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編者按：本文探討蘇共興亡與中共演變的關係。強調毛的反蘇情結是文革的重要導因之一。而中共改革路向與當年蘇共的差異源自於和蘇共二十大的分歧。
今年是蘇共二十大五十週年，中國文革四十週年，把這兩個日子放在一起紀念，是因為二者有深刻的內在聯繫，中蘇關係不僅對中國二十世紀的影響巨大，而且，這種影響延續到新世紀。
二月間，我在紐約，曾和余英時教授通話，談到中國的「民主轉型」這個老話題。余教授說出一個許多人的看法，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還是要走蘇聯演變的路子，因為中共體制龐大而僵硬又沒有國內第三勢力的挑戰。他認為中國現處於「勃列日涅夫時期」……我們知道，蘇聯從一個共產帝國分解成民主俄羅斯，經歷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三個階段，勃氏時期以「停滯」為其特徵，而演變的起點就是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蘇共二十大。
但是一位活躍的大陸學者最近告訴我，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幾乎已經完全放棄對體制內政治改革的幻想，認為自上而下的變革已不可能，只有民間運動強大的壓力，才可能突破體制的硬殼……這又是接近台灣和菲律賓的模式的另一種思考。一九八九年，北京爆發大規模的人民民主運動，很多人的民主期待被一場血腥鎮壓所淹沒，就像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東歐暴動並未動搖蘇聯東歐的體制一樣，八九民運迄今十七年，中共體制仍然咄咄逼人地揚威海內外－－說明研究蘇聯的興亡，對於中國仍有借鑒意義。
蘇共二十大歷史性的貢獻
一九九一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猶如美國九一一世貿大廈的崩坍一般驚天動地，令專家們跌了一地眼鏡。千里之堤潰於螻蟻之穴，五十年前的蘇共二十大，就是第一個潰堤之穴。蘇共領袖赫魯曉夫在大會作了兩個報告，公開的工作報告提出一系列反正統教條的新論述。在大會閉幕前的深夜，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則以大量內部材料，揭露斯大林專制獨裁濫殺無辜的罪行。報告很快被美歐報章刊登出來，引起世界性大震撼，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紛紛退黨，東歐發生波蘭、匈牙利反共暴動，國際共運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挫敗。斯大林被釘上歷史恥辱柱，他的雕像除了其故鄉，一夜之間被掃進垃圾堆……
赫魯曉夫掌權十年。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二大繼續深入二十大路線，實現了政治體制的大翻新，宣稱階級專政結束，蘇聯已是「全民的黨」，「全民的國家」。十一年召開過三十四次中央全會，政治局每週至少開會一次，赫魯曉夫每次見外賓要經過核心成員同意。社會自由化和人權保障程度大增，至一九五七年已有八百萬人從勞改營與監獄獲釋，約六百萬死者平反昭雪，甚至二戰中投降和勾結德軍的公民也一律得到赦免釋放。
赫魯曉夫革命性的政治改革，不僅令蘇聯國內的政治面貌改觀，也緩和了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勢，美蘇首腦互訪，聯合提議全面裁軍，簽署部分禁止核試協定。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左派運動中產生了人道主義的深遠影響。
但不幸的是，蘇共二十大的進步意義，在中國不僅沒有產生相應的影響，反而產生了負面的作用。最初鑑於蘇共的老大哥地位，毛澤東集團曾相當程度地肯定二十大的成就。在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期間，毛在多次接見外國黨代表團時，形容赫魯曉夫的報告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能想問題了。」他批評斯大林「思想控制很嚴，深過封建統治，有些君主也比他開明些。不是今天殺人，就是明天殺人，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毛說到中國，「我們的政權，專政職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除了反革命一般的死刑完全不需要了，因為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中共八大史》1998年） 中共八大開成了中共史上迄今沒有過的最開放、民主的一次大會。會上有六十八人作大會發言，每人二十分鐘，新黨章與報告均不提「毛澤東思想」，大會主席台沒有毛像，甚至沒有黨徽〈鐮刀錘子〉–顯示蘇共二十大反個人迷信的巨大影響力。
毛澤東倒行逆施的反蘇情結
但是中共八大之後，不足一年，毛發動反右派鬥爭，至少打了五十多萬名右派、五八年五月發動大躍進運動、五九年廬山會議把彭德懷等打成反黨集團、全國演成一場大饑荒，六二年又大興階級鬥爭，六四年四清反走資派、六六年發動文革－－毛以階級鬥爭為旗幟，完全背離八大制定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的政治路線，越走越遠、越走越瘋狂、越大規模，究竟原因何在？我以為中國和西方的研究者，有意無意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解讀，那就是毛澤東的「反蘇」情結。
第一步是反右派。石仲泉等人主編的《中共八大史》，有官史的權威性，其解釋反右的起因時指出：波匈事件後毛等人對國內局勢「十分敏感」，看到鳴放中一些尖銳意見，便與國際反共風潮聯繫起來，當作階級鬥爭敵我矛盾處理，「這是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最主要原因」。第二步「大躍進」。毛在五八年成都會議上，公然違背八大決議，提出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的觀點，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會議上，毛說打核大戰，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引起蘇東各國不安。第三步，六零年中蘇分歧公開化，中共掀起反修運動，指蘇聯經濟改革措施為「資本主義復辟」。第四步，發動文革。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公然稱「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文革正是在全國批鬥大大小小赫魯曉夫的口號下掀起狂潮。
這條明顯不過的紅線，足以說明文革的起因和毛集團反蘇、反修也就是反蘇共二十大開啟的政治改革路線密切相關。在造神的同時造一個惡魔：毛澤東／赫魯曉夫，是文革最重要的思想準備，然後把東方專制主義最醜惡、最野蠻、最殘忍的手段搬上舞台，鏟除死後被鞭屍的任何可能，讓「紅太陽」光照千秋……文革的可恥失敗，不正是反證赫魯曉夫的路線遠比毛的路線高明嗎？為什麼中共給文革中的受害者平反，而不對赫魯曉夫認個錯呢？西方許多政治家在赫魯曉夫逝世時，表示了誠摯的敬意，他們不會想到赫魯曉夫已為埋葬共產主義挖了第一鏟土，但他們知道在蘇聯戰後復興如日中天之時，作出拆毀神台自廢武功的突破，那是需要何等的勇氣與魄力，尼克遜說他「當然是世界性的大人物」，絕非虛言。至少為斯大林殺害囚禁的二千萬人恢復名譽與自由，已可以看到沉睡在俄羅斯傳統裡的良心再現。
當我在文革後期讀到《赫魯曉夫回憶錄》的內部大字本時，那種快感和幸運之情不可言喻。但被刪去的關於毛和中國的章節，是來香港後才補上的。赫魯曉夫回憶錄第一卷一九七一年初在西方出版，赫尚健在；第二卷於一九七四年在西方出版，赫已於七一年謝世。這兩本書在中國的譯本公開出版，是趙紫陽時代的一九八八年，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沒有刪節，第二卷中譯名《最後的遺言》，其第十一章「中國」，長達七十五頁，是毛時代中蘇分歧，蘇方的第一手證詞，極有史料價值。
中蘇分歧真相長期被中共扭曲
然而，赫魯曉夫長期在中國被妖魔化、被封殺的狀況，至今未有改變，包括一些歷史學者也是欲言又止，很多人的認識水準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赫魯曉夫要控制中國，而毛要維護主權獨立－－是最普遍的說法。真相如何？不妨看看赫氏回憶錄的陳述：
●西伯利亞輸入勞工問題。蘇方建議中國派一百萬工人到西伯利亞協助開發森林，可以解決中國部分就業問題，毛為此大怒，說蘇方像資本家一樣要利用中國廉價勞力，是對中國的侮辱。蘇乃收回建議，後來毛又改口說同意，蘇方為照顧邦交，同意第一批接受二十萬工人，期滿時，蘇方想了結，不再延長，但中方卻逼蘇方接受更多工人，蘇方終未同意。
●解散華約問題。五七年毛訪蘇期間，有關戰爭和平問題，和蘇方有多次不愉快。對蘇聯希望解散北約與華約兩軍事同盟以緩和東西方關係這一提議，毛大表反對，不同意蘇從德國撤軍。蘇方聲明若西方侵犯東歐盟國，將予反擊，毛又反對，說應該退卻，誘敵深入，退守三年，「如果你們退到烏拉爾，那時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參戰了。」老赫一頭霧水，不知道毛是否開玩笑。他對毛說在核導彈時代，戰爭方式變了……毛聽不懂。
●長波電台問題：一九五八年，在中蘇軍事合作反帝的基礎上，蘇已在協助中共造潛艇，蘇海軍要求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台，以便和太平洋潛艇艦隊聯絡，有利於共同防禦，但毛極為憤怒，指為對民族尊嚴與主權的侮辱。赫魯曉夫隨即率軍事代表團秘密訪華，親自向毛道歉。毛卻提出要蘇貸款，由中方自建，蘇方同意，中方又不落實。蘇方提出海軍在中國港口加油與度假時又遭毛拒絕－－這就是被稱為「游泳池會談」的經過。
●原子彈樣品問題。中蘇五七年簽訂核合作協定，五九年蘇方準備向中方提供一個原子彈樣品，蘇共高層專門開會議決，因兩國分歧日劇，延緩提供樣品。分歧之一是蘇共已多次領教毛的好戰言論及對現代戰爭的無知。中共則指赫撕毀協定是向美國討好。
●「大躍進」的震驚。赫魯曉夫看到中共五年趕上英國，再長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口號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斯科不斷傳聞中國土法煉鋼，包括宋慶齡也在院子裡搞土高爐的笑話。赫魯曉夫透露，周恩來大躍進時專程赴蘇求援，訴說煉鋼情況很糟，蘇乃派一副總理去中國，該員回國向赫報告說：「他們把一切都毀了」。他去參觀一個軋鋼廠，見到的廠長竟是一名獸醫。周恩來告訴他，冶金工程師都下鄉鍛煉思想去了。赫遂在蘇共廿一大，不指名地批評中國的大躍進。
接著，赫氏描述文革，他說在影片上看到的中國人「白癡般地一遍又一遍地念毛澤東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他把紅衛兵的野蠻暴行比作沙皇伊凡的恐怖御林軍。赫在回憶錄中不隱晦地表示「我始終喜歡劉少奇」（他不知道劉早在六九年已死於開封）「我也很喜歡彭德懷」。他對文革的評語是「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而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他和毛近距離接觸的感覺是，毛就是斯大林再世：「他講起話來那麼像斯大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樣，害著權迷心竅的自大狂」。
引述以上中共方面從未否認過的紀錄，更具體的證實文革前中蘇分歧已發展到非常深刻、水火不容的地步。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內部雖然沒有親蘇派，更沒有人敢挑戰毛的大權，但是黨內的明智人士一定不滿毛的極端政策和獨裁作風，而這是和蘇共不謀而合的，毛對此當然是極為敏感，因此不可低估彭德懷給赫魯曉夫送材料、馬利諾夫斯基「策反」這類個別事件的影響。無情整肅劉鄧走資派，不乏「勾結蘇修」，「裡通外國」的罪名，毛真正的打擊對象無疑是衝著蘇共領導而來。我直觀地感覺到，如果毛沒有對赫魯曉夫主義的蘇共懷有刻骨仇恨，斷不應對那麼多忠於他數十年的老幹部忍心置之死地而後快。他應該知道，他在中國重復斯大林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也深信他在中國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對蘇聯，對蘇聯的「背叛」和來自蘇聯對他的反對，他明白是絕對無可奈何的。因此，他以消滅「代理人」的心態，出手趕盡殺絕，如果不是林彪叛逃，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死於文革！
可不可以這樣概括一下：一場文革，從劉少奇、彭德懷到成千上萬的幹部、知識份子，都作了毛澤東反蘇的犧牲品。而這段慘烈的歷史，就源起於蘇共二十大。
蘇聯二十年「停滯期」的特徵
二十大精神在赫魯曉夫六四年下台後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有中斷之勢，究竟怎樣評價這段停滯期？它和中國目前被認為相似的階段有何異同？被稱為停滯時期的劃分，以勃列日涅夫執政十八年為主（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二）另加後勃時期三年至戈爾巴喬夫一九八五年上任時止，共二十一年。停滯期的特徵是：
政治方面。主旨是追求穩定，強化黨的統一領導，一九七七把蘇共的核心領導地位寫入憲法（斯大林時代也從未有過）。廢除赫魯曉夫定期按比例更換幹部的制度，導致領導層的老化與思想保守。勃氏終身制一幹十八年至死才換人。另一方面，部分恢復斯大林名譽，強化專政權力，打擊民主勢力。蘇聯六十年代中期出現的不同政見運動，經打擊分化至七十年代中期，已全部瓦解，國內活動沉寂，不少人流亡國外。但是，二十大自由化路線並未完全背棄。勃氏有突出個人崇拜的表現，集體領導制仍然保留，最高層亦是「三套馬車」。
經濟方面。由於斯大林強調重工業發展，造成農業長期落後，到斯大林死時還未達到沙皇時代的穀物產量，赫與勃都重視農業發展，有明顯改善。一九七一年，蘇共廿四大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共也承認美蘇是兩個「超級大國」。經濟實力比赫魯曉夫時代已有多倍的增長。城鄉差別大大縮小。但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輕工業。而且官僚特權與腐敗也明顯加劇。蘇聯時代的經濟發展完全是在一個封閉模式內實現的，主要手段是完善自主型的經營體制，而排斥所有制的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和外國資本與商品的引進。
對外關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外交政策仍是赫魯曉夫二十大緩和路線的繼續，美蘇關係仍在改善中，戰爭恐懼漸行漸遠。但美蘇軍備競賽沒有得到遏制。停滯期的中蘇關係處於凍結狀態。勃列日涅夫時期和中國文革及文革後的「非毛化」時期相對應，蘇共領導並未改變對中共的批判立場，中共也指蘇共推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可見停滯期二十年，雖然停止赫魯曉夫式的激進改革，但也沒有大幅度倒退，社會矛盾也沒有嚴重激化。那麼，為什麼戈爾巴喬夫上台，從「新思維」開始不過四年功夫就把一個不可一世的紅色帝國送進了歷史博物館？北京學者馬龍閃在他去年的新著《蘇聯劇變的文化透視》中提出一個解答：「斯大林和他確立的體制是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他認為戈爾巴喬夫之樹是根植在斯大林的土壤裡才得以成長－－我認為這是一個一針見血而為官力極力迴避的真理。馬教授還指出，蘇聯解體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兩條路線相互作用的結果。換言之，是蘇共二十大路線的最後勝利，雖然這不是赫魯曉夫夢想的勝利。
中國停滯期不同於蘇聯的特點
如果中共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有點「準赫魯曉夫時代」的意味，而江澤民踏著六四的血跡上台是中國的停滯期的開始的話，那麼，兩個中蘇停滯期的對比就不難看出：
一、政治上，中蘇極為相似。中共經過八十年代激烈的權力鬥爭並充分利用蘇共垮台的教訓，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上層已經排除可疑的自由派份子，十七年來，沒有呈現重大的權力鬥爭與政治突破，權力高度集中，黨政軍大權一人獨攬，更甚於蘇共。中共的穩定性相對於勃列日涅夫時期有兩個不同的制約因素：一是利益共同體的捆綁。中國經濟急劇膨脹帶來的財富，權貴階層是最大受益者，江澤民以降，黨政軍系統，太子黨集團，已經和國內外財團結成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盟，已不可能有意識形態號召產生的凝聚力。二是鄧小平定的幹部任期制與年齡劃線退休制。一律照辦，江澤民已是一例。這項硬規定是中共政治制度幾乎唯一可以肯定的一項改革。其附加效應是，加劇官僚們以權謀私，明哲保身，很難設想有人去作有使命感的思考或策劃深度的改革工程。
二、經濟上，中蘇差別極大。如前述蘇聯停滯期沒有突破國有化計劃經濟的束縛。中共則到江澤民時代已大踏步地推行利用國際資本加速經濟發展的路線，大量引進外資、人才和設備，更加入ＷＴＯ成為西方世界市場的成員。十三億人口的大陸，不僅成為世界工廠，也將成為宏大的世界市場，造成中蘇經濟分道揚鑣的景觀。經濟基礎不弱的俄羅斯一九九三年申請以來，迄今尚未加入世貿。蘇聯時代長期奉行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理論，不僅排斥和外國資本的聯繫，即使技術上，也鎖國自傲，造成電子技術等新科技的嚴重落後。中國一九八九年以來「非政治化」的物質主義浪潮，男盜女娼已經見怪不怪，也是不可低估的維持停滯的慣性力量。
三、民族問題。兩國差異巨大。蘇聯的民族問題極為龐雜，俄羅斯族在蘇聯各民族中佔百分之四十三，而漢族在中國各民族中佔百分之九十二。蘇聯實行聯邦制既有共產國際的民族理論為據，也有百族林立的現實需要。因此，蘇聯憲法為各加盟共和國保留自決權，隨時可以退出聯盟，這種雙重主權制和實際上蘇共的高度集權及大俄羅斯主義形成的矛盾，是蘇聯民族問題尖銳的根源，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各民族的自主訴求被壓抑，關係亦呈表面的穩定。但停滯一過，民族問題立即爆發，波羅的海三小國成為蘇聯解體的帶頭羊。
然而，中國是另一幅圖像。大陸有過藏族、東突、蒙古族的分離運動，但他們沒有憲法依據，而且抗拒不了佔絕對優勢的大漢族的壓制與同化，在江胡時代不成氣候。按照廣義的民族問題概念（包含馬列學說），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也可視為中國的民族問題範疇。香港已經從英國統治一百五十年後回歸中國，然而，北京中央承認她違背憲法第一條的資本主義治權。台灣則有相當部分的人要求獨立，要求承認事實上已不同於中國的一個國家的存在。台灣與香港長時間地事實上獨立和部份獨立於中國憲政體制之外，即俗稱的國家統一問題，是中國與蘇聯歷史上一個絕不容低估的巨大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將隨著時間的延伸，越發顯示它對未來中國走向的影響力。當然，同時也不容低估以佔絕對多數的漢族為主體的民族主義在中國過去和未來的強勢地位。
本文回顧蘇共二十大迄今五十年的風雲變幻，顯示蘇共和蘇聯的消亡，是為斯大林嚴重罪行付出的代價，而不是他的幾位繼承人犯了什麼過錯。連蘇共黨員對此也無異議，當葉利欽下令停止蘇共活動時，「擁有一千八百萬黨員的黨卻很少有人出來抗爭。」（見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江流主編《蘇聯劇變研究》）然而，罪惡滔天的毛澤東卻至今沒有得到清算，天地如此不公，是不是由於我們信奉「善惡報應」而時間未到？這大約是中蘇停滯期研究吸引人的原因吧。中共和蘇共在歷史、政治與文化諸多方面，雖有許多淵源與相似之處，毛死也已三十年，但是中國沒有二十大，沒有赫魯曉夫，也沒有戈爾巴喬夫！即便認為中國一九八九年開始的發展階段相當於蘇聯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五年的那個停滯階段，中共重複蘇共的興亡之路還是充滿變數。（如果歷史可以循環，二零一六年，我們就可以迎接民主中國的到來。）
放眼現實，似乎篇首提到的大陸學者的見解更值得重視。中國已失去了產生「戈爾巴喬夫」的條件，共產黨也不同於國民黨，因而也沒有產生「蔣經國」的可能。那麼，也許只有一個選擇－－天安門模式。一個更為理性的人民運動（不是八九年簡單的重複！），挑戰共產黨的獨裁權力，迫使統治者放下武器，召開中國特色的「二十大」，改革政治，還政於民。
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香港
轉自《開放》２００６年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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