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中國經改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坦陳，所以不能推進民主化改革，就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已經大面積的深度腐敗。推行民主改革，等於是要把他們送上經濟犯罪的審判台，他們當然不願意。

中國官場之貪污腐敗，早已舉世皆知。但是一般人還是嚴重地低估了它的惡劣程度與惡劣性質。許多人，甚至包括許多許多揭露批判腐敗現象的學者，總是習慣於把今天中國的腐敗現象和歷史上的或其他社會的腐敗等量齊觀，今日中國的腐敗是發生在從共產向私產的轉型過程之中，這就和其他時代、其他國家發生的情況根本不同。

我們知道，官員貪污，主要是利用職權之便侵佔國家資產以及從那些政府直接干預的經濟活動中榨取利益。中共控制了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積累了空前龐大的國有資產，這是那些沒有搞過共產的國家望塵莫及的，所以中共一旦貪污腐敗起來，勢必也是前無古人。其他社會基本上是私有制，政府直接控制的資產和直接干預的經濟活動都還是有限的，官員們貪污，也就有限。

其次，在中國，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權力沒有制衡。有人說，有民主有制衡未必就沒有腐敗，如菲律賓；沒有民主沒有制衡未必就一定腐敗，如五十年代的中共，起碼在經濟上還稱不上腐敗。這話不是毫無道理，但問題是，當社會提供了產生腐敗的若干條件而又缺少民主缺少制衡，其腐敗勢必更加惡劣。

再有，如今的共產黨，不但缺少民主與法治的硬約束，也缺少意識形態的軟約束。早先的共產黨多少還有些理想主義，故而其成員多少還有幾分道德自律和相互監督。如今的共產黨早已蛻變成一個赤裸裸的利益集團，十官九貪，無官不貪，上下串通，官官相護。

在這裡，六四又是一個關節點。六四之前，民意高漲，政府官員的腐敗尚在初期且多有忌憚；六四之後，民意受到嚴厲打壓，官員腐敗遂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再加上蘇東劇變的警示，權勢者對未來沒有信心，於是更加緊眼下化公為私的步伐，這就促成了腐敗的惡性發展。

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中共的某些措施，本來是有積極意義的，殊不料卻對腐敗推波助瀾。例如廢除終身制，於是產生了所謂五十九歲現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飽官方去，餓官又來，臨退休前狠狠撈一把。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

在歷史上，確實有過不少專制國家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獲得成功，但是從未有過一個高度腐敗的政權自動改革，還政於民的先例。因為徹底腐敗，意味著大部分官員都處在所謂無法無天的非法狀態違法狀態。即便按照現行的法律和政策，他們也是罪犯。一旦實行民主改革，還政於民，他們就會對民主改革充滿恐懼，充滿敵意。他們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抱成一團，共同抵制民主改革。早在那本影射陳希同案件的小說《天怒》裡，作者就通過書中一位貪官之口指明，中共現政權正是讓大小官員們享有貪污腐敗的大好機會，從而贏得他們對政權的支援維護，這就叫「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這是為什麼在六四之後十幾年的今天，經濟改革非但不再是促進政治改革的動力，而且還變成政治改革的阻力的原因。

官方學者溫鐵軍道破天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去年在福建寧德有一次講話，對腐敗與民主改革之間的關係作了相當坦率的表達：

「我們去年關門討論了一次，當時提出，執政黨轉型期間要加強執政能力，要格外防範政治風險。什麼政治風險呢？第一，現在要想推進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碼的健康力量。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九十％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份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問題，大家都滿天飛地走穴講課，拿的錢難道都報稅了嗎？越是大腕學者，越是可能有大額的非稅收入，比較普遍地有偷漏稅問題。其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而既然中產階級主要是官員、企業家、知識份子這三部分。在這種三部分都有問題的條件下，能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嗎？不能，那怎麼辦呢？目前只能加強執政黨的一元化領導。」

在這裡，溫鐵軍明白地告訴大家，中國之所以不能推進民主化改革，就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已經大面積的深度腐敗。推行民主改革，等於是要把他們送上經濟犯罪的審判台，所以他們當然不願意。

溫鐵軍這段話實際上也是告訴大家，所謂加強執政黨一元化領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護腐敗，維護腐敗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注意，當溫鐵軍說中國缺乏健康力量，無法搞出良性政治，這實際上已經承認腐敗的精英集團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

而腐敗的精英集團是從哪裡來的呢？他們恰恰是這十幾二十年來改革的產物。在改革之初是沒有如此大面積的深度腐敗的（這裡主要是指經濟腐敗）。這就是說，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進民主化改革，由於那時還沒有強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國會比較容易地搞出一個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當局施加壓力，迫使當局實行分權制衡，保障基本人權，那還不過是要求當權者放棄不應有的政治特權，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因此要當權者們接受自由民主要求還並不特別困難。可是等到現在，權貴私有化已經泛濫成災積重難返，再要他們實行自由民主，那就不僅僅是要求他們放棄政治上的特權，而且還是使他們面臨經濟上的被追究，可能不少人被送上法庭，這當然就更困難得多了。

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就走上一條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經是越來越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以後我們勢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只會更大更大。事實上，代價天天都在付。共產專制從不吃素，它必須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維持生存，它必須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淪才能維持生存。因此，任何對民主改革的拖延都是犯罪。不錯，權貴者們恐懼清算，因此千方百計地抗拒民主。但正如劉曉波指出的那樣，權貴者們的恐懼，其效果也有兩面性，它既可能使權貴者頑抗到底，也可能使權貴者順從民意──「只要民間要求社會公正的道義壓力足夠強大，設計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為底線」。這無疑是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轉自《開放》２００６年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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