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站出來，為胡佳們施以律師代理援助，不是為了今天的榮耀，而是為了減少這個行業在暴政末期留下的歷史恥辱。

以謊言和暴虐作為其全部生命機能的共產專制制度下，律師行業的存在，無異於在妓院門口掛上了一塊貞節牌，這樣的比喻可能不很中聽，但它卻是十分確切的。

這幾年，國內外有涉對中國律師行業不滿及批判文章頗多，多認為今日中國律師這個行業是貪利忘義、責任頹廢、道德低下、人格殘缺！這樣的評價加責於這個行業，對這個行業而言，無疑是災難性的，但更多人卻忘卻了造成這種災難的制度性的必然原因。當人們怒氣衝天地批判、指責這個行業時，請盡心的留意一下，在今日中國，還有哪個行業不是這般景象呢。

今年以來，中國律師行業風聲鶴唳，持續非法的凶殘打壓，致整個行業人人自危，尤以北京為甚。北京市司法局仗恃著司法部對其反憲法、反法律野蠻惡行的障目，囂張氣焰沖天，不但繼續公開進行非法的律師年檢行徑，更繼續赤裸裸的踐踏憲法及法律原則，假年審之名，公開勒索每名律師2500元人民幣（每個律師事務所1萬元人民幣）。更為荒誕及無恥的是，在這種公然非法敲詐的醜行中，一大批正直、良知及人性文明保持了敬畏的律師遭到了律管部門的那群惡棍及律協的那撥軟體動物的威脅、恐喝及刁難。保住職業證成了每年這個時期律師行業的本能的需要，尤以最近幾年的北京為甚。長此以往，生成了律師行業整體上的是屈就於律管部門那些惡棍及匍匐在他們腳下的律協的那群軟體動物而不是趨向法制精神、正義價值，這實在是一個時代的奇恥大辱，而不僅僅只是屬於這個行業。

最近一段時間裡，連續傳來的一些請律師難的消息頗令人心痛，在這樣的制度下卻並不令人出乎意料。

首先是被中共在山東的黑惡勢力非法關押的著名維權人士陳光城不能獲得律師幫助的遭遇實實擺在中國律師面前已近兩個月，至今不能有一名律師站出來，去為這樣的義士提供法律幫助；緊接著是著名的維權人士趙昕請不到律師敢為其代理案件的消息傳來；著名維權人士胡佳被北京市公安局的黑惡勢力野蠻綁架後，被非法拘禁40多天，其精神、其身體遭至極其野蠻的摧殘，當死裡逃生的胡佳準備對綁架者採取行動時，他卻找不到一名敢給他代理的律師，被迫把這樣的希望又轉向了我；所謂無巧不成書，我剛回北京沒幾天，又接到河北的郭起真、北京的齊志勇、馬文都等多人因遭到中共特務的暴力綁架或暴力毆打後，因無律師願意代理而轉向向我求助的請求。我完全理解這些向我求助者的無助之下的無奈之舉，剛剛的成都擬為趙昕提供法律幫助的經歷再明確不過的表明，任何由我去參與代理的個體案子，都會被中共當局視作是對其「穩定」、破壞的特大的敵對行動，予以毫無理智的瘋狂阻撓，我的成都之行表明，在這樣的阻止過程中，中共反文明勢力是不計任何代價的。整個阻撓行動是全程由中共的公安部、安全部統一指揮、協調及調動各地公安、特務及黑惡勢力的全天候參與。每到一地，數以百計的警察、特務及黑社會打手煞有介事地向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個體展示著他們表面的強大及內心的極度怯懦！尤以成都為甚，火車站「接」我的警察、特務決不少於200人。在成都期間，即便是我的一次簡單出行，他們也必出動不少於60人左右的特務前呼後擁，儘管如此，特務還公開叫囂說，即使拿到趙昕對我的授權委託書，他們也會讓我無法離開賓館半步。在這樣的全無理智的過程中，這個政權自己的憲法、法律原則、道德、文明統統被棄若敝履。目地只有一個，即決不允許由高智晟來代理處理任何案件。

面對這種公然反自己國家憲法及法律的野蠻政府，律師及法律工作者的忍辱及屈從將會使行業的命運更加悲慘。中國的律師及法律工作者應勇敢的站出來去幫助胡佳們，參與到這樣的過程中去，不是為了法律正義，這種不道德的制度下，原本即無法律正義可行，更不是為了能使胡佳們獲得能體現公正的法律結果，因為在這樣的罪惡制度下，原本就沒有胡佳們的公正存在，但作為律師，有義務為歷史地記錄這一切、歷史地改變這一切作出應有且能有的選擇！即便是因此而暫時失去了職業資格。

絕大多數人的怕，成就了暴政肆無忌憚的跋扈，反之，則必是另一番景象。

2006年4月27日 在有特務圍堵的日子裡於北京家裡
（根據電話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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