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 「非典」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我這裡之所以要把「非典」和「腐敗」聯繫起來，是因為我覺得首先如今的腐敗案情很像當時的「非典」疫情。其一是腐敗的危害象「非典」，「非典」致人死命，腐敗忘黨忘國害民；其二腐敗的傳染性象「非典」，「非典」的傳染性極強，往往一人剛住院，這邊就跟進一大片。現在貪官污吏如過江之鯽前「腐」後繼，尤其是一些地方的「窩案」，說明「腐敗病毒」也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再者，在那場抗擊「非典」最終戰勝「非典」鬥爭中所積累的經驗教訓，更值得我們在「反腐」工作中總結和借鑒。

反腐敗喊了不止一年，坐牢殺頭也不止一人，甚至對那些省部級的高官也都用了極刑。但大小貪官污吏象中了瘟疫一樣比賽著貪，不僅所貪財物數量越來越大而且貪官的職位也是水漲船高。尤其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一些地方的「窩案」，貪污犯罪動輒十幾人、幾十人。眾所周知的遼寧省及瀋陽市從上到下數十名官員一起成了貪官。據新華社報道，福建省周寧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就是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周寧縣，近年來醜聞頻曝，除出了個聞名全國「三光」縣委書記林龍飛（所謂「三光」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道德敗壞的縣長孫某（與同住一樓的縣紀檢委書記的夫人搞不正當男女關係）外，該縣還有兩名副縣長及十多名科局長因涉嫌受賄罪、貪污罪、行賄罪、挪用公款罪被追究刑事責任。河南省連續三任交通廳長相繼因貪污受賄落入法網後，2004年初，一直在交通廳任職的前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總經理、懂事長童言白，又攜髒款舉家外逃澳大利亞……等等。可以說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旦主要官員腐敗，往往上行下效，一個比著一個貪，最後就像瘟疫一樣蔓延開來。

「腐敗病毒」就像當初的「非典」一樣正在肆虐，幾乎凡有官員的地方就有腐敗，且一挖就是一窩碩鼠。如果說我們對防治腐敗的重視程度不夠似乎有點冤，能把反腐敗提升到關係執政黨「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見憂患意識之強了；如果怪我們黨員幹部自身缺乏免疫力不能抵抗「腐敗病毒」的侵入，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人性本身就有「善」與「惡」的兩重性，不抑惡何以揚善？而抑惡主要依靠外力；如果說我們反腐敗手軟不力似乎不合實際，這些年大大小小貪官坐牢殺頭的也不少，用刑之嚴厲世界他國罕見，然而貪婪之人就是不怕死！

那麼「腐敗病毒」蔓延擴散難以遏止的根源究竟在那裡呢？原因固然非常複雜，但是毋庸諱言這裡有「政治體制」的原因！說起「政治體制」許多人感到神秘深奧，其實簡單的理解就是「政府官員產生的機制」。從一些貪官的腐敗歷程中我們驚奇的發現，貪污受賄往往是從「買官」開始的，現實中陞官的主要渠道就是要得到上級主要官員的肯定，有些人沒有能力沒有政績就用錢來買，然後在新的職位上再做「權錢交易」，獲取更大的利益。由於一級官員只對他的上級官員負責，因此在本級便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包括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另外法律法規存在不確定性，難以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比如說法律以貪污受賄多少多少元錢為立案標準，只要不超過這個標準便萬事大吉。可是正是由於這多個「小恩小惠」，最終使他們滑向深淵，最終「成就」了一個個大貪官。

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經濟不可逆轉的融入了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之中，公平、公正、公開的現代經濟體制，必須要有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否則，面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大潮，我們將有更多的政府官員被無情的淹沒，反腐敗的道路也會更加漫長和艱辛，反腐敗投入的成本和收益也會更加不成比例。

曾幾何時「非典」來勢洶洶不可遏止，其原因首先是我們在「非典」初起時重視程度不夠；其次是因為我們對「非典」病毒認識程度不夠，導致我們的防治措施不得力。但後來當我們發現「非典」已經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嚴重威脅的時候，當我們意識到與「非典」的鬥爭已經是「你死我活」性質的時候，我們用上了所有「先進」的東西，包括制定防治措施，建立所需的體制、機制，與國際衛生組織合作等等。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我們對待輿論和媒體態度的轉變，使得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獲得最廣泛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從而調動了最大的決定性的群眾力量，這是我們最終戰勝「非典」的決定因素。

抗擊「非典」的許多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在「反腐」工作中借鑒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建立「依靠群眾讓群眾做主」的機制，即實現「官由民選」，讓人民來監督「公僕」，讓「公僕」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上級「老闆」負責；進一步制定具體的可操作性法律法規，真正使法律法規對腐敗起到「防範和警示」作用。這樣才能徹底消除「腐敗病毒」得以滋生的溫床和土壤，從源頭上斬斷「腐敗病毒」的基因鏈接。

轉自《民主論壇》2006-04-09(//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