富的華北、西北的部份地區，共產黨在東北是1948年以後才站穩腳跟的，因此共產黨的軍隊依靠屯墾和正常的徵稅是無法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依靠強征，即在土改運動中剝奪農村中富裕人家的財產。進入20世紀，戰爭的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飛機、大炮、坦克等武器裝備軍隊之後，軍隊的戰鬥力大為提高，與這樣的軍隊相比，共產黨軍隊的力量就顯得渺小，為了彌補這個弱點，共產黨軍隊常常採用人海戰術，再加上共產黨軍隊也要添置一些重武器，所以共產黨軍隊就要消耗非常多的物質，共產黨強征物質給民間造成的傷害就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支白手起家的軍隊。國共戰爭結束以後，共產黨的軍隊立刻又和美國軍隊在朝鮮交火，這場戰爭需要的物質要超過國共戰爭需要的物質，因此民間的付出只能增加不會減少。
過度地徵用民眾的物質會遭到他們的抵抗，這就促使徵集物質的人動用強硬的手段來排除干擾，於是農村就發生了殺地主的現象。令人震驚的還不止這些，一些農民並沒有很多土地，但是他們也被歸集到地主的隊伍裡，他們僅有的一點點財產也被發動土改的人剝奪了。這是為甚麼？是基層領導土改的共產黨幹部頭腦發熱嗎？事情也許不這麼簡單，前文已經說過，戰爭需要大量的物質，只徵收地主的物質可能滿足不了需要，這時候就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徵集物質，於是就要製造新的地主。有的人認為土改就是為了平均分配土地，忽略了土改中的重要目標是為軍隊徵集物質，所以他們不理解土改中為甚麼會有一些極端的做法，比如將不是地主的人劃為地主，殺了一些看起來很冤枉的人。夢星在《實事求是看土改》中說：「中國的革命，是農民的革命，發動農民搞暴動，是革命題中應有之義。否定土革、土改，等於否定中國革命。在革命過程中，使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在已經取得政權並已建立人民政府之後，是否還需要使用暴力，這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逆取順守’是統治者的起碼知識。’改革’是政府的職能工作，是用行政手段進行的，如機構改革、幣制改革、文字改革、殯葬改革，根本不需要訴諸武力。1951年，共產黨、人民政府的威望，比天還高，如果首先進行 ‘耕者有其田’的宣傳教育，然後頒布法令，將農村中土地重新分配，以滿足農民的需要。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不存在，地主絕無反抗能力，重新分配土地是不會遇到阻力的。為了保險，還可以在法令中說明：如有破壞土改的行動，將給予懲罰，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地開展分配了。那時的地主，知道大勢已去，但求活命，還能怎樣呢？進行土改，易如反掌。」
土改的目的，是不是為了’耕者有其田’呢？好像也不是。前述康生所為，把許多無地的貧農也劃為地主，那就不是為了分他們的土地。再說，土改後四年，搞合作化，土地都收歸集體，原來貧農所有的少量土地，也沒有了，’耕者’更加 ‘無其田’了。從以上兩點看，說土改是為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有段時期，人們常說’土改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合作化是天堂’，也是言過其實。眾所周知，安徽鳳陽小崗村帶頭搞的’冒死改革’才真正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進入天堂也有點可能性了。那天堂就是農業的現代化、專業化和商品化，而不是蘇聯模式的集體化。
「那麼，當年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冤殺那麼多地主和農民，究竟是為了解決甚麼問題呢？」〔８〕
夢星是圍繞著分配土地來考慮為甚麼會冤殺那麼多地主和農民？正如夢星所言，為了分配土地，似乎不應該殺那麼多人。這就意味著殺人是另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共產黨要徵用大量的物質來供養軍人、為共產黨服務的地方幹部，以及滿足軍事需求；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遇到了抵抗，所以就發生了各種殺人事件。一個統治集團殺敵人也許還不會受到輿論的批評，如果他們殺被自己統治的人，這是違背常識的，一個統治者即使是很無能大概也不會輕易地做這樣的事情。共產黨在戰爭期間被迫做了殺被統治者的事情，共產黨的高層領導會因此背上心理包袱，他們最大的擔心就是害怕報復。1949年之後，毛澤東一再提出要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其實這就是對國內外敵人以及潛在敵人的防範，中國人不信基督，沒有愛以及寬容的精神，所以報復是中國人遭受委屈之後的第一選擇，毛澤東對此是清楚的。在中國這樣的地方，人們在防範暴力的時候首先選擇的是暴力，他們認為不如此不足以自衛。共產黨在總結雷鋒精神的時候說，「對待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1949年以後，共產黨就是殘酷地對待他們心目中的階級敵人，他們這樣做看起來是進攻，其實將這種行為命名為自衛可能更貼切。
毛澤東時代有一個政治詞彙，地富反壞右，這個詞是對主要階級敵人的歸納，「地」指的是地主，「富」指的是農村的富農，「反」指的是反革命分子，「壞」指的是壞分子，「右」指的是右派份子。在毛澤東的眼裡，上述人物是重點被打擊和防範的對象；很多知識份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毛澤東還認為知識份子不同情勞動人民，因此知識份子被毛澤東定義為剝削階級的附庸，他們也成了被打擊和防範的對象；毛澤東還認為黨內有剝削階級的代理人，所以一些共產黨的官員也會成為被打擊和防範的對象。地富反壞右、知識份子和黨內的剝削階級的代理人是毛澤東心目中的階級敵人，在這個群體中，地主和富農是核心，其他人是依附於核心的外圍力量。打擊、防範地主和富農是為了讓他們喪失反抗的力量，打擊、防範地主和富農的外圍力量是服務於階級鬥爭的主要目標，從1949年到1976年，歷次政治運動的目標就是地富反壞右、知識份子和黨內的剝削階級的代理人。
三、
共產黨剛起家的時候，他們是用暴力來對付他們的敵人；臨近建國以及建國以後，由於兩場戰爭的需要，他們為了徵集用於戰爭的物質而得罪了鄉村的一部份人，為了消除這部份人的反抗，他們對被統治者採取了暴力，為了防止這部份人反抗，他們後來對被統治者依然採取暴力；在1957年反右、1966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共產黨始終用暴力來對付那些他們眼中的階級敵人，這樣一來，在戰爭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就在戰爭結束以後留下來了，對付敵對陣營的手段成了對付自己陣營中被統治者的工具，暴力氾濫是中國的一大景觀。暴力氾濫危害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愛，政治形勢一發生變化，一些人與另一些人的關係就趨於惡化，隨後就很可能發生言語衝突和肢體衝突。在這樣的環境裡，人與人之間的愛是無法建立起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個革命的兒子能去迫害自己的反革命的爸爸，家庭成員之間的愛說斷就斷，其他人之間的愛還能維繫住嗎？現在，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戚之間的、朋友之間的、同事之間的、同鄉之間的坑矇拐騙並不少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脆弱不堪，愛成了游離於社會之外的概念。現在人們談論的愛大多局限在兩性之間，哥哥愛妹妹、或者妹妹愛哥哥隨著現代化的傳播手段充斥於都市鄉村，離開了這種建立在生理基礎上的愛，我們似乎很難見到別樣的愛了。
1990年代以後，所謂的道德規範對於許多人已經失去了約束的作用，這種現象使現在的當政者十分為難，江澤民提出了以德治國的口號，胡錦濤不久前又提出一個「八榮八恥」的衡量人們道德水平的標準，然後共產黨的各個部門紛紛發出號召，要求人們不要做可恥的八件事，實際上這樣的道德要求對人們起不到約束的作用。剛才提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文革、反右等政治運動過後，這樣的局面就形成了。近20年來，人們為了追求物質利益，不惜拋棄所有的道德約束，大地上到處都是沒有廉恥感的行屍走肉，處於這種狀況之中的人們更不會去愛他人了。一個人不能愛別人，他就不會在危害了別人之後感到羞恥，一個塞爾維亞男人在強姦了波黑女人之後會感到羞恥嗎？這個男人的同道會覺得他是英雄，他自己也會這樣認為。因為塞爾維亞人和波黑人之間沒有愛，有的是仇恨。如果我們想讓我們的社會充滿了道德高尚的君子，我們就需要重構人與人之間的愛，而不是充當一個教師爺，告訴別人甚麼是榮耀，甚麼是可恥。一個人愛另一個人、尊重另一個人，他就不會對別人胡來，他就知道對別人做甚麼是光榮的，做甚麼是可恥的。如果一個社會是正常的，那麼一個人在少年兒童時期就會建立起榮辱感，當一個人年齡比較大了以後，還要提醒他甚麼是榮耀的、甚麼是可恥的，這個社會大概就是不正常的。
讓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愛，這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現實缺乏愛，是因為一些人為的干擾破壞了愛的生成。暴力對愛的破壞最大，在中國，一個人遇到了暴力侵犯，他就會仇視侵犯他的人，這一對侵犯者和被侵犯者之間的愛就蕩然無存了。一種暴力引發的另一個不良狀況是，被暴力侵犯的人也學會了用暴力侵犯其他人。一種暴力引發的第三個不良狀況是，旁觀暴力侵犯的人也學會了暴力侵犯。在一個群體裡，群體成員之間一旦出現了暴力，這種暴力就會蔓延開，熱衷於使用暴力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為了戰爭，共產黨採取殺雞取卵的辦法來搾取農村的財富，搾取財富的事情發生以後，共產黨就得罪了農村裡的能人，由於擔心他們會報復自己，共產黨自然就要防範他們。沒有了那樣的戒心，共產黨也許就不會對一些被統治者施加駭人聽聞的暴力，當然共產黨也不會像高僧那樣仁慈，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共產黨對被統治者施加了暴力，這種暴力也不會像土改、文革等政治運動中的暴力那樣嚴重。個人認為，共產黨對一些被統治者施加特別嚴重的暴力是為了戰爭，為了戰爭他們不得不搶，為了搶的順利他們不得不殺，為了防止被鎮壓的階層報復他們就要繼續對他們施加暴力。於是對被統治者施加暴力就成了共產黨的一個習慣，這種習慣他們至今沒改。改一個習慣是不容易的，但是為了人、為了國家，作為執政者必須要改正濫施暴力的習慣。共產黨不經歷那兩場技術含量高的戰爭，共產黨就不會對被統治者施加極端暴力，所以對被統治者施加極端暴力並不是一個必然選擇，它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的迫不得已的選擇，如此看來，放棄濫施極端暴力的習慣是可行的，不放棄濫施暴力的習慣倒顯得不正常了。當政者不放棄濫施暴力的習慣，愛就沒有存在的空間。暴力是共產黨放出來的，現在是收回暴力的時候了。
【附註】
１、 王友琴：《受難者和暴君》（2006修正版）
２、 梁朗然：《張君案檢討》見《南方週末》2001.4.19
３、 //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315
４、 //www.zj60.com/gb/node2/node213821/node213827/node215712/userobject15ai4009943.html
５、 //www.taosl.net/wcg/wg061.htm
６、《鄧小平文選》第一卷
７、《毛澤東文集》第五卷８、//www.bu5.net/bu05/yuedupwx.asp?articleid=26783
——-原載《民主論壇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