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5日訊】對中國知識份子和線民們對改革的反思，許多官方的報刊在沈默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後，近來突然變得積極起來。這一舉動表明，中國的官方已經決定了要出面“引導”這場反思，而不讓其走向對其不利的方向。在這個背景下，不少報紙開始頻繁地約談主流學者、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希望通過他們的口來闡釋官方的觀點。

今年三月，《中國經濟觀察報》先是發表北大教授張維迎的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接著又對張進行長篇採訪。張在文章和採訪中，批評前一段中國大眾對改革的反思“情緒發洩多於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張維迎的觀點，顯然代表中國不少至今尚在沈默中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也代表了中國官方的觀點。

張維迎對民眾反思改革的批評顯然有失公道。

首先，民眾有發洩情緒的權利。他們之所以有情緒，而且感到非要利用此次對改革的反思來發洩這種情緒不可，這說明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侵害。不僅如此，現在的中國政治社會環境也沒有為普通民眾提供一個更加合適的渠道來抵抗這種侵害。

其實，通過發洩情緒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僅不是非理性的行為，恰恰正民眾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現有的制度下，他們認定，只有這樣一種方式才是將他們的訴求表達出來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對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且又沒有渠道來捍衛自己的利益的普通民眾的態度，中國的主流知識份子與中國的各級官員們是一樣的，那就是缺乏同情。這正是他們被普通民眾拋棄的原因；也正是普通民眾集聚了如此之大的情緒的原因。

其次，直覺判斷常常是邏輯思維的基礎。直覺判斷是有可能犯錯誤，這正是我們需要邏輯思維的原因。但是，這二者並不是完全衝突的。我們的許多直覺判斷包含了邏輯思維。例如，張教授在長安街上遇到一輛疾駛而來的汽車，他的本能就是躲開這輛汽車以保全自己的生命。這顯然是一種直覺判斷，但是這種直覺判斷顯然與邏輯思維的結果並無二致。

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學者們在進行邏輯思維時，實際上是盡可能地將大眾的直接判斷包括在內的。這正是為什麼許多學科將問卷調查作為計量分析的一個步驟。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張維迎更不應該忘記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基石─邊際效益學說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消費者的直覺判斷。當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和政策制定者們對普通民眾直覺判斷的輕視和忽視的確是前所未有的。這正是中國現在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張教授提出的理性思考中，有一個不錯的原則，那就是公道的原則。問題是，他對這個原則的應用卻是錯誤的。公道的原則要求每一個人都超脫現有的地位來看待一項政策。中國的官方和官方學者們不斷地應用這個原則要求中國民眾“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但是，他們卻對中國的權勢集團利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優勢地位謀取私利視而不見。一方面是無權無勢、利益正在被剝奪的民眾，另一方面是操權弄勢、每天都在中飽私的利益集團，站在這二者中間不斷的要求民眾換位思考，這本身就是不公道。

許多人對我說，他們始終不明白，那些個聰明絕頂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麼就看不出來，中國的財富分配不公道的主要癥結在於政治制度？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要求建立一個制約權力、司法獨立、輿論自由的正義的制度。其實，不是他們看不出來，而是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這樣做就會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只得裝聾作啞罷了。換言之，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理性思考的結果。他們的立場在張維迎羅列的理性思考的原則中也有所體現。那就是所謂的可行性原則，即任何政策建議都必須可行，而不能把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

秉承這樣一種可行性原則，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角色錯位的原因所在。不錯，任何決策者在考慮推行一項新的政策是，勢必要考慮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慮到現有利益集團的反對，考慮到得益和成本。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尤其是大學的教授，則應該把研究、宣傳理想的政策目標作為自己的天職。有些理想的目標不能實現，完全是由於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出於保護自己的私利大力反對。在這種情形下，經濟學家們更應該教育民眾，讓人們認識到推行這些理想政策的障礙究竟在那裏，形成社會輿論壓力，爭取理想目標的早日實現。

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非常自覺自願的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正是這種角色錯位，為他們帶來了主流經濟學家的稱謂；正是這種角色錯位，妨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也正是這種角色錯位，加劇了中國改革誤入歧途的速度。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