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專制國家像今天的中國政府這樣，公開地、如此成功的腐蝕著全世界的文明價值。
冰點事件中，臺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致信胡錦濤《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以為，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的政治文明和道德水準卻沒有同步提升。所以，崛起的中國將走向何方，不光是民主臺灣的疑問，也是西方世界的疑問。中國能否用“文明”來說服國際主流社會，不僅關係到十幾億國人的未來福祉，也將對世界民主進程產生巨大影響。
然而，起碼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胡錦濤政權想用文明來說服世界的意願。當今的中共統治，對內是“花錢買穩定”，毒化國人的靈魂；對外是“花錢買友誼”，毒化著世界文明的靈魂。
冷戰之後的世界，憑藉軍事實力對抗自由世界的蘇聯武力霸權消失了，但獨裁劇毒並沒有消失，而是變種為憑藉經濟實力來收買世界的中共金錢霸權。在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的帶領下，當今世界最大獨裁體走上一條跛足改革之路，內政上全力發展經濟，外交上韜光養晦。權貴私有化的突飛猛進，使中共政權的整體利益分化為被各級權貴家族把持的集團利益。為了權貴家族的利益就要保住政權，為了保住政權就要奉行最徹底的機會主義。它不再高喊革命意識形態的口號，不再謀求毛式的全球霸權，也不再傾舉國之力硬著頭皮與西方對抗。比如，在十屆人大四屆會議的記者會上，中共總理溫家寶在談到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擔心時，身段足夠柔軟，一口氣列出十大理由，以證明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是和平崛起，絕不稱霸，也不會威脅任何人。
在人類經歷過的各類獨裁政權中，似乎還從來沒有哪一個能夠像中共政權這樣，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製造了六四大屠殺，非但沒有長期陷於國際孤立，反而以高速增長的經濟為後盾，以金錢外交開路，居然很快就滿臉血跡地周遊世界了。
經過持續二十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中共已經具有了用“金錢外交”代替了“核對抗外交”、用經貿利益換取政治支持的財力。中國的國力軍力大幅提升，中共的大訂單堵住西方政客的嘴，無所不在的中國廉價商品讓西方消費者得到實惠，滿世界撒錢的中國遊客讓西方人目瞪口呆，收購西方公司的中國權貴資本令西方人驚呼。慢慢地，經濟高增長和金錢外交產生了“一俊遮百醜”的效應，日漸鼓脹的錢袋和越來越開放的大市場，讓自由國家無法拒絕中共這個超級大款的慷慨，世人漸漸忘記了或假裝看不見獨裁者臉上的血跡。西方主流媒體大篇幅聚焦“中國崛起”（如紐約時報、新聞週刊、時代週刊、金融時報、費加羅報、CNN、BBC等），熱烈討論“為何中國如此重要？”（BBC中文網2006年3月6日）西方政要也紛紛訪問北京，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主動幫助中共掩蓋血跡，他在歐盟中全力推動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理由是六四已經過去了，基於大屠殺而制定的軍售禁令，也應該扔進垃圾堆。
必須承認，冷戰結束後，儘管中共獨裁沒有實質改變，但今天中國已經不是昔日蘇聯，東西對抗的模式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最大區別在於：解體前的蘇聯沒有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也沒有對外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而只是一味地用意識形態說教和核力量與美國對抗。而今日中共卻主動進行市場化改革和放棄意識形態對抗，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並成為主要受益者。中共既需要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又要固守政治獨裁、全力抵制政治全球化（民主化）、反對西方的和平演變。中共在政治上抵制西方，絕非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而完全是基於赤裸裸的利益計算。也就是說，利益計算是第一位的，而意識形態分歧是次要的。
雖然中共政權骨子裏的反西方沒有實質變化，大國崛起的口號也喊得越來越響，但中共的內外形象越來越呈現出多頭面孔，變得越來越模糊，在外交上不問意識形態而“廣交朋友”，在應對西方的政治壓力時也表現出越來越靈活的態度，臉面上的西方色彩越來越濃。比如，中共在對外宣傳的形式上也模仿西方制度，建立了定期發佈資訊的新聞發言人制度，中共人大也從1998年開始在每年兩會期間舉行記者會，為中共政要提供主動面對西方媒體的平臺；中共學會了加入並利用國際規則，善於運用經貿杠杆；官員們學會了在記者會上談笑風生，回答尖銳的提問時也善於笑裏藏刀；學會了外交談判、妥協、退縮、分化，在應對外交危機時保持務實和低調（六四、使館被炸、中美撞機等）；學會了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之外，也要對美國國會展開攻關，專門邀請“不友好”的美國議員訪問北京，讓他們通過親身體驗來瞭解中國並軟化強硬態度（比如，就在胡錦濤訪美之前，中共邀請起草了針對中國議案的共和黨參議院舒默和民主黨參議院格雷厄姆訪華）。
看現在的中共高官面對西方的政要和媒體，已經找不到板著臉的革命者的影子，而更像八面玲瓏、笑容可掬的政客或商人。比如，現在的中共外長李肇星，他在出任駐美大使期間，由於其態度蠻橫而被稱為“紅衛兵大使”。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會上，他對陳水扁政府和美國政府表現出一如既往的仇視態度，但他在回答相關提問時，語言表述卻截然不同。一談到陳水扁，李外長馬上一臉強硬、滿口蠻橫，而一談到美國，他卻用一口一個“美國朋友如何如何”來表達不滿。他在談到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時說：“美國朋友除了波音飛機之外，只願意賣給中國大豆、棉花，還有加利福尼亞葡萄酒、佛羅里達柑橘，有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他們就不賣了。”
多面中共的突出標誌之一是對官員選拔標準的修正，雖然太子党成員的仕途升遷仍然享有優惠，但根正苗紅不再是惟一標準，反而是那些更瞭解西方的一代人不斷竄升。比如，靠研究西方政治學起家的王滬寧可以被江澤民攬為高級智囊，西方法治和人權問題專家夏勇可以當上胡錦濤政權的保密局局長；還有更多海歸派被吸納進體制內，有人坐上省部級的高位，有人變成高級智囊，有些成為大資本家，有些人混成學術權威。他們既懂得如何與西方人打交道，也懂得中國官場及社會的潛規則，在兩套語言、兩套行為方式之間換來換去，讓西方人搞不清他們的真面目。他們的私下談話象潛伏在中共內部的地下工作者，但他們的公開言行又是標準的中共官僚。事實上，這些人在西方留學的經歷，除了為個人資歷“貼金”和當作仕途“敲門磚”之外，再無任何意義，非但沒有使他們變得更開明更道德更具職業榮譽感，反而使他們變得更狡猾更惡毒更惟利是圖。這些不斷高升的海歸精英們，一個個臉皮都很厚，從來不在乎言行背離，不在乎好話說盡而壞事作絕,卻沒有任何道德負擔和心理障礙。
是的，在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的壓力下，多面中共的對內鎮壓的殘酷性有所下降，也會溫和地處理某些敏感的人權個案，也會在無礙獨裁大局的微觀層面作出有助於人權改善的制度改革，甚至也會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中共在應對西方的人權外交時，也會與西方各國開展人權對話，也會在需要時釋放幾名知名的政治犯，也會讓“卡特基金會”來參觀並幫助中國農村的村委會選舉，也會把中共官員送到西方國家接受法治或行政管理的培訓，也會請西方政要到中國名牌大學、甚至中央黨校來演講；每當中美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展開較力時，中共官員總是態度平和地說：對抗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最好能夠用對話代替對抗。然而，中共是說歸說，做歸做，無論在法律上作出多少改善人權的修改，憲法上的人權也僅僅是辭彙；也無論中西的人權對話進行多少次，也僅僅是對話；在現實中，中國的人權狀態並沒有得不到實質改善，政治改革也仍然遙遙無期。每年美國的國別人權報告出臺後，中共也會以牙還牙地發表年度的美國人權報告，用大量引自美國媒體或歐洲媒體的數字來抨擊美國的人權狀態。
獨裁中共與自由西方的關係，既有價值觀念及制度的對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經貿交往和解決區域問題的有限合作；儘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屢屢讓西方失望，但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卻讓西方大資本爭相進入，即便不是在中國市場上賺得手舞足蹈，起碼也要在中國大市場搶佔盡可能大的份額；中共在反恐和朝核等問題上與美國的權宜性合作，也讓美國政府感到對中共的需要。同時，中共又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支持法、德、俄的立場，與歐洲大國共同推動多極世界來抗衡美國。
雖然，冷戰後，強大的蘇東帝國的瞬間坍塌使美國失去了爭霸的對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變成世界秩序的惟一主導者。但對於只有冷戰經驗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何應對經濟開放而政治封閉的中國，如何應對奉行國家機會主義的中共，的確是個全新的課題。西方人不知道，共產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共存的現行體制究竟還能走多遠？中國的未來走向是變成負責的自由大國還是崛起為法西斯式的獨裁大國？
在我看來，西方人一時還找不到更有效的策略，自由國家對華外交屢屢陷於悖論之中，一方面歡迎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爭先恐後地與中國做買賣；另一方面又對獨裁大國的崛起充滿疑慮，越來越起勁地宣揚“中國威脅論”。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才會把中國定義為“共同經營者”，美國總統布希才會用“重要而複雜的”或 “有趣的”來形容中美關係。布希認為，中國與伊朗、北韓不同，起碼在經貿方面中國是戰略夥伴。
甚至，多面的中共政權已經變成了打入西方陣營的一個楔子，使自由聯盟內部的對華政策出現越來越大的分歧。歐洲大國法國、德國似乎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政權，兩國政客以與中共政權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為榮，甚至要以對華貿易的成就來拯救國內經濟和爭取國內支持。君不見，在全身通紅的埃菲爾鐵塔下希拉克與胡錦濤的合影，表達著自由大國的元首對獨裁大國的黨魁的諂媚。
現在的中共政權真有錢，多得甚至可以滿世界買單，但中共撒向世界的每一分錢，全都來自中國民眾的血汗。因為它既是壟斷者也是統治者，獨裁體制保證了中共政權及其權貴汲取民間財富的權力，保證了他們對高贏利行業的壟斷（如金融服務、銀行、電信、能量、鋼鐵、汽車、土地、能源和交通）。他們可以最少阻力地從國民身上榨取財富，各級政權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財力，也可以不受制約地大把消費。在當今世界，真沒有幾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像中共政權這麼有錢且大方，因為也沒有幾個國家的納稅人像中國納稅人這樣毫無權利，除了繳稅和偷漏稅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權利，既沒有參與稅率制定的權利，也沒有質疑政府財政收支的權利；作為名義上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不過是為執政黨的財政預算提供“偽合法性”的橡皮圖章而已。所以，中共政權才能變成當今世界最大的惡霸性資本家，中共寡頭也才能變成世界政要中最揮霍的大財主。超強美國的總統的錢包未必比中共黨魁的錢包鼓，即便布希的錢袋比胡錦濤鼓脹，但與胡錦濤相比，布希卻沒有大筆揮霍的權力。
“有錢能使鬼推磨”，西方的資本家全不在乎中共的錢袋為何迅速鼓脹，也不會追問中共政要為何能夠滿世界揮霍，更不在乎中國人為GDP崇拜付出的巨大綜合代價（血汗工廠、公正奇缺、兩極分化、腐敗橫行、環境惡化和道德淪喪等），而只在乎如何掏出胡溫口袋裏的鈔票，如何縱容中共政要大把花錢。於是，中共利誘收買西方大資本，從空客到波音，從微軟到雅虎，從大眾到福特，從家樂福到沃爾馬，大資本具有超強的院外遊說能力，用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方式來影響本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迫使他們在中共打交道時作出某種讓步。現在，中共的金錢外交遍及世界上不同性質的國家，從法國總統希拉克到古巴獨裁者卡斯楚，從世界頂級公司的董事長到世界著名的專家學者，從傳統的非洲盟友到新結交的拉美國家（那可是美國的後院），從港澳臺的華人到遍佈世界各地的華人，統統都可以收買。
在當今世界的主流國家之中，只有美國把推廣自由民主作為國家利益，並將其貫徹到外交政策上，而推廣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礙便是共產極權。所以，二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軸心是瓦解共產帝國，也確實取得了對前蘇聯帝國的勝利。六四大屠殺和冷戰結束，使美國把瓦解共產極權的外交中心轉向了中國。克林頓上任之初，一改老布希政府對鄧小平的溫和態度，表現出決不縱容任何暴君——從北京到巴格達——的強硬態度，但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卻致力於中美關係的穩定；小布希總統上任之初，也一改克林頓第二任期內的對華綏靖政策，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圍堵中共政權的決心。但是，三大原因使布希政府的強硬對華政策難以為繼，而只能採取經貿交往、區域合作（如朝核問題）和政治施壓、軍事遏制的雙重政策：
1，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緒越來越烈，以至於製造出震驚世界的9•11大悲劇，讓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不得不轉向了反恐，而且是耗時耗力的軍事反恐。同時，伊朗的強硬派總統上臺，反美反西方的聲調再次高昂，也使伊朗核問題陷於僵局；恐怖組織哈馬斯贏得巴勒斯坦大選，使剛剛出現緩和跡象的巴以問題再次陷於僵化、甚至重新激化的狀態。這一切，都讓美國無法全力應對正在崛起的獨裁大國中國。
2，致使美國的對華政策軟化的最關鍵因素是西方聯盟的內部分裂。在如何構建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問題上，歐洲盟友與美國的分歧越來越大，特別是法、德兩大國，不僅在反恐問題上與美國唱反調，而且在對華的政策也越來越遠離美國，以至於，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美國變成了西方世界的孤獨巨人。歐洲大國非但不怎麼關心獨裁國家的人權問題，反而對美國的人權衛士形象進行冷嘲熱諷。比如，前不久，美國發表“2005年國別人權報告”後，德國之聲以《美國人權法官威望大打折扣》發表評論說：“同以往一樣，今年美國政府也發表了國別人權報告。然而，華盛頓對中國，敘利亞，朝鮮，伊朗等國提出的批評顯得有些有氣無力，因為，美國自身的人權紀錄也實在是差強人意。”美國對獨裁中共的圍堵、遏制和制裁，皆因歐洲盟友的不合作而大打折扣。以至於, 為了遏制中共變成地區霸權，美國不能不轉向亞太地區尋求支持。美國除了加強與傳統盟友日本和澳洲的同盟之外，布希政府正在爭取與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前不久，美、日、澳三國外長首次舉行安全對話，針對的目標顯然是中國。美國國務卿賴斯說：“美國和它的盟友有‘共同的責任和義務’，試圖創造一些條件，使得中國的崛起成為國際政治的‘正面力量’，而不是‘負面力量’。”
3，美國資本家越來越看重中國大市場，他們才不管美國價值觀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屢屢作出與美國價值觀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的行為。美國大資本家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必然施加影響。比如，波音公司只想多賣飛機給中國，必然遊說美國政府對中共作出某種政治上的讓步，訪問美國的中共黨魁也都要光顧波音公司，每次中美元首會晤，中共都要大量購買波音飛機。近年來，中共也學會了在法國空客和美國波音之間玩弄平衡術，每次給空客下過大訂單的同時，也決不會冷落波音。美國的雅虎、微軟、古狗等頂級網路公司，只想在飛速成長的中國網路市場上佔據更大的份額，以至於，這些網路巨頭與中共政要打得火熱，據報導，胡錦濤四月下旬訪美，將去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家做客。這說明，它們為了贏利而根本不在乎背棄普世價值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反而屈從於中共的政治壓力和利益要脅，成為限制言論自由和製造文字獄的幫兇。
過去，自由西方用經濟全球化來和平演變獨裁東方，而現在，中國經濟的迅速擴張已經使西方媒體驚呼：“全球正在中國化”（見《德國之聲》2006年3月11 日報導）。事實上，這種“全球正在中國化”遠不止經濟領域，已經延伸到了價值觀和政治領域。在中共的金錢外交的腐蝕下，西方某些政客的卑躬屈膝和西方資本家的見利忘義，勾畫出一副荒謬的當代圖像，也就是王怡先生在《誰是精神上的海外華人》所描述的圖像：“今天，共產黨正在用一種腐敗的市場體制和專制的政治，威脅著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價值。正在鼓勵西方政府和他們的企業降低自己的文明標準去賺錢。……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專制國家像今天的中國政府這樣，公開地、如此成功的腐蝕著全世界的文明價值。如果有比共產黨更壞的，沒有共產黨有錢。如果有比共產黨還有錢的，沒有共產黨這麼壞。”
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過程中，中國轉型的成功與否，都將具有世界性意義。如果西方找不到應對以金錢開路的中共新型獨裁的有效辦法，崛起的中國對世界文明的毒化就是全球化的最大負面效應；如果西方能夠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儘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崛起的中國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必將是繼蘇東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
2006年3月15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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