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中國目前有兩大文化矛盾現象：一是，官方權力核心力倡文化改革，而文化產業的標桿領域出版業與報紙業，一片暗淡；二是，影視產品粗製濫造、踐踏文化，而權力批發機構仍以利益「改革」方式反「改革」。

　這究竟是為什麼？

　首先來看，所謂的文化改革是服從宣傳「三個代表」的政治需要的，即不能在文化上進行不斷創新就無由詮釋或補足「三個代表」中的「代表最先進的文化」一說。故此，就有了2003年5、6月間中共核心高層文化主管人物李長春先生的「三個一切」。6月4日，李先生視察吉林省長春市等地，提出了「三個一切」即：一切妨礙文化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衝破，一切束縛文化發展的做法與規定都要改變，一切影響文化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

　2003年6月末，李長春先生的「三個一切」成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的主要精神，會上他發表了重要講話，稱言：「深化改革，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

　時隔兩年多即2006年1月，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又聯合發文《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人民日報馬上發表評論員文章，曰：「充分認識體制改革重要緊迫性」。

　在官方大力填充「三個代表」留下的文化空缺之時，實際情況又何呢？答曰實質上，「文化管制／管制文化」仍然大行其道！

　「管制文化」在分析層面上有兩種意義：一是，對文化產品進行管制，如出版（片）審查制度、新聞行業准進許可制度，等等；二是由於管制動作的連續性即制度化，現時就形成一個文化亞種即反文明的「文化病態」，如整體的文化心理陰暗，特別是對含沙射影響、微言大義的恐懼，於是，「管制」就成了一種先入為主的思維方式。第二種情形的慣性發展，必須導致「文化」敗亡。這種慢性的敗亡即非古典崩潰也絕不亞於「文化大革命」之「破四舊」與「懷疑一切」所造成的惡果。

　以上分析絕不是危言聳聽，實際情況也證明，所謂的「文化」已經敗亡，即出現了非古典崩潰。由於管制文化形成的利益集團無法適應市場，必然實行尋租，設法出台更多的「技術管制」來詮釋政治上的正確，以便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些利益集團就是盤剝民間創新集團的那些許可證發放機關。比如說，一個官方出版社，它既無市場經驗又無相應編輯力量，就必然依賴「賣書號」生存。一個書號從1萬塊（人民幣）到1.5萬不等。據悉，幾家頂尖級的大社也開始從此道上撈錢，而書號價格則高達3萬元。一個出版社一年賣上一百個書號乃平常之事，再加上低價傾銷一批非暢銷書，日子就能過得相當不錯。

　至於電影（電視劇）的許可證操作更為複雜，「審批的不確定性」有時可以搞得製片人聲名狼藉、投資人傾家蕩產。何以如此？因為一部影視得到立項後，投資拍片少則幾百分元投資，多則數千萬，但審讀一關很可能被斃掉。如此，幾百萬乃至幾千萬投資則化為烏有。若是投入到黑市去以光盤形式發行，最多能收回投資的40％，少的甚至達不到10％。如此殘酷和「潛規則」必然抑制民間的創新活力。所以，無論李長春先生的講話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意見」，都無法解決「意識形態剛性——管制文化的尋租——破壞市場活力」（或可稱「意管破機制」）的根本問題。

　中國「文化」的敗亡，從根本上講是意識形態的悲哀！設想一下，存在著「意管破機制」的社會怎麼會產生先進文化。產生不了先進文化，何論代表最先進的文化？

　純粹是一場兒童遊戲般的自我塗鴉！

　為配合權力核心的改革傾向，中國最大的文化管制權力尋租機構（曰「國家廣電總局」）也煞有介事地稱從2006年5月份開始「取消題材立項審批」（中新網，4月15日），以便「更加符合文化市場運行規律」，但是它根本沒放棄審讀制度。不惟如此，它仍稱「重大題材仍需立項審批」，並且「動畫片，重大歷史題材，中外合拍劇，還是要按照原來的辦法進行管理。」又一場半吊子式的「改革」。究竟這一「改革」將產生多大流量的尋租利益轉移，至今尚無法測知。

　與權力核心口號化改革、權力批發即許可證發派尋租中心的「技術化操作」相對應，有兩大詮釋等於提前給所謂的文化改革劃上了句號。

　其一，中國出版業已經由泡沫接近崩潰臨界點，業內人士已經無法樂觀，諸如印數下降、退貨增加、庫存暴漲、效益下降因素造成了滯漲局面（《2006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科文獻）。這種局面的形成很大動因來源於「意管破機制」，其中盜版的猖獗即致正常渠道「退貨增加、庫存暴漲」的主因仍來源於出版社與黑市的勾結，正如中國黃色（妓女）產業的形成是由警方參與（背後支持）而致一樣。

　其二，中國報業陷入全面經營危機，《2006傳媒藍皮書》（中新網，4月13日）稱：「以2005年為『拐點』，中國傳統報紙已經停下了持續多年的上升腳步，廣告營業額開始大幅度下滑，平均跌幅達15％以上，…傳統報紙的強勢地位已經從根本上被動搖。」云云。此種停滯、動搖固然有網絡媒體興起的影響，而更大的原因仍「意管破機制」導致的結果。試問：今天中國有一份純民辦的報紙嗎？

　在「意管破機制」的強大鉗制下，權力核心的改革與不過是「瘸子打驢——坐著喊」而已。不惟權力核心只是「瘸子打驢」，就連我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也要進行自我審查，避免在「審讀」一關上搞個傾家蕩產。一位西安大學生讀了我的《中國古代言論史》，大加讚賞，來信問我為什麼不寫言論史的近現代部分。我很尷尬，除了資料準備、資金籌備外，最大的因素仍是「審讀」一關。因為，近現代言論史必然會涉及敏感話題，如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乃至六四事件，哪個出版社敢出這樣書呢？

　我憑寫稿掙錢，若花上三年功夫寫一本《中國現代言論史》，一個月內讓出版社給「斃掉」，實在是從經濟上講不通。只講《中國古代言論史》的出版，就足夠教訓。本該賺錢，卻賠了。為什麼？書號費1.5萬拿進去了，這個較學術化的書不能多印（只印8千冊）；再加上出版合同上的周折，費用加大。有一家國字號的出版社一見選題就皺眉頭了，談了一個月，左提條件、右提條件，最終還是讓社長給否了，他說：「《中國古代言論史》沒涉及國民黨，當然就涉及不到共產黨，但是其中有含沙射影的地方。」

　這不是明明白白的現代「腹誹罪」嗎？！

　與這位社長的左派式評論不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頤先生讀了該書初稿，評價說：「填補了一項空白，開拓了一個新領域。」但是，學者的評價比不了「意管破機制」裡的權力評價，民間出版人士則善意地勸告：「這該是社科院那幫人搞的書目（課題），他們有閒錢、有閒人都不幹，你這不是吃飽了（撐得）嗎？這個妓女化的文化市場，誰還搞那樣高雅的課題。別談什麼賺錢了，能出了，就得敲鞋幫子（念佛）了！興許那會兒，出版總署的人心情正好…」

　不管權力核心人物李長春先生擲地有聲的「三個一切」，也不管我為了謀生而必須自我審查計劃在國內出版作品，更不管出版總署的人哪會兒心情好，問題仍然是：這一幫中國人，如果他們不想徹底地整體上將中國搞垮、搞爛（再回到1860年以前），那麼為什麼他們認可「意管破機制」的存在呢？

　若干年後，李長春先生如今日李瑞環先生一樣地淡出政壇，他會不會為自己的「三個一切」之前的「真善美」一樣地化為政治閒談之資，而臉紅呢？

　若干年後，我這樣崇尚自由的作家，會不會面對著筆桿子與飯碗子的兩難選擇而羞慚地請求上帝原諒呢？

　若干年後，那些穩佔在「意管破機制」中間的分利集團，會不會在中國民主化到來後請求人民原諒，已免除對他們的經濟（非政治）清算呢？

　這一切，已經不再是懸念，而取決於中國「文化」敗亡的速度。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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