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游於藝
孔子《論語》
文革時，原應在父母親蔭庇養育下的學齡青少年被強迫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美其名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安家落戶，沒有得到戶籍安排，不得遷回城市。私自回城市的，沒有城市戶口，沒有「糧簿」，吃甚麼呢？當時偷偷回城市的，有些沒有親人接濟，做了流氓，甚至打家劫舍。嚴重時，每日黃昏，有甚麼風吹草動，說「知青」偷襲，家家打起銅盆，互相通報，小孩無聊，當為飯後娛樂。筆者暗替素未謀面的「知青」著緊，同時又被打銅盆的亂響聲嚇得心裏慌張。
二姐沒有參加紅衛兵隊伍「造反」或「串連」，但還是要按「正常安排」，插隊到廣東清遠，參加勞動和向貧下中農學習。她因身體孱弱，營養不良還要勞動，嚴重貧血病倒了，申請回穗。她說：你們香港回來的說蕃薯好吃，鄉下的孩子吃蕃薯飯時，都是趕緊用筷子挑揀僅有的飯粒先吃完，才吃蕃薯。沒有肉，沒有「油花」，原來吃蕃薯作主食是那樣難受的。而農家無端添養一個至數個青少年，在匱乏時期，可想糧食負擔有多沉重。
讀了《九評共產黨》〔九評之三〕，才知道原來那段日子很多青少年的命運是如此：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他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
共產專制國家，苛刻的戶籍管制剝奪了人民遷徙的自由，旅遊更是在限制之列。到60年代末期，大陸居民可以到「派出所」申請前往其居住省份某些規定地點旅遊。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香港人可到各省旅遊，但要逐站申請，即在前一站申請下一站，得到批准才起行到下一地點。大江南北、絲綢之路到東北三省，走了一回，總算還了憑弔古跡、發思古之幽情的宿願。90年代初，大城市有很多高樓大廈，宏偉基建。可是筆者於1995年重遊首都，看到沒有住上高樓大廈的人，還是在舊區狹窄房舍外街頭洗菜和給小孩洗澡。「先富起來的」數量還是那麼小。
名勝古跡文物算是祖宗留給後人的產業，除了讓國民認識自己祖先源遠流長的歷史外，也可以倚靠來發展歷史觀光旅遊。可惜大部分「江山勝跡」毀壞殘缺，很多在文革時期，被無知的紅衛兵在中央安排下給砸爛，被政府有系統的長時期大面積的破壞，書畫真跡焚毀、石窟中沒有臉孔的佛像等等，慘不忍聞不忍睹。請參看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而大部分文革之後修葺的石窟佛雕、或重新興建的廟宇、園林和亭臺樓閣，都是粗糙不堪，無風格神韻，匠氣十足的重建或抄襲。在改革開放之後，更以收門票為目的，多數會讓人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中國古跡文物被毀，這是可見物質的一方面，而不可眼見的傳統文化精髓精神被摧殘，更令人悲痛捶胸。
傳統文化對國人道德的孕育
香港人帶有很重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甚至享樂主義，但畢竟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在人心內，還是維持了作用，樂天知命、道德自律性還是很強。
「人都知道尊長愛幼好，目無師長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為大學和小學。十五歲前的小學教育，所學的內容就是灑掃、進退、應對的小節（就是衛生、舉止、言談等方面的教養）。之後的大學教育則側重在尊德性、道問學之類。而在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運動中，中共把這些道德規範從青少年的頭腦中徹底剔除。」〔九評之四〕
小時候要抹檯椅，盡心盡意的用抹布往酸枝椅繁複的通花眼裏鑽，要用銅膏擦亮銅牙籤筒子。長大一點時要掃地、洗碗筷。入學前先學寫英文字母，入學後假期天天練書法。客人來訪，必斟茶敬茶，保持安靜，不礙著大人談話，不插嘴；大人不在，暫代招呼客人，有問要有答。外祖母不允許小孩說不吉利的話，也不准說罵人的話。
在廣州生活時，最不習慣的是每天聽到的粗言穢語，不僅大人說，小孩也說。在香港，筆者的生活環境中，只偶爾聽到某一些人在心情煩躁發脾氣時說粗話或作為助語詞來發洩，可是在穗，粗話竟然成為不少人平日談話語句結構的一部分。在街上不只聽到有人吵嘴，還不時看到有人為了一些小事弩張劍拔呢。
近二十年來，認識不少大陸長大的年青人，他們出生或年幼時，橫掃大陸的整人政治運動已過，或接近尾聲，沒有直接受害，基本沒有吃過上一代吃的苦頭，被看為是「幸福」的一代，生活總算像個人了吧。其中更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豐衣足食，不是在國內享受「超英趕美」，而是人到歐美各國留學、公幹、移民。可是在中共歷次破壞性運動後，傳統文化被蹂躪，中國元氣大傷，已將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洗泯了，鮮有真正知道仁義禮智信的內涵。雖然不少人勤奮有嘉，做事勇往直前，可是若欠仁義禮智信，這樣的勇，只可稱為悍了吧？做生意的如是，打工的如是。不少人說真話與說謊言是沒有界線的，他們不是說謊說得爐火純青了，也不是有意識犯的過，而是大陸的人民精神境界已被「植入了」共黨「邪氣」，無人能幸免！其中也有些是不說謊的，但接受說謊的惡習和謊言為生活的一部分，不以為然。大家不要慨嘆：「唉！這一代！」其實細想，他們都是受害者。有家庭教養的可能會好些，若父母也已被污染的，真的不堪設想了。這些人當中，幸好尚有覺醒的，他們跟筆者聊天，也慨嘆大陸人心不古，他們自己也想回歸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文化，懷著「拔尖、整人、向錢看」這樣的心態過生活也實在太累了。
再看，年長一代的，受盡磨難創傷，若不是像驚弓之鳥，便是與中共同流合污；年少一代，更是生在險中不知危。
筆者以及母親外祖母這幾代的香港人，都閱讀，不僅看報，也讀名著，至少會吟詩誦詞讀四大名著吧。
記得外祖母事無大小，都會查看「通勝」，小至哪天洗頭，大至搬家嫁娶。這部冊子，簡單說是富於香港特色的精神寄託和生活指南，內有做人道理、節氣時令、陽曆農曆對照表、每日「宜」」「忌」、英文日常用語的粵音音譯等，饒有趣味。一年更換一本，在書局有售。
看似「迷信」，其實反映老實中國人對天時地利人和的一種崇敬心。外祖母也讀過書，不是文盲，但「查」通勝有若現今的「終生學習」，不但吸收過往未懂的知識，更不斷上道德課，積德為善，感恩惜福。
每年地區做「神功戲」，都會有粵劇團被邀請，在球場上臨時搭建的竹戲棚內演出十來天，有日場、夜場。跟外祖母入場「看大戲」，小孩是不用買票的。沒有字幕，曲詞對白聽得多少是多少，主要浸沉在熱鬧氣氛中，大鑼大鼓，吹奏拉弦，落幕休息過場時，叫賣小吃的繼續著「唱念」！在市民大眾樸實無華的年代，觀眾自然著迷於「大老倌」金光閃耀美侖美奐的戲服頭飾。唱念做打，唱念內容不一定聽明白，不過曲調一定是好聽的，小孩主要看「做」的美妙舉手投足明眸善睞，看「打」的「功架」。
記得在家裏頑皮時，外祖母便說，「打北派」嗎？全部「打」的，一般都被香港人稱為「北派」(「派」讀作粵音的高平聲) 。有時孩子把家裏搞得亂作一團，大人會帶戲謔揶揄口吻責備：「『六國大封相』嗎？」其為一著名劇目，被借喻春秋戰國之亂。因為外祖母不許小孩說罵人的話，都不曉說，在外聽到罵人的話，只覺不解，而當自己被惹氣惱時只會嚷：「可怒也！」，是一句粵劇中用「官話」不用粵語的拉腔的「念」。「官話」不是國語，自有一套發音系統，饒有興味。
記得午飯後，好像很多行業都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模樣兒。在電視沒有普及的年代，市民都聽收音機，經常有播粵曲，有不少曲目是大眾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當時人人都講正氣義氣骨氣。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
「儒、釋、道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以四大名著為例，……」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這才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內涵，末節是娛樂作用，中共以恢復文化表面的娛樂功能來掩蓋破壞道德內涵的實質。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簷的建築，都僅僅在恢復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增加海內外對中共的文化認同，實質上還是以維護其統治為第一要務的。」
以上均節錄自〔九評之六〕
「批林批孔」
文革中後期，1973、74年推出了「批林批孔」。
那年代，筆者在廣州只見「人民日報」「羊城晚報」，不像香港有多份中外報紙雜誌書刊。每天的報紙，都是密密麻麻的字，看不懂內容，好像天天差不多的口號式的宣傳，也沒有幾個大人認真讀報。不像香港的報紙，有新聞、副刊和小孩一定搶著先睹為快的漫畫。電台也整天是那位男音或女音，乾燥無抑揚頓挫的報告甚麼，沒有娛樂節目。報紙沒有頭條新聞，沒有國際本地新聞，沒有副刊，沒有讓讀者每天追讀的中篇小說長篇故事。
黨的宣傳報紙很少登相片，也沒有電視，但不知怎的，很多家庭都有一張相片，毛主席微側揮手，他的旁邊站著——被稱為毛主席「最親密戰友」，並寫入黨章作為毛主席當然接班人的副主席林彪。林彪的響亮口號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還嫌不夠，又加上，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後來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據說印數超過《聖經》的《毛主席語錄》也是林彪在此時的推動設計。這樣討好毛澤東的人最後還是難逃一劫呢。開始「批林批孔」的時候，他已作古兩年，中共報導他於1971年9月13日出逃，飛機墜落，機毀人亡。
而「孔」，當時大陸的少年小孩都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人，小孩入學前用字帖「習字」時，寫「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已略知孔夫子是誰；小學在教科書讀他的故事；中學中國歷史科和中國文學科，讀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對儒家和萬世師表都有不淺的認識。
只記得當時大陸比較年青的一代很多人不知曉孔子是誰，跟著大夥兒批林批孔。批林，沒問題，只是跟以往聽命打倒誰誰差不多。說到批孔，實在可怕。例如，筆者記得，當時宣傳稱：「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錯的，你不想要的東西，對別人可能有用呢，為甚麼不給別人，所以要說『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其實孔子原意指自己不願意別人對自己不好，自己也不要那樣待人。就如耶穌說的：愛人如己。可悲的是，中共宣傳中這種脫離正常的理解，扭曲的歪理，竟然被很多不明所以的人受落。中國的傳統道德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被破壞殆盡。
這政治運動在全國媒體、學術界、生活各層面展開，所謂材料或內部資料，傳播到工廠、農村、部隊、學校、機關，不計其數。各中小學迅速掀起了「破師道尊嚴」、「橫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活動。一批忠於教育事業的中小學老師被打成「復辟」典型， 學校秩序混亂，學生曠課、打架鬥毆、破壞公物。
「批林批孔」，是由毛批准拍板，為的是甚麼呢？
把林彪與孔子放在一起批，邏輯是牽強的。表面原因是林有「尊孔反法」、「克己復禮」之嫌，為了防止「復辟倒退」，打壓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而在林彪毛家灣住宅找到孔子語錄，順便把孔子一起批。這次運動中，加了很多聳人聽聞的政治罪狀給孔子。另一個可能是，毛多年前已潛伏置孔子學說於死地的意欲。早在1939年，毛用變異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去解拆孔子學說的人常道德綱紀。這是不對的。他的目的是剷除傳統的文化架構和內涵，把中國人推向無道無德不受心法約束的非人類，讓其獨裁管轄得逞。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而同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九評之六〕
說到簡體字的「造字理論根據」，以及其將漢字原意破壞和「荒謬化」，筆者可要另為文剖析之，暫按。現在說說為甚麼中共不放過知識分子呢？
「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九評之六〕
早在1951年，中共從北大開始了「思想改造運動」，1955年毛澤東親自把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尚未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到1957年，中共終於開始盡全力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很多人都有讀過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是經過補充修改的繁體版，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原名《往事並不如煙》，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經過刪節出版。
章詒和是被冠以「大右派」的章伯鈞的女兒。於自序中，她說：「過去，咱們這兒總喊『解放全人類』，卻殘酷地踐踏身邊的人。」
以下節錄自〔九評之六〕：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反右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滅掉了知識分子。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
自此以後，一部份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九評之三〕
「而知識是由『知』和『識』兩部份構成。『知』指信息、資料、對傳統文化及時事的瞭解；『識』指對所知的東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創造，即產生精神的過程。有知無識是書獃子，而不是真正被稱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這就是為甚麼中國歷來崇尚『有識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知識份子有知無識者、有知不敢識者比比皆是。」〔九評之三〕
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此被滅絕了，但中共對思想的操控從未放鬆過。試舉一個近例，2005年10月17日當代文學家巴金逝世，且不談中共當權者一直利用他的「說真話」，來製造迷惑人的假象：你們看，中共是支持說真話的，誰說中共用謊言作暴力的潤滑劑？也姑勿論巴金在文革時的表現以及近年再有沒有說真話的機會。據報導，巴金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在他逝世後，主席接任人選的角力引起一輪猜測。原因何在？一般非共產國家，專業人員協會都是民間自主組織，哪會有政府插手的？是誰掌控有六千多名作家會員的機構的路向與具體事務呢？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兼「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金炳華。這黨組書記的存在跟政府官員之上凌駕一名黨委，作用一樣。中共對思想的操控，已到無所不在的地步，可惜很多人還意識不到。
滅絕知識分子，壓制有識之士，是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最狠的一擊！(//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