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0日訊】 雲南彭桂萼

我寫了一篇《死在鎮反運動槍口下的「抗戰詩人」彭桂萼》。彭桂萼是雲南省原緬寧縣、今臨滄縣人，是抗戰時期的著名詩人，因為謳歌抗戰詩名遠播全國，被譽為「抗戰詩人」。他是當地的社會賢達、知識精英，任緬甯師範學校校長。1949年，彭被任國民政府緬甯縣長，兼任緬甯區保安副司令、緬甯守備司令。12月14日回應盧漢通電起義，重組軍政委員會任主任。1950年5月11日，中共黨政軍代表接管緬甯縣，彭受縣人民政府委派為緬寧文化教育整理委員會主任，同時在中學任教。在鎮反運動中，他被捕入獄，1952年農曆正月初八判處死刑。

我的文章發表之後，近日居然收到彭桂萼女兒彭玲的來信。他的兒女在巍山縣。巍山在臨滄西北，隔了幾百公里。巍山處在從南澗縣到保山、六庫的途中，我去年往遊六庫（怒江）時，特地下車遊覽過。巍山還保存著一座完好的南昭城樓，氣勢相當雄偉壯觀，為縣城城樓中少有者，其東其西還有一條完好的老街，有兩三華里長，雖然有翻修的房屋，但是修舊如舊，所以老街除了石板路換成水泥路，還算名副其實。走在這條老街上，足可神遊故國。這是拍攝老題材影視劇的極好場景。

我打電話去。她的孫女接的電話，說奶奶旅遊去了。他們就住在縣城裏，可惜我們失之交臂，未謀一面。

彭玲的信，告訴了許多我不知道的細情，故錄之如下：

李昌玉先生：

您好！

我是雲南臨滄彭桂萼的女兒，現居巍山。最近有幸在網上拜讀了您的佳作《死在鎮反運動槍口下的抗戰詩人彭桂萼》，感慨萬千。這是為冤死者的靈魂呐喊，也是死難親屬的心聲。

先父彭桂萼的冤案，1979年冬天，我們開始向臨滄縣、地、雲南省直至中央提出申訴。從巍山—昆明—臨滄往返奔走，年復一年，整整四個春秋。直到1983年8月最後一次申訴到達中央領導後才得到落實，按起義人員給予平反，恢復名譽。

先父畢生的大部分時間何和精力都投入在邊疆文化教育的拓荒及文學新詩的創作上。1949年雲南省主席盧漢委任他任緬甯縣長，歷任2個月零6天，即回應盧漢起義，成立了緬甯臨時軍政委員會，進行人民政府的接管籌備工作，積極開展籌糧以迎軍。1950年5月移交政權後，任教育整理委員會主任，後經各族各界選為人代會副主任，同時在縣中教書。1951年4月鎮反，被捕入獄。為了將他置於死地，找不出現行罪惡，製造了嚇人聽聞的假暴動案，強加莫須有的罪名於1952年2月3日將他處死。1983年雖得以平反，但為當了60多天國民政府縣長，至今還有極少數以老革命自居的極左分子，在2004年寫的回憶錄中，竟然冠以「偽縣長土匪頭目」彭桂萼的大帽子，繼續侮蔑誹謗。

為保存雲南的抗戰文學史料及地方的文獻資料，同時也為了正本清源還先父歷史的本來面目，我們費盡心力，查詢搜集先父的遺著，除了向各省市圖書館發出信函搜求，還親赴雲南省圖書館查閱複印，歷時20年，先後編印了《留芳集》、《詩文選編》、《評傳》，1998年自費正式出版了臧克家先生題簽書名的《彭桂萼詩文選集》。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緬懷抗戰詩人彭桂萼罹難53周年，2005年2月正式出版了彭桂萼抗戰詩歌集——《滄江號角》。出書後寄贈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現代文學館、國家圖書館、各省市及大專院校圖書館（包括山東大學）收存（按，山東大學圖書館確實藏有這本書，為彭玲輯錄，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書號I226/*046），得到各地贈書榮譽證、收藏證、感謝信及回函80餘件。

祝

安康

彭玲於巍山，2006年三八節

讀了彭玲的信，我也感慨萬千。在中國這樣的冤死者何止萬千，家屬經過千辛萬苦，能夠得到”按起義人員給予平反，恢復名譽”的結論就心滿意足了，那些具體製造了冤假錯案的人，絲毫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且還要繼續實施誣陷，而製造了千百萬冤假錯案的負總責任的中共中央反而變成了主持正義的大恩人。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xian）冤魂！

（一）湖南有五個「彭桂萼」

可惜的是，起義被殺的縣長，並非只有彭桂萼一人。彭桂萼的遭遇，不是孤例。1949年，解放軍南下湖南，程潛、陳明仁率部起義。程、陳屬下的常甯縣縣長歐陽耆（馬＋耆），整理檔案，率領部屬，禮帽長揖，步出北門，迎接解放軍。他縱然投誠，也難保一命。

歐陽耆（1903——1951），黃埔四期畢業，參加北伐，抗日戰爭中彈穿肺部，先後任上校團長，許昌司令部參謀長，民國33年返鄉任縣參議，民國38年易幟前，任常寧縣自衛隊總隊副總隊長。長沙快和平解放，縣長陳煦，見大勢已去，慌忙掛冠而去。地方人士聽說省裏已派姓潭的來接任。大家認為非常時期，還是由本縣人來當縣長較好。於是緊急集會商議，一面派人前往進入常寧的必經之路柏坊擋駕，一面聯名具函省府，抬出歐陽耆上臺充任。省府同意了，但出了一奇——派令未蓋省府大印。反正亂世也無人追問，歐陽耆就這樣得了「中獎券」。照常情來說，「末代皇帝」悲劇在即，平常人是不願幹的。不料常甯在鄉軍官會的眾解甲軍官，見隊長榮升，紛紛進城致賀，實際上是想騎在馬上好找馬，爭著要把椅子。這給歐陽耆添了新的煩惱。沒辦法擺了酒宴，大約來了60來位軍官。歐陽耆對眾軍官分析了形勢，口吐苦衷，自言是「強迫中獎」，又說：「自己進棺材，硬拖朋友墊底板，那才是莫大罪過。」大夥心領神會，不須騎馬，更不必找馬。事後，經眾紳推薦．縣長同意，派縣長的一位老同學黃埔軍校第五期生鄧竹修出山，接替他那縣自衛總隊副總隊長職務，總隊長照例縣長兼。上任沒兩個月，共產黨來了，他同意「湘遊一縱一支隊」起義，到11月初辦移交。所有移交卷上蓋著兩個大簽章：

移交人：中華民國縣長歐陽耆

接交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縣長李澍英

常甯和平解放，解放軍未費一槍一卒，老百姓也沒有受到滋擾，歐陽耆應該是有功之人。鄧竹修以起義投誠有功，當了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歐陽耆雖然率眾起義，作了降將，不但沒有得到嘉獎，而且不久成了階下囚，1951年以「反革命」罪處決。

以上資料採集自常甯鄉賢蕭一湘先生所著《天堂腳印》。蕭一湘說，1986年，原處決歐陽耆的老公安局長李建堂應常寧縣委之邀來作客，談黨史，筆者叨蒙作陪，座間談及歐陽耆判極刑事。筆者陳言說：「歐陽耆總算沒有頑抗，守好錢糧、檔案，整齊衣冠，帶領群僚，恭敬受降，以後處決了。我們今天修縣誌，也不知如何記敍。」李老局長意味深長地說：「當時臨刑之際，歐陽耆也向我跪陳過，我心也有動搖，但批示已來，佈告已張，無法挽轉。今日想來．是有極左影響。常寧縣委要徵求我對歐陽耆平反的意見，我隨即簽字。」這是老局長的真心誠意話。同座人還有常甯第一任縣委書記陳茂藝，現任財政局長袁金保，黨史辦主任胡循元。

蕭一湘說，據他所知，湖南縣長中參加起義而被殺的共有5人，他們的命運竟然和常甯縣歐陽耆完全相同，另外4人是：

劉民英，58歲，在沅江縣任內起義，繼任兩月，被遣歸，1951年被鎮壓。

唐伯鈞，46歲，1922年畢業於華南法政專科學校。歷任浙江平湖、福建正和縣長。1946年回鄉任教縣中、簡師。在家鄉參加民盟，參與組織常甯迎接解放聯合會，推為主任委員。1949年常寧解放後，年底召開常寧第一屆各界人士代表大會，唐以開明士紳應邀參加。1950年任職一年縣公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算是遺老中再受用者。1952年土改中被鎮壓。

鄧達五，51歲，曆知漵浦、江西分宜二縣。歸來任教縣中、簡師。為縣長鄧少雲信任，獻計決策，言聽計從。參加民盟，經常在他的公館密謀起義，1951年被鎮壓。

周禮，50來歲，在縣中任教多年，加入民盟，49年後也被鎮壓。

此外，在中華民國的38年間，常寧縣先後有過65人擔任過縣長。他們中間，除了解放前去世者和去了臺灣香港的10人之外，幾乎全部被殺掉或關、管後死去。

（二）國民政府的眾縣長

根據蕭一湘先生介紹，常寧縣民國時期的縣長早期的有科舉功名，後來的絕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大學畢業，還有8位留學生。

其次是他們大多數都是通過文官考試合格而後才被任命的，至於縣長人數之多，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

第三，他們很多人都忠於職守，盡職盡責，如鄧訒（1911—1941），大學畢業，出身名門，其父是湖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鄧靜安。抗戰時期他在敵後任縣長，冒著生命危險，堅持和日寇鬥爭，蟬聯諸暨、吉安、紹興縣長。紹興城陷殉職。他身後留下幼女一人，解放後屬於官僚地主，遺孀為政治與生計所迫，回原籍上海改嫁，小孩留農村隨祖母生活。

第四，這些縣長都不以當官為務，不當縣長可以當法官，可以教書，當紳士，做參議。如做過三縣縣長的方西耕，在長沙教中學、大學、任省文史館副館長，回到家鄉任教縣中、簡師也是名師。再如郭彝尊回鄉後，閉門自學中醫，潛心鑽研，積數十年之經驗，醫術精湛，成為深受群眾擁戴的名醫，但即使是這樣的人也在劫難逃。

對於這些民國時期的縣長，蕭一湘總的看法是，他們中不能說沒有罪大惡極者，但是大多數是有愛國之志，治國之才的人。在國家政局的風雲變化裏，他們選擇了從政之路。他們怎麼會預見到共產黨會奪取天下，並且大開殺戒呢？從發展社會生產力來看，他們是常甯的知識精英，是國家社會的寶貴財富。人才難得，培養不易。常寧是花了38年的時間和金錢積累起來的知識財富，文化遺產，但是僅僅因為歷史的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毀之一旦，實在是做了一件大蠢事。

（三）人民政府的眾縣長

蕭一湘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到1998年的49年間，共有縣長19任。論文化層次，建國初只有一位高中生幹了一年多以外，就一直是農民和當兵的當縣長，到1984年3月就是中共建政35年，才開始有一位大學畢業生來當縣長。

這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

以這樣一批接近文盲或半文盲的工農兵幹部來當縣長，他們自己也是勉為其難。不過一朝把官當，只把令來行。既然毛澤東下達了死指令：鎮反運動，農村殺人指標是0•5‰，城市是1‰，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拿誰開刀了。

第一批常寧的領導幹部，都是從解放區南下的幹部，有的是從老區農村幹部直接調來的。他們作為勝利者，把常寧原有的6支地下黨組織，全部摧毀。對於這些為常甯的和平解放厥功居偉的同志，不是殺，就是關。

在減租反霸、鎮反運動中，共殺518人，其中國民黨師團長14人，判刑229人，交群眾管制439人，未結案200人。

土改中自殺433人，鎮壓323人。地主5114戶，家庭人口23470人。

肅反中，自殺6人，定為反革命分子395人，開除41人，判刑47人，結論為有重大歷史問題者439人，反右運動，將所有稍有知識以及有歷史過節者，一網打盡，共劃右派分子317名，其中105名還兼戴反革命帽子，33名判刑。

當時的常寧縣人口是40萬。政治運動死人1280人，占3•2％。地主人口占17％。鎮反未殺者最少還有668人，肅反又增加395人，反右再增加317人，共計反革命和右派為1380人，占3•45％。三項累計，占了全縣人口的23％以上。

此外還有富農和壞分子沒有數字，以後不斷增加的「分子」沒有數字，未統計在內。如此之多的敵人，並非只是常寧一縣如此，全國大同小異。常寧不是孤例、特例。這是表明中共作為勝利者的無比強大嗎？

這些縣長中，就人品而言，大概可以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好的和比較好的還是多數，但是其中也免不了做園了阿Q夢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1963年揭露，常寧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張宗光，利用職權，強姦、誘姦、調戲婦女69人，其他王、張、何三個書記，同與一個女幹部，長期通姦。腐爛變質如此，那是什麼樣的壞事都可以幹出來了。這是引發「四清」運動的一個案例。不過這樣的典型，今天一個比一個翻新記錄，人數過百的已經有了一大把。其實，對於共產黨幹部來說，不過是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了一滾，實現了阿Q我想要誰就是誰的美夢。

常寧曾經在全國有三件事出名，第一件就是縣委爛透了，5個書記4個腐爛；第二件是大煉鋼鐵小高爐利用係數達到21•25，超過了最現代化的大高爐水平；第三件是水稻畝產8萬斤。在當時，都是放了一顆大衛星，全國聞名。

依靠這樣的文盲半文盲做縣長縣委書記，而且又是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他們還能做什麼呢？今天的青年人實在是難以想像，曾經有那麼多的大大小小的幹部，以「大老粗」揚揚自得。他們坐在幾百人、幾千人的講臺上，一邊摳著腳丫子，一邊作報告，念講稿錯別字連篇，講話盡鬧關公戰秦瓊的笑話，唯一的能耐就是對臭知識分子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文革時我在山東省平度縣新河公社。這個公社有位抗戰時期做過武工隊長的公社書記畢景善，文革中鬥他的時候，他上臺檢討，開口就是「我犯了一個偉大的錯誤」，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成了流傳當地的民間故事。平時開會，秘書傳達檔，他則把守大門，不許入會者擅自溜走。這位老幹部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在勞改隊，我和他在大炕上駢頭並腳睡過三四個月。他多次對我說：右派都是直杠人。這樣的話，當時誰能說？誰敢說？至今想起這位作古了的農民幹部，我還是覺得很可愛的。

文盲幹部充斥曾經是普遍的情況。在我1951年參軍的時候，當時部隊中，看不懂戰鬥命令的連長、營長比比皆是，因此連隊編制中有一個文書和文化教員。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給連長、指導員念戰鬥命令一類戰鬥文書或上級文件。不會記流水帳的司務長當然也是比比皆是。那時許多具有小學或初中文化，被稱作「青年知識份子」如我這樣參軍的人，就分配去做了連隊文書、文化教員。這是連今天這些少壯派的解放軍軍官們也不可思議的事情。

中共就是依靠了這樣的幹部奪取天下，治理天下。1957年發動反右運動，打知識份子的右派，一大批這樣的農民幹部，那還不是摩拳擦掌，聞風而動！

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1949年4月25日）寫道：「除祜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員警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白紙黑字，言之鑿鑿，但卻是驚天陽謀，釣魚的餌，引蛇的鉤。

在政治道德上，毛澤東實在屬於下下品之列。在他的詞典中，只有權謀、權術這些辭彙。他不相信世界上搞政治的人需要講「誠信」二字。他對「水門事件」稱為「水門醜聞」非常反感。無論是敵人、朋友，還是同志，為了戰而勝之，完全可以不擇手段。常甯諸位書記縣長，乃至公安局長，都是奉毛澤東的指示行事。要追究責任，第一要追究毛澤東。

（四）以史為鑒

《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專刊一度被查封，涉及到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還要不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要不要以史為鑒。

最近有好心的朋友好心地勸告我：不要研究歷史。歷史放在那裏讓後人去研究吧！為什麼我們自己的歷史成了燙手的山芋呢？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科學，那麼科學無禁區的通理在歷史領域裏為什麼要高亮紅燈禁行呢？剛剛過去的五十年，像我這樣一個72歲的人，還保存著記憶，為什麼不能研究呢？

拿常寧縣為例。我絕對相信今天這個縣已經高樓林立，舊貌換新顏。我雖然沒有到過常寧，但1942——1944年在衡陽住過。常寧是衡陽的屬縣，相距咫尺。1944年我10周歲，因為日軍逼近衡陽，我和母親弟妹狼狽逃出衡陽，奔往江西尋找父親。我對衡陽的舊貌還存有模糊的印象。難道因為今天常寧舊貌換新顏了，就不應該追究它的歷史嗎？

研究歷史要追溯事實。毛澤東不是主張「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倡導「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嗎？魯迅說，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我這個1949年就加入青年團的人，至今仍然不放棄追求真理，追求希望，追求美好的明天，所以我不能對歷史採取回避的態度。現在直面研究歷史，儘管這在大陸現在不致于重走林昭、張志新的覆轍，但仍是要冒犯風險的。前述好心的朋友的忠告，大概就是為了我的安全而以下策相勸。這些50來歲，出生在反右運動前後的朋友，當我問及他們一些常識問題時，他們實在是近乎一無所知。

（五）一個殘酷的問題

常寧的歷史，不是孤例，特例。寫到這裏，有一個問題，在大陸，這是一個非常殘酷、非常尖銳、非常犯忌的問題，儘管現在雖然連連戰先生也來握手朝聖，讚譽有加，但是我仍然要問：中共奮鬥犧牲80幾年，雖然是奪權到手，勝利稱王，但這樣的革命，對中國的社會發展，是起了促進作用，還是促退作用？

我想，這個問題，對每個大陸的中國人、中共黨員都是不能回避的問題。

無論如何，我是反對不斷革命，永遠革命的。革命是萬惡之源。革命是難以承受之重。

（2006-4-17于山東大學附中）

來源：新世紀(4/18/20062:53)(//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