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新世紀特稿2006年4月23日】「向朝鮮古巴學習」的內部講話出口轉內銷以來，當事人和官方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對此問題有過任何證實、辯解或是澄清，有點讓人真假難辨。不管是準確與否的小道消息還是以訛傳訛的氾濫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讓你的新聞不自由呢？越是封鎖嚴密的事情，民眾知情的好奇心也越大，這是一個較為普遍的規律，何況還有許多被封鎖的消息與民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不爭論」的做法本身就不夠科學，官方主動出來爭論或辯誣是有助於澄清實事的，中國在這方面與國際接軌實在差的太遠。其實，即使這一內部講話是真實的，就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的現實狀況與朝鮮和古巴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更不用說學習了，主客觀條件都決定了中國想學這兩個小兄弟也學不來。倒是中國的另一個社會主義小兄弟越南從去年開始啟動的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頗讓人刮目相看，越南與中國的現實倒有許多可比性和相像性，如果中國能夠屈尊從越南政治改革的經驗借鑒一二，一定會使中國受益匪淺，而且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民主化進程對整個世界的正面影響遠不是越南那個地處東南亞相對較小的國家所能比擬的。當然，這需要大國放下架子，也要放下面子。

以我們鴨綠江那邊的鄰居朝鮮為例，在國際關係上一個臭名昭著的國家，被公開的就有走私武器、販賣毒品、印製假鈔（既有美元也有人民幣）、綁架人質多項惡劣記錄，以國家的名義從事這些反人類最基本道德的國際恐怖活動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會是絕後的。已經開放二十多年加入WTO也已經四年多試圖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中國會想朝鮮學習這些國際經驗？顯然是不可能的。其他能夠被我們學習的也許只剩下內政方面了，可以將其分為社會基本政治制度和普通民眾的基本生活狀況（也就是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基本狀況），前者又可分為軟硬兩手，硬的是指諸如戶籍管制制度那樣限制民眾自由的社會基本制度，在朝鮮老百姓要外出走親訪友只要離開村子就要開路條備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也實行過限制普通民眾外出行動自由的辦法，普通居民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少有自由流動的可能，只有公事出差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去外地同時也必須要有官方開具的介紹信（當然文革的大串連除外）。現在的中國在這方面已經相對進步了不少，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人群可以相對自由的流動了，儘管還有暫住證等限制，但畢竟比文革以前限制自由流動的時代進步了。中國可能把人員流動的制度改回改革開放以前的狀況嗎？或是向朝鮮學習嗎？可能性基本沒有。朝鮮的內政還有軟的一手，軟不是指軟弱而是指軟環境，在這裏特指國家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這恐怕才是有可能說這話的人最想學習的內容吧？這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國家的特色之一。但說總歸說，自己「美好」的願望或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畢竟有很大差距的。以互聯網為例，中國互聯網的使用人數已經過億，這也成為欲向朝鮮古巴學習之人的心頭大患。朝鮮和古巴就少有這樣的麻煩，倒也沒有完全禁止，在平壤和哈瓦那街頭據說也有網吧，但上網費用極貴，平壤網吧上網一小時要10美元，哈瓦那的網吧上網一小時要4個歐元，這個價錢對於當地的人來說是個什麼概念呢？朝鮮普通老百姓一個月的平均基本工資就10美元左右，哈瓦那一個小時上網的費用正好是一個古巴普通老百姓半個月的平均收入，不用說網上內容的遮罩，就是上網開銷也足以嚇跑所有普通民眾。平壤和哈瓦那街頭存在的網吧一方面是裝點門面炫耀本國「自由」的形象工程，另一方面也只是為外國旅遊者或記者提供方便兼賺外匯的一個特定場所。中國的某些權貴肯定也對互聯網狠的咬牙切齒，至少那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黑龍江前任政協主席，不是互聯網「惡炒寶馬案」她也不會得到中紀委領導的親切關懷，她和她的五個親屬也絕不會從封疆之地風光一時的人上人變成了人下人階下囚。多少當權的官僚想起此事不寒而慄，多少利益中人欲除之而後快，某些當權者也只能在互聯網以防止青少年沉迷網路遊戲和反黃防止不良資訊的名義對互聯網嚴加控制，但對已經普及了互聯網要想再徹底打壓或是杜絕是萬萬不可能的，經濟損失和政治影響都不是哪一個人所能擔當得起，光是電信業的經濟損失就難以估量。互聯網是這樣，傳統媒體也是如此，傳聲筒和喉舌與市場化之間的矛盾總是難以調和，既想嚴加控制又想市場化撈取經濟利益，哪有好事都讓一己獨佔之理。儘管宣傳部門還在嚴加控制，中國的媒體人在管制與市場化之間艱難的尋找著平衡點，但畢竟與非市場的文革以前的那個傳聲筒時代的媒體不可同日而語了。說這些當然不是說對中國互聯網和傳媒的現實比較滿意，只是說明中國不可能再回到文革前的那個時代也就是類似現在朝鮮和古巴的基本狀況了，更沒有可能向回走學習朝鮮和古巴對意識形態的極端控制的手法。至於說朝鮮國內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豐收之年缺糧三分之一，災年缺三分之二，靠著國際救濟還餓殍千里每個老百姓每天僅有250克口糧，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還在追求著核武，養活著110萬軍隊（國家總人口才兩千多萬，一說只有一千八百萬，朝鮮是世界上軍隊人數占人口總數比例最高的國家），國內工業企業60%是軍工企業。這些中國也是學不來的，如果真正學習了對政權有影響的利益階層都不會願意，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不僅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沒有保障，權貴們的利益同樣無法保障。總之，向朝鮮和古巴學習是一句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實實在在的空話，不管講話的存在與否都對中國的現實都不會有什麼實質影響。

學習朝鮮學習古巴的實質就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他們也都是中國當年偉大領袖的好學生好弟子。如今中國已經不是回不回到從前的問題了而是走到十字路口的改革何去何從的問題，在今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胡錦濤和溫家寶已經為此下了結論：改革還得繼續。儘管這一結論還有點模糊，並沒有說明如何繼續的問題，但這也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共高層已經拒絕了中國新老左派回到從前的政治訴求，同時也是對向朝鮮古巴學習的一個側面間接的否定，學習朝鮮學習古巴已經結束了短暫的政治生命成為了歷史笑談同時應該為其畫上休止符。

中國應該向誰學習又該怎樣學習？這是1840年以來困擾了歷代國人的一個話題，師夷長技是必須的，但不一定非得用來治夷，這也是我們自身發展所必要的。但總有一種「國情論」的聲音說：「中國人只能吃饅頭，吃麵包是會壞肚子的。」且不說政治制度不是麵包，退一萬步講就算道理成立，西方的成功經驗和政治制度還不足以成為我們的學習榜樣。最近有一個與中國國情相似，同為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也同樣進行了經濟改革政策，也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從去年開始的進行的一系列的促進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中國應該從中得到些許經驗和借鑒，這對中國絕對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當然，越南國情也有與中國不同的地方，越南在二戰以前長期是法國的殖民地，殖民者在當地掠奪的同時也植入了西方天主教的宗教文化，二戰後又南北分治，南越又長期受美國文化的薰陶影響，國家相對較小船小好掉頭，越共黨內又不是很團結導致相互之間有一個相對的制衡基礎，這些都是與中國相比有利於民主化進程的方面。不利的地方是越南在二戰後經歷了近40年戰爭動盪歲月，成為了兩大意識形態陣營鬥爭的最前線，從為擺脫法國殖民統治的獨立鬥爭到與美國為敵的越南戰爭，國家統一後沒有幾年，又以保護越南僑民為由武裝干涉波爾布特治下的慘絕人寰的柬埔寨，先後有70%的青壯年男子死於戰爭。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剛一和平，在國際大氣候的影響下越南並沒有走社會主義國家建國之初所走的極左路線，幸運的避免了一段彎路。跟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後面亦步亦趨的搞起了他們自己的革新開放，也同樣是一党領導下的經濟搞活和對外開放，只是起步比中國晚了幾年。如今，越南進行了二十年的革新開放也幾乎遇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同樣面臨的問題，民主的匱乏和資訊的不透明，官員腐敗盛行社會不公普遍存在。越共領導人顯然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革新（改革）道路上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他們選擇了相對更現實更親西方的道路，儘管在起點上與中國相比有所落後但卻有後來居上之勢。從去年開始，由越共高層發起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制舉措不能不讓人對這個東南亞社會主義國家刮目相看。

去年，越南黨和國家領導人頻頻出訪，在國家總理潘文凱訪問美國前夕，越美兩國簽署了宗教自由方面的協議，並在一天之內釋放了國內所有在押的宗教人士。同時，越南悄無聲息的放寬了從前流放國外的異議人士回國的限制，其中就有在耄耋之年回歸故土的老人。

進入2006年，越南又有了新的動作，先是農曆新年之後的二月和三月，越南全國的各大媒體紛紛捲入一場如火如荼的大辯論，這場辯論已經不再是諸如「真理標准」的討論那樣的哲學問題討論，也不只是在經濟層面國家政策何去何從的辯論，這場開始於二月三日，越共於當天公佈了將在晚些時候召開的越共十大上提交討論的政治體制改革報告，並邀請人民對這份報告提出意見的大辯論，甚至已經涉及針對在黨內精英階層中廣泛存在的濫用職權和貪污腐敗進行批評等政治體制改革等議題，不僅許多知識份子、記者、律師參與其中，就連許多有政府背景的高官也都參與其中，「政府公佈的經濟成就中存在大量水分，總的來說，政治體制中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因為政策失誤和領導不力。」「如果越共真的願意實現民主，那麼就必須允許人民選擇自己的領導人。」這樣的話語已經公開見諸報端，面對這樣急風暴雨般的討論越共當局並沒有出面制止而是相反的發表聲明聲稱「要阻止這場辯論變得‘危險和有害的’」。當然，提到辯論也一定有對立面，越共黨內的保守派也公開發表文章反擊那些對越南社會主義原則的置疑，並認為應該將這些問題的討論放到內部刊物上而不是公開討論，這會對國家有害。這已經不重要了，能夠將事關政治體制的話題放到傳統媒體和互聯網上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辯論就已經是國際社會主義國家空前的大進步了，這足以讓那些在中國國內的報刊雜誌撰稿時還得轉彎抹角說話遮遮掩掩的國內同仁們羨幕不已。

4月18日至25日越共十大的召開又有破天荒的舉動，第一次在党的總書記選舉過程中實行差額選舉。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將推薦黨內位列第一的現任總書記農德孟（65歲）以及位列第四的胡志明市市委書記阮明哲（63歲）兩人為下任越共總書記候補人選。這是黨內民主的第一步，這也是穩健扎實的一步，從零到一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儘管只是一小步，但一萬個零也頂不上一個一這樣簡單的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也許有人會說筆者對於越南的民主過於樂觀，也許有人會對由一個專政的政黨主導的民主化不抱信心，也許有人出於對中國前途的悲觀對同為共產黨一黨獨大的越南也有可能出現反復。就像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企盼的民主也不會一夜之間嘎然而至，按循序漸進的原則自上而下達成朝野和解的民主化進程一定是社會成本最小的最優選擇，釋放所有宗教人士為宗教自由提供了可能，重大政治話題的討論為新聞自由鋪平了道路，執政黨內民主奏響了國家民主的前奏曲。新聞自由和宗教自由這些民主的軟體措施應該走到以普選為最終訴求的民主化最前面，再加上執政黨內部的民主促進作用，越南是有希望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就像中國不能學習朝鮮古巴不能回到毛澤東時代一樣，一旦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就一定是一條「不歸路」，中國的經濟改革回不到毛澤東時代，越南的政制改革也沒有再走回頭路的可能，人類社會只能離現代文明越來越近，沒有人能夠輕視社會平衡的重要性，也沒有人不重視權利義務責任平衡的現代社會學的科學性，也少有人能夠抵禦現代化之於社會的誘惑，而這些都離不開人類共同的寶貴社會財富——民主。

祝福越南，為中國祈禱。

2006年4月22日完稿

來源：新世紀(4/23/20064:35)(//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