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 僅僅在去年立法會表決特區政府政改方案前的十二月十五日﹐距離現在才兩個多月﹐特首曾蔭權與香港土共民建聯建立了親密的戰鬥友誼﹐他親自率領十名司局長官員，加上九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走上鬧市街頭，參與由中共在香港外圍組織民建聯等組成的“關注政改大聯盟”的簽名活動，呼籲立法會議員聆聽他們的意見，通過政改方案，把香港的政制發展納入中共的“鳥籠民主”中。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蔭權拒絕傾聽香港市民的意見﹐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發表講話﹐指責香港民主派是“反對派”﹐這頂帽子大獲香港土共的喝彩﹐群起大罵“反對派”。從特區高官到香港土共都表現出政治的幼稚病﹐因為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反對派”是正常政治生態的產物﹐絲毫不含貶意﹔而專制國家中的“反對派”更具褒義﹐當然﹐在共產黨人眼裡﹐反對派就是反革命。香港政治生態在中共的基本法緊箍咒與多次“釋法”及政經壓迫下﹐民主派根本就沒有出頭執政的日子﹐只能淪為永遠的反對派﹐要怪只能怪北京﹐怎能怪民主派﹖
其後﹐曾蔭權又表示再不管政治﹐而只注重經濟與民生了。這是鬥氣的話﹐不是他這種身份的“政治家”應該說的。因為基本法規定了“普選”的最終目標﹐只搞經濟與民生﹐違反了基本法。但是這種說法很合北京與香港土共的心意﹐那就是小老百姓只配渾渾噩噩過日子而由土共或其他“愛國”人士“講政治”﹐壟斷香港的政治權力與權利。因此曾蔭權這種不當說法也獲得土共的歡呼。
曾蔭權後來也發覺這種說法有問題﹐作為政治家﹐怎麼可以說這樣露骨的話呢﹖何況他已開始籌組班子準備二○○七年的特首“選舉”﹐由於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蠢蠢欲動﹐讓曾蔭權要特別小心。因此他再次耍政治手腕﹐搞表面的“平衡”來攏絡人心﹐並且繼續分化民主派。於是他委任民主派的兩位年輕成員何安達與劉細良（年紀四十上下）出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委任民建聯二十九歲的“新秀”陳克勤出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
哪裡知道這個決定居然捅了馬蜂窩﹐土共的頭目和御用文人紛紛出來痛斥曾蔭權﹐使人瞠目結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從曾蔭權的從政歷史與表現來看﹐他是比較善於運用權謀的。政改方案的流產﹐顯然說明他與民主派互信不足﹐因此他雖然說了一些氣話﹐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必然要加強與民主派的關係。因此對這三個人的委任﹐顧及到了“端平一碗水”﹐表面上來看﹐對民主派的示好又似乎更多一些。例如“全職顧問”云云﹐既可能是重用﹐也可能是顧而不問。就如董建華時代﹐邀請“信報”總編輯練乙錚﹐但因為他與董建華的分歧而被投閒置散。去年六月他在“信報”發表了十七篇回憶文章道出某些秘辛。何況曾蔭權上台後﹐原來的策發會全面改組，同樣為政府收集意見的中央政策組變成了秘書處，它的重要性已經降低。
然而因為民主派有兩人上位﹐土共只有一個﹐而何﹑劉二人的工資又高過土共的工資﹐因此土共就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歧視。這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質的典型。
去年五月﹐也就是董建華下台﹐曾蔭權出來競逐特首時﹐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著文﹐聲稱曾蔭權的智囊建議，為加強問責制，在各局長之下分別開設“政治顧問”職位，協助局長推銷政策，於是他建議應該任命政黨人士出任這個職位。但是後來曾蔭權的回應卻說設立的是“練習生”﹐使人想起“西崽”的OFFICE BOY。相信曾特首的回應太刺激曾主席﹐所以把“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也當作練習生。然而這是權力中樞的“特別助理”﹐也就可能受到特別眷顧﹐平步青雲﹐怎麼土共們沒有想到這些呢﹖
但是難道真是為了這點“不平衡”導致雙方扯破臉﹖當然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去年五月曾鈺成提出政治任命局長助理﹐明顯就是向即將出任特首的“港英餘孽”曾蔭權要權﹔現在曾蔭權開始部署二○○七年的特首競逐﹐曾鈺成組織圍剿﹐自然也是要求曾蔭權分權的一種政治表態。這次加入戰團的還有民建聯現任主席馬力等等﹐他們甚至表示不排除會派出候選人與曾蔭權爭奪特首寶座﹐明顯在將曾蔭權的軍。更有御用文人責問﹐為何左派（土共）在香港就有“原罪”﹖進入政府架構都有困難﹖而且在香港一直被人瞧不起。他們甚至認為北京對此也有責任。為此還傳播消息說﹐曾蔭權的後台﹑港澳辦主任廖暉即將離職﹐顯然為“倒曾”打氣。
何安達與劉細良是民主派的智囊型人物。何從事公關工作﹐人緣不錯﹐所以反對聲浪不大。劉細良曾是民主黨研究部主管﹐多年前投身傳媒﹐現在更是在李嘉誠旗下的傳媒任職﹐但是他的以往表現還是令土共憤憤不平而遭到土共的圍攻，民建聯現主席馬力批評劉細良「心態反共」；前主席曾鈺成更說「劉細良不但是『民主派』，而且過去還是『民主派』的打手，在報紙發表文章和在電台主持節目，經常以尖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攻擊『親中』人士，毫不掩飾他對『傳統左派』的敵視和鄙視。」看來﹐現在到“秋後算帳”的時候了。
可是如果看到香港土共歷來的表現﹐例如一九六七年的文革暴動﹐丟炸彈﹐燒死傳媒人士﹔以及今天高喊“反擊右傾翻案風”﹐明天又可以喊“鄧小平萬歲”﹔今天吹捧江青同志﹐明天說她是“白骨精”﹐來來去去都是那班人。他們只知鬥爭反英﹐對香港的自由法治卻毫無建樹﹔香港主權轉移以後﹐他們對董建華貢獻餿主意﹐導致香港沉淪﹔這些又怎麼可能使香港市民對他們產生尊敬呢﹖今年是文革爆發四十周年﹐香港土共至今沒有與他們的過去決裂﹐又怎能脫掉他們的“原罪”﹖他們坐上人大﹑政協的寶座還不夠﹐在特區建制裡有不少職位也還不滿足﹐卻要壟斷主要權力﹐香港又怎能對外打扮出“一國兩制”來欺蒙世人呢﹖這也是北京需要對他們進行“節制”的原因。因此廖暉離職之說出籠﹐中聯辦就高調否認。當然﹐土共現在敢於不顧北京“和諧”之說而如此赤裸裸的向特區政府要權﹐顯然也是因為中央的權威性已經下降﹐難壓“地頭蟲”了。
除此之外﹐因為土共在北京也有他們的人脈﹐因此可能聽到一些對曾蔭權不利的小道消息﹐以為“倒曾”的機會到了﹐吾可取而代之也。問題是即使中央對曾蔭權不滿﹐是不是一定要倒他﹖就是要倒﹐也要通過黑箱運作﹐表面上還需要製造“和諧”局面﹐豈容土共們大鳴大放﹐破壞中央的戰略部署﹖
但是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目前曾蔭權與土共表面上蜜月已經結束﹐但是隨時也會因為利益一致而重新結盟。從“大局”來看﹐他們還是利益共同體﹐因為都不想看到香港有真正的民主﹑法治﹐要政治分贓不是難事。──原載《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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