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1日訊】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厚達八百多頁、大約七 十 萬字的《紅衛兵日記》。作者叫陳煥仁，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現為四川省政協委 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曾經擔任過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局長和版權局局 長。據作者說，這部日記是他文革初期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上學，在新北大公社當紅衛兵 時所寫。作者幾乎逐日記錄了那個特殊年代他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從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到1970年3月17日從北京大學畢 業，這長達3年多的時間裏，他曾經歷的大小事件，以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正如作者本人所說：“如果文化大革命我不在北京，在北京不在北大，在北大不在哲學系，在哲學系不在聶元梓一派，當年就不可能一直處於文化大革命旋渦中心，也就很難觀察到和記錄下如此真切的文化革命。”
毫無疑問，這部《紅衛兵日記》的獨特價值就在於它是日記，具有日記的原始真實性。然而通讀下來卻令人疑竇叢生。我們不能不問：《紅衛兵日記》到底有多真實？
幾處破綻
首先是辭彙的問題。舉兩個例，第270頁上寫道“是毛主席退到二線之後產生了失落 感”，第794頁裏寫道“報答祖國和人民，報答父母兄妹們的關愛”。這“失落感”和“關愛”都不是當年的辭彙，想來是作者後來加上去的。作者在前言裏說，他在整理日 記時對文字進行了必要的加工潤色。可是在上面兩句話裏，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很清楚，本來就可以表達得很好，何必還要在事後“加工潤色”呢？
其次，日記中的記載有與事實相悖之處。例如1966年6月7日的日記裏寫到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傳達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第17頁）。這不可能。因為在當時，516通知並不是傳達到北大師生這一層的，而當時的工作組並不敢違反規定。這段記載既然不是事實，當然就更不可能出現在當年的日記裏。
再有，寫日記通常都主要是寫自己。這部《紅衛兵日記》卻用了很大比例的篇幅寫別人，寫他周圍人物的言談舉止，其中還不乏文學性的描繪，看上去不像日記倒像小說，令人生疑。撇開這點不談，更值得追究的是，作者把別人私下交談講出的那些“政治不 正確”的話統統記在自己的日記裏。在風雲多變，禍從口出，親友同學動輒分道揚鑣， 互相揭發批判的年月，這不等於給別人記黑材料嗎？如果他的同學們發現了這部日記（在當時那種狹窄擁擠的、缺少隱私的生活環境下，這是很可能的），他們不會感到有危險，和作者吵起來麼？作者不會不知道他對那些同學私下交談的的記錄極有可能給他 的同學帶來政治上的麻煩乃至災難，他為什麼還要把它們寫下來呢？
試舉二例。在1967年3月12日的日記裏（第288－290頁），作者寫到他的同學周文革把 “我”領到校園林深人靜之處，給“我”看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並大發議論，堅決 否認瞿秋白寫《多餘的話》是叛黨求生，而是向世人昭示真實的自我（這種觀點在當時是“不正確的”，“反動的”），最後“叮囑我千萬不能說看過這種材料”。這就怪 了。別人叮囑你千萬不能說看過這種材料，你卻把這事原原本本地記在日記裏，還記下 別人的“反動話”。這不是太荒謬、太自相矛盾了嗎？在接下來的3月13日的日記裏， 作者寫到另一位同學黃永紅“急不擇言”，說文化革命是“運動群眾”，“我”一把將 他拉住說：“你千萬千萬不要亂說啊！小心運動後期把你打成反革命！”看來作者真的 是擔心他的同學禍從口出，可是他卻把這句話白紙黑字地記在日記裏。這怎麼講得通呢 ？我可以相信上述兩場對話是真的，但是我無法相信上述兩段日記是真的。
心態描寫上的重大疑問
《紅衛兵日記》不但記錄了作者的所見所聞，而且還記錄了作者的所思所想，記錄了作 者的感受、感覺、感情和心緒。照理說這應該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文革中處在不 同地位的人和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最難以理解的莫過於當年這批紅衛兵小將的心態。不 少論者都強調，這部紅衛兵日記“是中華民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心態和言行的 具體寫照”。然而在我看來，恰恰是在當年當事人的心態描寫上存在著最大的疑問。
按照這部《紅衛兵日記》的描寫，從1966年直到1970年，作者的心態幾乎沒有什麼變 化，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崇拜無限信仰始終不變，對文化大革命的熱烈支援積極投入始終 不變。在這部日記裏，你幾乎讀不到作者有什麼重大的困惑、苦悶、抵觸和質疑，更不 用說反感和反叛了。即便有過一些困惑，但只要中央一明確表態，作者的困惑馬上一掃 而空。作者的思想感情幾乎永遠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怎麼可能呢？
在《文學與極權主義》一文裏，喬治.奧維爾正確地指出：“在極權主義和過去所有正 統學說之間，不論是歐洲的或東方的，都有好幾個至為重要的不同點。最重要的不同點 ，過去的正統學說並不變化，或者至少並不很快變化。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會決定你 信仰什麼，但是它至少允許你從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並沒有叫你星期一信仰這個， 星期二信仰那個。今天不論什麼樣的正統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蘭教徒 或多或少都是這樣。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他的思想是有限定範圍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 在同一思想框架內度過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擾。而在極權主義方面，情況恰恰相反。極 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 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 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稱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同時它又攻擊客觀真理這一概念。 舉一個簡單明顯的例子，在1939年9月以前，每一個德國人必須以恐懼和厭惡的態度來 看待俄國布林什維主義，但在此之後他又必須以欽佩和親愛的態度來看待它。如果德俄 開戰，這在幾年內是很可能的，那麼又要發生另一次同樣激烈的變化了。德國人的感情 生活，他們的愛和恨，必要時就得在一夜之間倒轉過來。這種情況對文學的影響是不用 說的。因為寫作基本上就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不是總能受外界的控制的。對當時的正統 思想口頭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任何有意義的作品只有你感到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時候才能產生；沒有這個，就不會有創作的衝動。我們所掌握的全部情況都表明，極權 主義要求其追隨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變，從心理學上來說是做不到的。”
文化革命是極權主義的登峰造極，尤其是在66年到70年之間，尤其是在北京大學這種旋 渦中心，其朝三暮四，翻雲覆雨，變化之大，之快，之突然，之頻繁，都是史無前例 的，而且這一切就都發生在作者的身邊。在這種“叫你星期一信仰這個，星期二信仰那 個”的情勢下，一個人不僅要一次又一次地在一夜之間倒轉觀點，而且還要倒轉感情， 正如奧維爾所說，這從心理學上來說根本是做不到的。而《紅衛兵日記》卻居然做到 了，這能不讓人懷疑其真實性麼？
文革期間的日記寫作
這就涉及到文革期間的日記寫作的問題。日記原本是私人寫作，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 （不過有些心理學家不以為然，此處不論）。一般來說，處在精神成長期的青少年最熱 衷寫日記。毛時代推出的英雄榜樣多半都有自己的日記傳世，如雷鋒日記，王傑日記， 更對青少年學生寫日記有推波助瀾之效。需要提醒的是，在當年，一般人根本沒有私人 寫作的概念。許多人心目中的日記是以雷鋒日記、王傑日記為典範的。不少人寫日記， 本來就是寫給組織看的，是向党交心用的。即便有些人寫日記只是給自己看，他們也不 認為他們有權向組織保密，他們也常常把他們心目中的黨當作潛在的讀者，無事不可對黨言。事實上，很多人是把寫日記當作促進自己思想革命化的一種方式的。這就意味著 他們在寫日記時總是力求遵循所謂正確思想的指導，有意無意地自我審查，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比如說，那時候的日記就極少有寫到性苦悶性饑渴的），該怎麼寫，不該怎麼寫，如此等等。這種日記在有所揭示與袒露的同時，勢必又有許多遮蔽和扭曲。今人解讀當年的這種日記，不可不注意這一點。
文革爆發，我們被告知而且也相信，我們生逢其時，遇上了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何其幸運！於是寫日記的人就更多了。然而等到文革過後，我們這代人保留下來的比較完整的日記卻是那麼稀少。考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條：
首先，文革的疾風暴雨打亂了正常的生活節奏，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存環境，破壞了人們的日常習慣，很多本來寫日記的，寫著寫著就中斷了或者丟失了。
其次，對於那些多少還有些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來說，寫日記越來越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象遇羅克那樣的人就不必說了，他寫下的日記後來成為被判罪的很重要的罪證。 當年同樣在北大哲學系當學生的周國平在《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裏寫道，在文革初期，他仍然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在日記裏記下了他的很多困惑。“隨著運動向 前推進，這些日記成了我的心病，後來是我第一批毀掉的檔”。因為“校園裏風行著 揪鬥學生中的‘反革命’，這裏那裏的宿舍牆上會突然貼出大字報，抄錄著某個學生的‘反動日記’，有時還可以看到一夥人架著那個學生在大字報前進行批鬥。我讀後發現，所謂反動無非是小資情調罷了，最嚴重也僅是流露了對文革的困惑不解，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
陳煥仁這部《紅衛兵日記》裏沒有提到這種事，也沒有寫出自己的擔心。這本身就令人起疑。當然，和周國平一類同學相比，陳煥仁是比較正統的那類。但是，正統派有正統 派特殊的麻煩。越是正統派，在那種“叫你星期一信仰這個，星期二信仰那個”的反復 無常的環境中，越是感到暈頭轉向，無所適從，越寫就越是不知道該怎麼寫，寫著寫著 就寫不下去了。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天，我們極少能見到當年的完整記載的日記的原因之一。象陳煥仁這樣正統而又能從頭寫到尾並且不間斷而且還保持一種固定的情感，實在很難讓人相信。
很可能，陳煥仁這部《紅衛兵日記》是有大量原始文本為基礎的，但決沒有這般系統、 連貫和完整。許多文字大概都是作者後來加上去的。儘管作者在增添時很小心，但百密一疏，還是留下不少破綻。更糟糕的是，正因為作者在增添時太小心了，力圖天衣無縫，一以貫之，反而暴露出更大的破綻。不少讀者，包括一些學者專家沒有看出問題， 那只證明他們對那個時代的翻雲覆雨、顛三倒四還缺少深刻的體會。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