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5日訊】「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上，獨立於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這段話來自《武嶺樂亭記》，它駢散交錯，文字稱美，是民國時代被選入國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為編《大學人文教程》，我和朋友們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項安排是去績溪上莊拜訪胡適故居。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車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帶的山道，一邊是嶺一邊是溪，便不由得產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視，儘管它寫的是浙東。皖南與浙東，同樣山水形勝，人傑地靈。對著窗外不斷移動的秀水青山，一車人紛紛慨歎：難怪這裡出了胡適！
從胡適故居中出來，正逢一間學校放學，我隨意問路邊的小學生胡適是誰，一連兩次，誰知都望著我搖頭不語。是不知道、還是有什麼隱諱？我不解。真不知上莊人是怎麼看待這個前輩鄉賢的，這個不是生於上莊卻是從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先知」。
不過，這個「先知」在20世紀的命運卻是繞有意味的。
胡適，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餘。19歲時（1910）通過前清華的庚款考試，先後留學於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完成哲學博士的考試，回國後因蔡元培邀請，任北京大學教授。回國前夕，一篇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的《文學改良芻議》，使古老的中國發生了一場白話文運動，這是一次劃時代的語言革命，以致我們今天通行的語體都得拜那場運動之賜，胡適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國的影響。天下何人不識君，1920年代，胡適的影響達到了高峰，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然而，20世紀下半葉，形勢陡轉，胡適的形象一落千丈。1950年代，大陸中國發起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幾十年後（2003），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個時代（1949-1980）批胡運動的史料彙編。近三百萬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這厚厚的四卷大開本，把它小山一樣堆在書桌上，我就像打量一個怪異的時代。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就像接觸魯迅很早一樣。在我讀中學的1970年代，只能讀到魯迅而無從讀到胡適。吃著魯迅的奶長大，又從魯迅的文章裡看胡適，胡適純然是一個反面形象。打個比喻，如果魯迅是「戰士」，偉岸的戰士，那麼，「走狗」兩個字庶幾便是我腦海中對胡適形象最早的勾勒。多年後，等到我自己系統地讀胡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走了個大大的「之」字。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大陸中國逐步對胡適重開評價，這是一個「去妖魔化」的過程。胡適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逐步從學術領域過渡到文化領域和思想領域。隨著人們對胡適和胡適思想的深入，胡適的形象再度走向歷史前台。以致一個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這樣語重心長：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這句話意味著一種時代精神的變遷。從文革結束後的1976，到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的2006，三十年來，我們的精神歷程緩慢地然而是不可阻擋地發生著變化，比如，很簡單，這種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概括為從「魯迅」到「胡適」。當然，這裡的「胡魯」都不僅是他們自己，而是某種精神的象徵，他們原本就代表著不同的時代精神。問題是，今天，如果我們把「胡適」作為21世紀的文化選擇，那麼，由胡適所代表的精神坐標到底是什麼呢？
胡適的一生和他的思想都極為豐富，有這樣一篇寫胡適的文章，內容沒看，但題目卻過目未忘：「他什麼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這句話非常到位，庶幾可以視作胡適的墓誌銘。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以及20世紀歷史本身都有所開創和影響的胡適，他的豐富的精神遺產，放在今天，我以為有這樣一點——這也是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什麼是寬容？應該說在中國本土的傳統中找不到這樣的精神資源，至少它是極為不豐富的。作為一種價值之光，20世紀以來，它主要是靠當年留學英美的那撥知識分子輸入和奉持，而胡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門或韋伯斯特等大辭典中，寬容通常解釋為對不同於己的信仰、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和承認。美國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視為「一種和思想及行為與眾不同者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的品質和能力」。是的，社會作為一個異質共同體，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異的文化背景，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處世態度和對事物的看法無法一致。那麼，這樣一群人如何在社會中共存呢？如果我們不是強調彼此之間鬥爭的話，寬容就是構成社會和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培養自己的寬容意識和能力。
然而，20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寬容。20世紀是一個奉行「鬥爭哲學」的世紀，因此，在那個年代，我們尚崇的是魯迅式的「一個都不寬恕」，這句話成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格言，也成了鬥爭性最強最堅決最徹底的個性表現。相反，胡適的寬容是價值的反面，它至少是和「軟弱、妥協、不徹底」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奉持寬容的胡適因這軟弱、妥協和不徹底從而成為魯迅的反面比照。
眾所周知，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生為傳播自由的理念盡心勞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卻以「容忍與自由」為題，連續作文兩篇（其中一篇是講演），強調的是同一個主旨「容忍」。他說：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把這句話稱之為「不可磨滅的格言」，進而申說：「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裡的容忍，就是容忍異己。在胡適看來，「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當然胡適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並不容易，「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輕易養成的雅量。」可以看到的是，胡適一生都有這樣的雅量，不獨老年。甚至早在1920年代，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
「爭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胡適的話當然是有所指的。容忍問題遠在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初就在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內部發生分歧。胡適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和過來人，這場運動堪足以形成我們20世紀的文化傳統，然而，這是一個怎樣的傳統呢？至少，由它的「不寬容」所導致的歷史負面性，我們今天還缺乏到位的認知。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篇態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後，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
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
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
人之匡正也。」
顯然，胡適的態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可是，陳獨秀讀了信，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卻如同一份宣言書：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
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
吾輩所主張這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間的一通書信，就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同一陣營的不同文化對比。如果胡適的主張是對話和討論，陳的態度則是「不容」。這是一種「文化霸權」的表現。而陳唯一的理由就在於，白話的主張是「對」的、「是非甚明」的。陳獨秀沒有考慮到，所謂「對」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種「認為」，而「認為」常常是人各認為。當你認為「對」就不容討論，哪怕即使「對」的是你，這樣的邏輯也將導致文化專制，「對」的專制。
在這種邏輯下，我們看到，北大教授錢玄同披掛上陣。他比陳獨秀更進一步，開始罵人。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以「通信」為題，錢玄同寫到：
「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
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闢……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
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著，針對上述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錢接過話頭：
「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
如此嚴厲面目加之。」
以為自己「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我們今天回看五四，有些東西實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自己要問的是，在什麼意義上，「能作散文之桐城鉅子，能作駢文之選學名家」（錢玄同語）就要被罵為「謬種」和「妖孽」？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者罵人在先，對方還沒出陣，它就把未來敵手給「妖魔化」。有趣的是，錢氏不但罵以壯行色，還唯恐人家不罵，居然懸擬被罵者將「若何咒罵」。此公罵字當頭，理直氣壯，不就是認為自己「對」，自己正義在胸、真理在手嗎？
更有遞進的是魯迅。1926年了，新文化運動已有10年的歷史，白話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魯迅對於反白話文的態度是：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
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
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
……只要對於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只要對於白話來加
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
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當年，蘇俄的高爾基也說過類似的話。兩人的態度，何其相似乃爾。
那麼，胡適呢？和以上幾位相比，胡適是理智的（也是孤立的），面對來自美國留學生對《新青年》罵人和不容討論的批評，胡適在《新青年》上表態：
「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儘管趨於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
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卻無以代表《新青年》。上述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在文化氣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錢、魯的方式為主導，胡適則注定要被邊緣化。因此，那場新文化運動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而魯迅，就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到「罵」到「咒」。這條「不寬容」的邏輯線一路下行，必然付諸「不寬容」的行動，比如1925年，一干人眾居然公開火燒《晨報》館（陳獨秀認為應該，胡適提出嚴厲批評）……。終於，「不寬容」的邏輯四處橫溢，它給20世紀的中國文化和文化以外帶來了極負的影響，它甚至驅導我們走上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鬥爭哲學」的不歸路。這條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與火的一百年！今天，我們終於在時間上走出了那個世紀，我們在價值上也走出了那個世紀嗎？答案懸疑。就這個時代而言，三十年來的精神蛻變，從歷史上走失了的胡適又回來了，這個時代開始重新認讀胡適。但，儘管如此，胡適這個形象以及由它體現的寬容精神，是否成為這個時代的價值認同？沒有，遠遠沒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翻過九十年的日曆之後，我依然感到，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裡，寬容依然是一種稀缺元素。如果進一步把它落實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認同並欣賞寬容，但寬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畢竟我還吃過前一時代的精神之奶，中過「毒」的我尚需長期克己。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這個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著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前者姑置，後者如果像當年陳獨秀那樣「不容」異己的言論，哪怕你是正確的，所得也不過是「正確的專制」。現代社會，又有哪一種專制不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呢？因此，我們可以不要「正確」，但決不能取捨「專制」。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和諧」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的意識和能力，我們更須要寬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種不寬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吧）。胡適和弘揚胡適的意義，正在於此。因為胡適的一生，就是為制度寬容而努力的一生，儘管他直到去世都沒有看到這種制度的到來。
正如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並非指的是實然，那是一個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這裡的走近「胡適」，其訴求也就是走近「寬容」，從而讓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紀成為一個非血火的寬容世紀。那麼，丈量一下吧，我們和寬容之間的距離，到底還有多遠。記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們從績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抱著一份期待；今天，我們這個世紀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們這個世紀鑄「鬥爭」之劍為「寬容」之犁，我期待我們能為這寬容世紀的到來作出努力、哪怕是抗爭的努力——這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就像當年胡適所做的那樣。
讓這個世紀早日到來吧！
讓我在此馨香禱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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