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6日訊】(亞洲時報 Kaveh L Afrasiabi撰文) 美國已經決定與伊朗就伊拉克問題舉行直接對話，與此同時又堅持在核問題上孤立伊朗的政策，而且還經常聲稱要在伊朗進行「政權更替」。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華盛頓一些決策者將會爭辯說，在目前的情勢下，美國事實上能夠同時追求這些目標。

但不管兩國有關伊拉克的會談將發生什麼事情，美國的布什政府都將面臨是否真的想（以及如何）在伊朗尋求「政權更替」這問題。布什政府不久前又撥款7500萬美元用於削弱伊朗政權的統治和促進當地的「民主事業」，也就是說美國已經正式把「政權更替「作為對伊朗的政策目標。這一政策是由國務卿賴斯最近宣佈的。

美國國會許多議員也打著《伊朗自由法案》這面旗幟尋求同樣的結果。他們聲稱，布什政府與伊朗舉行任何對話都會偏離他們所認為的美國真正使命。有些議員堅決主張美國承認伊朗流亡反對派「人民聖戰者組織」（Mujahideen-e Khalq，簡稱MEK），儘管該組織被國務院列入恐怖組織名單。

然而就目前來說，德黑蘭已經發出了足夠多的信號以示對美國的提議做出積極反應。去年10月賴斯在國會聽證會上主動表示了美國的意願，她表示授權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哈利紮德（Zalmay Khalilzad ）與伊朗代表會晤。隨後哈利紮德證實，總統和國務卿為此都已給他明確的授權。

截至筆者撰寫此稿，兩國會談的日期和時間仍未最後確定，但各種跡象顯示雙方都在會談前展開緊鑼密鼓的外交活動，彼此向對方發出了「一時一樣」的模糊信號。這顯示雙方進入了一個相當尷尬的時刻，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如何開始。

例如，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Seyed Ali Khamenei ）為會談祈禱，但另一邊廂美國的發言人卻質疑「奇怪的時間安排」，並暗示伊朗做出對話的決定是由於它在核問題上受到了國際壓力。隨後伊朗駐聯合國使團也作出了負面的反應，伊朗外交官提醒所有人：德黑蘭並未主動提出有關對話的構想。

因此，美國和伊朗對話的命運取決於伊拉克危機或伊朗核危機的狀態，其中任何一個都會制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是，阿拉伯世界也對繞過他們推展的美國－伊朗對話，提出嚴重的質疑，儘管客觀而論，阿拉伯人應該歡迎美國－伊朗關係出現任何解凍跡象，因為這將對中東和平事業大有幫助。

在這階段，美國和伊朗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是為建設性對話制定具體的規則。這樣的對話不應該是宣洩舊怨的談判和「聾子間的對話」。用思想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話來說，對話應該是一種促進「容忍和禮讓」的交流。然而，真正的雙向接觸，與扭曲的、獨腳戲式的對話之間有巨大的差別。

另一問題是，如何避免美國和伊朗內部的選舉政治對美伊之間的對話和解產生負面影響。目前已經證明，兩國的選舉是另一個限制此類對話的因素。

來自過去的教訓

很不幸，在過去的1/4世紀裏，美伊雙方基本上一直是各唱各的調－－2001年雙方就阿富汗問題舉行的會談是個例外。雙方的主要目光都放在分歧上，讓對話從屬於它們相互衝突的地緣戰略考慮，並有意對對方的利益和憂慮漠然視之。在最惡劣的時候，他們的直接或間接對話充滿了敵意甚至仇恨。

讓伊朗耿耿於懷的一件事（該國駐聯合國使團最近在廣受歡迎的電視節目Charlie Rose Show上說出了心中的不滿），是在2001年的反塔利班運動中，德黑蘭給予合作所換來的結果，卻是布什在2002年的國情咨文中將伊朗列入「邪惡軸心」。換句話說，雙方之間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這需要雙方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克服。

1979年的人質危機給雙方關係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害。華盛頓和德黑蘭需要明確表示改善關係的願望，因為這樣的願望是根治過去創傷的良藥。顯然，阻止雙方和解的重大障礙仍然存在，因此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並非沒有可能。

雙方應該遵守的規則

第一，每一方都必須盡力清楚理解另一方的利益和問題。這既是前提條件，也是對話的結果，而且需要雙方事先做細心的準備。例如，美國分析伊朗最近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時，必須考慮伊朗在後911時代的安全顧慮，而不能把它誤解為軍國主義或有進攻性目的的行動。

第二，每一方必須先認清自己的利益和優先任務。這也意味著任何一方都應鼓勵公開討論，去弄清自己該採什麼立場。因此，美國的問題是，美國內部要舉行充滿活力的辯論以討論美軍常駐伊拉克的目的：美軍進駐伊拉克的主要長遠目的，是要威懾伊朗，還是其他的什麼東西？

至於伊朗，它需要就是否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及其如何影響伊朗的國家利益舉行公開的辯論。關於伊拉克和它一旦陷入內戰對伊朗和其他鄰國的潛在衝擊，華盛頓和德黑蘭需要表明他們阻止這種局面出現的決心以維護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雙方必須減少分歧。它們可以通過分析和區別哪些是有礙正常化的分歧，哪些是在正常外交關係裏可以接受的分歧，從而達到此目的。這樣的例子在外交史中比比皆是，例如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以及伊朗和波斯灣其他國家的關係。這樣的區分有助於排除一些分歧，弄清哪些是雙方的共同利益（如打擊恐怖主義）、哪些存在利益衝突（如美國在海灣的單邊主義），哪些是並行不悖的利益（如海灣的穩定、伊拉克的國家統一和遏制伊拉克的內戰）。

有些分歧也許並不那麼「勢不兩立」，例如伊朗對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打算駐紮伊拉克直到該國穩定為止所表示的不滿。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每一方必須展示出修正其對另一方的理解和解讀的誠意。所有這一切的主要前提是，美國必須明白穩定並不是單方面想做就能實現的現象，美國的權力本身並不能確保穩定。

就像跟中國的關係一樣，美國與伊朗的關係在可預見的將來會受到諸多問題的妨礙－－不管兩國的關係有沒有正常化。然而，美國應明白該當選擇和解與談判之路，　而非脅迫性的外交策略。

第四，每一方必須願意進行持續的、有建設性的談判，而不能進行三心兩意的嘗試，更不能不採取有意義的後續行動。為盡量減少間歇性的談判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雙方需要預先為對話制定一份路線圖，以防一場改善關係的運動被妨礙對話的勢頭阻撓。此外雙方需要持續釋放「積極的訊號」以便讓各自內部的公共輿論為關係正常化做好準備。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紮裡夫（Mohammad Javad Zarif）所重申的德黑蘭反核武的立場，同時被美國的《紐約時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

第五，雙方必須秉持善意進行對話。這意味著必須避免爭論是誰採取第一步，同時還要避免給人一種印象：對話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不是為了持久性的友好。不幸的是，美國和伊朗今天的對話氣氛充滿著對對方動機的懷疑和口水戰。

最近美國內部有些人指責伊朗成了阿爾蓋達恐怖分子的天堂。筆者最近聽到《美國之音》的一篇採訪時大吃一驚，從中瞭解到有人在這個敏感時刻千方百計拿伊朗與阿爾蓋達的聯繫做文章。在此筆者想指出，「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阿爾蓋達、塔利班及其相關個人和實體委員會」（UN Security Council’s Committee Concerning al-Qaeda, Taliban, and the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便曾稱讚伊朗與該委員會的合作。

總之，籠罩在雙方上空的不信任烏雲可以通過深化對話的進程和拓寬其領域來掃除。有關北韓核問題的多邊會談也許是一個值得借鑒的例子。然而，只有當有關伊拉克穩定這個小談判，被提升至如何解決阻礙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大談判時，雙方對對方動機和意圖的懷疑，才有機會掃除。若兩國繼續迴避就「所有問題的根源」－核問題－進行直接談判，它們之間的惡意就無法消除。

註：本文作者Kaveh L Afrasiabi博士 是《霍梅尼之後：伊朗外交政策新動向》一書的作者。(//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