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

黨報驚呼改革陷入「膠著狀態」

風風雨雨的二００五年已經過去，中共沒有達成「改革攻堅年」的目標，整整一年成了「質疑改革年」。

何以會變成這樣的結果呢？北京分析人士指出，關鍵是中共高層對改革葉公好龍，忸怩作態，「改革攻堅」成了銀樣蠟槍頭，所以「以民為本」成了以官為本，「和諧社會」成了火山爆發。胡溫想有所作為仍被困在中南海。

二００六年伊始，改革與保位拉鐻戰加劇，各種利益勢力糾纏不清，就連黨報也驚呼《中國體制改革進入膠著狀態》。

二００六年初最讓人關注的膠著事件，莫過於《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查禁與反查禁，如今已演變為一場全國性對壘事件。黨內不少人士及部門，支持編輯李大同等人向中紀委控告中宣部高層的蠻橫無理、破壞黨紀國法的查禁行為。二月二日，十三名已退休中共重量級老幹部江平、朱厚澤、李鋭、李普、何家棟、何方、邵燕祥、張思之、吳象、鍾沛璋、胡績偉、彭迪和戴煌，更是聯名上書中央，譴責中宣部，支持李大同，令中共黨內分歧公開化。

在海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中共野蠻保守當局不得不向現代文明屈服，宣佈《冰點》周刊於三月一日復刊（雖然背後仍搞了些懲戒小動作），第一個膠著事件由此破局。但是，二００五年留下的其他僵局呢？相信好戲還在後頭。

這是二００五年從「改革攻堅年」變成「質疑年」的必然結果。好戲還在後頭。那麼，如今中國是怎麼一個現實呢？

無法遏止的大面積腐敗

腐敗如影隨形地附在中共身上。

山西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最近作為成績公佈共受理群眾信訪舉報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三件，立案六千七百二十一件，結案六千六百七十四件，處分黨員幹部七千一百六十九人，其中地廳級幹部十人，縣處級幹部二百一十九人，挽回經濟損失九千二百九十點三萬元。集中開展了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的專項監察，並有九百五十二人對官員入股辦礦問題進行了申報，涉及股金一點五六億元。平均每人近二十萬元。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二００五年共有一千二百零五個違規機構被處罰，六千八百二十六名相關責任人受處分，三百二十五名高管人員被取消任職資格。

二００五年江蘇共立案查處土地違法案二千八百五十五件，收回土地九千九百五十五畝，對二百三十名責任人給予黨紀政紀處罰。

中共的腐敗，已經演變成結構性腐敗，要根除談何容易。

社會矛盾仍在激化

腐敗的結果是：中共的貪官及其與他們勾結的奸商不勞而獲，過著奢侈的生活；廣大人民辛辛苦苦，卻要節衣縮食，才能分期付款買一個「窩」、或供子女上大學，而相當一部份人則過著貧困的生活。

腐敗使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激化了社會矛盾，使報復性惡性案件層出不窮。

丁吉福因和煤礦礦主有私怨，於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八日引爆了新疆奇台縣塔山煤礦生活區存放的五百一十公斤炸藥，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魏海波出於報復社會，二００五年七月五日攜帶多枚自製爆炸裝置乘坐火車來到北京。七月六日至八日，先後在北京市宣武區饒豐賓館八０五號房間床下、北京天壇公園東天門中門、崇文區新世界商場地下超市男衛生間、北京火車站前廣場西側南花壇分別放置四枚自製爆炸裝置。七月八日下午兩點多，北京火車站站前廣場所放置的爆炸裝置被引爆。

二００六年一月六日上午，甘肅省張掖市民樂縣法院在四樓會議室召開會議，由縣委副書記帶隊的縣委考核組正在對法院工作進行年終考核。九時十分左右，民樂縣洪水鎮新豐村六十二歲的村民錢文昭身綁炸藥進入會場。在與法院院長對話時，他按動手中的按鈕引爆炸藥，致使縣委副書記、縣人民法院院長、縣直機關工委副書記、縣法院辦公室副主任與錢一起被炸死，十七人受傷。

錢文昭的兒子在一宗案件中「自殺」，但疑點很多。另外，法院的善後處理也令錢文昭不滿，因而走向以「人肉炸彈」「恐佈襲擊」官員的道路。

近年來，因各種原因而導致的法院爆炸案為數不少。例如二００五年五月十二日，張家口市赤城縣一男子因離婚糾紛到法院辦理離婚時引爆身上的炸藥，造成兩人死亡、三人受傷；二０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名礦工因工傷糾紛到湖南永興縣法院實施爆炸，造成法院執行局副局長、執行二庭庭長被炸死；二００四年七月十二日，南昌市進賢縣一村民因贍養糾紛在文港法庭實施自殺性爆炸，本人當場死亡。

貪官和奸商掠奪國資和人民財產，人民不甘心財產被掠奪，掀起了維權運動。

陝西油區的私營油田被沒收。二００五年四月十二日，馮秉先、馮孝元、王世軍為要回油田或追加補償金，組織靖邊、定邊縣一百多名原石油投資人，將榆林市政府大門圍住，使人員和車輛無法通行。後又衝進政府院內，致使政府多項重要政務活動被迫取消，政務大廳十三個部門停止辦公。二００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三人組織下，靖邊、定邊、子長三縣二百餘人靜坐圍堵陝西省委大門，並向行人散發材料，使省委車輛無法通行，交通嚴重堵塞。

二００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時許，陝西省靖邊縣法院對馮秉先等進行宣判。馮秉先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馮孝元、王世軍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政府沒收人家的油田當然要賠人家，但政府不但不賠，反而抓人去坐牢，這樣只能繼續激化矛盾。

胡企圖兩面討好滅火創和諧

由於江澤民不甘寂寞，繼續通過代理人操控政權，胡錦濤不敢得罪靠掠奪暴富的官商勾結利益集團。但受壓迫受剝削的底層百姓又像一座座火山埋在地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發，因而胡錦濤不得不祭出撫慰政策。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農業稅自二００六年一月一日起廢止。

去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已達二千八百九十三億元。

目前財政部已為二００六年安排了三千二百二十六億元用於支持「三農」。如果加上用於農村合作醫療、職業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支出，二００六年中央財政支農有可能突破四千億元。

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最近在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說，二００六年將適時提高受災群眾的口糧和倒房補助標準，提高城鄉特殊困難群眾的低保標準和補差金額。提高農村五保對象和孤兒的供養標準，其他救助對象生活補助也要適整提高。

胡錦濤想用撫慰手段，建設所謂的「和諧社會」，但對比幾年來利益集團的掠奪，三千億四千億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且中國農村百孔千瘡，要辦的事很多，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分到每個農民身上也才幾百元。三千億四千億在運作過程中也不知道要被各級貪官抽多少油水。

除了討好貧民，胡錦濤也花巨資搞什麼「馬克思主義工程」，安撫黨內極左派，以圖面面俱到。但是，胡錦濤要兩面討好實際上很難行得通。

被官僚壟斷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墮落成為被官僚壟斷的改革。最近，大陸學者袁劍網上發表《被官僚壟斷的中國改革》一文，對此作出透徹分析。他說：

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雖然比諸八十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改革的真實內容卻偷偷地被壟斷、被劫持，成為僅僅服務於強勢利益集團的獨家秘笈。我們無法詳盡解釋這種改革蛻變的歷史秘密。簡短的解釋是，這是由於中國改革的官僚依賴路徑所造成的。這種改革路徑引發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背棄了初始的全民契約，變成了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需要全民共識的官僚壟斷工程。既如此，犠牲核心圈之外人們的利益也就成為一個邏輯的必然。

事實上，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不斷開始有社會群體被拋離這列改革快車之外。當時間或流傳出的各種「下崗工人自殺」的類似寓言版本，傳達出中國社會對改革的普遍不適應症狀──改革綜合症。這種在後改革時期四處蔓延的改革綜合症，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從服務於全民的改革變成了服務於短期經濟增長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開始的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為例，這些「改革」雖然有利於推動廣泛的貨幣化進程和經濟增長，但其結果卻是將更多的人拋到了改革之外。

當人民被當作包袱而不是財富拋棄的時候，社會穩定的基礎自然會愈益狹窄。

中共利益集團阻撓中國走向民主

中共利益集團一直阻撓中國走向民主化，從左的方面干擾胡溫新政。他們的御用文人經常發表謬讑，反對民主化，因為中國一旦實現民主化，中共利益集團的胡作非為一定會被揭發出來。

國內發行的《鳳凰周刊》一篇署名祝東方的《民主化絶不是中國的選擇》的文章對這點說得很坦白：

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必然要面對一個政治清算問題。也就是說，一九九０年代以來承擔了改革成本的廣大工農、市民和退休人員，就應該憑藉其人口數量的優勢，按照程序民主，對國有資產流失過程中崛起的暴富階層或財富寡頭進行清算。由此可以引申出這樣一個推論：如果未來存在這種清算的可能性，那麼當今獲得了改革紅利的資產階級就不會讚成民主化。

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鬥爭。不實行民主，難道就能保證廣大百姓服服帖帖地受壓迫受剝削？當然不會，現在有的弱勢群體已用暴力進行反抗，長此以往，中國總有一天要爆炸。

江澤民的智囊、中央黨校副校長、偽理論家李君如最近寫了一篇《中國能夠實行什麼樣的民主》的文章，提倡什麼「協商民主」。要那些靠掠奪起家、養得肥頭肥腦的貪官、奸商和臉黃肌瘦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失屋業主「協商民主」，行不行？比如說，城鎮業主和貪官、奸商「協商」：請不要拆我的祖屋！貪官、奸商會答應嗎？他們不把你抓走坐牢已算好人了！他們不拆你的祖屋靠什麼致富？

李君如還笨拙地舉出中共「解放」後建立各級政協委員會進行政治協商的例子，中共所謂的政治協商如果是真的和有用的，那還會發生被中共稱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自由知識分子呼喚民主

自由知識分子與御用文人針鋒相對，大造輿論宣傳民主。從右的方面影響胡溫新政。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孫展打山了「鄧小平牌」。他最近發表題為《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決定所有改革的成敗》的文章說：

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會議的主題是聽取端正黨風、糾正不正之風的工作匯報。一向思維開闊的鄧小平在聽取完報告後，突然話鋒一轉，將話題引向了政治體制改革。

．．．．．．據二００四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年譜》中記載，當時，鄧小平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會遇到人的障礙。」

三農專家于建嶸也在《鳳凰周刊》上旗幟鮮明地發表題為《民主憲政是化解中國社會風險的出路》文章說：

要真正化解目前中國存在的社會風險並且實現長治久安，就一定要建立民主的憲政體制，就一定要開放社會利益表達機制，實行公平和理性的利益博弈。

首先，應當逐步建立體現民主和憲政精神的政治體制，這樣才能真正樹立國家政權的權威。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中國政治的統一性正在發生改變。在以往及現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權威正在逐漸被地方黨政權力的自利主張所消解。只有建立以民主為基礎的憲政體制，在民主的基礎上強化以法律形式體現的國家權威，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國。

其次，要建立或開放對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允許農民、工人和社會其他利益群體形成自己的利益表達組織，如農會、工會、商會等等。因為目前的工農維權抗爭活動是作為一種政治壓力而存在的，而社會對這種壓力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社會的承受限度被突破，就會使現存的統治秩序失去平衡。因此，隨著工農維權活動不斷強化，更需要尋找有效的途徑將其納入正常和健康的社會發展軌道，需要在法制的基礎上制約可能發生的各種形式的社會衝突事件。

另外，大陸《現代快報》有一篇短文說：

上海市民人均月收入幾乎是成都的兩倍，幸福度卻低於成都市民；而人均月收入名列十大城市第三名的廣州市民幸福度卻是倒數第一。

這說明，經濟發展不能代替一切。中共的經濟改革即使成功，也達不到建設和諧社會的目的。這隱含了對胡溫新政的批評，說明必須摒除單一經濟改革，實行政治改革，使各方面所獲得的利益平衡，才能達到建設和諧社會的目的。

這篇文章在多家大陸報刊轉載。

兩種思潮干擾改革

二００五年被稱為「質疑改革年」，改革無法進行，也就是進入膠著狀態了。

二００四年以來，有左右兩種思潮干擾改革。

一種是否定改革的「左傾化」傾向。

江澤民掠奪式的「改革」搞得下崗失業、失田失地、強毀民居大泛濫，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因而在社會上引起了否定改革的思潮。有城鎮居民說，毛澤東、江青再壞、再無法無天，還不敢來拆我們的祖屋，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竟敢藉「改革」之名來拆我們的祖屋，這種「改革」不要也罷！

另一種是敗壞改革的「偽市場化」傾向。

江澤民利益集團曲解市場化改革，假藉「市場化改革」的名義塞進個人及某些利益集團的私貨。

掠奪京城人民大量房屋、土地的大地產商任志強囂張地說：「沒有巨大的利潤支持，無法建設品牌，因此房地產牌就應該是具有暴利的。」即是說，為了「改革」地產商的品牌和暴利，百姓的祖屋就活該讓他們拆！

所謂醫療改革，就是「醫療市場化」，醫院是「有病無錢別進來」。藥材商則肆意抬高藥價，賺取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暴利，那些藥材商都是依附權力經營的，他們要和貪官分贓的。

教育改革也是掛羊頭賣狗肉。

《瞭望》常修澤的文章說：

這是一種「李鬼式」的「假冒偽劣」改革，它使改革出現變形和異化，不僅給貶斥改革的論者提供了指責改革的口實，更重要的是，它背離了改革的初衷，違反了「三個有利於」這一衡量改革得失成敗的根本標準。對這種敗壞改革的「偽市場化」傾向尤其要排除之。

在這兩種思潮的干擾下，改革當然難以進行下去。

知識份子應發揮更大作用

知識份子是社會精英，對社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胡溫面對困境時，大陸的知識份子不斷發出聲音，力圖影響胡溫轉向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早日走向自由、民主、憲政之路。

最近，中共發表了中國民主白皮書。中國體改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楊鵬就毫不留情給予批評。他說：

白皮書發表後，我仔細讀了，感到有些遺憾。我從中看到兩個信息：一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成績卓著；二是民主只能是官定官辦的民主。

楊鵬還批駁了幾年來甚囂塵上的「外國控制」論和「中國國情論」。他說：

白皮書說：「各國的民主是由內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強加的。」這個表述不嚴謹。我們都知道，日本、德國、意大利二戰後的民主政治轉型，不是內生的，而是外力強加的。我理解，作者是想強調：「我們現在談民主，不是受美國的壓力，而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是想表現獨立自主的氣質。但是換一個角度，我同意民主政治是內生的。從長期看，民主政治的維繫和穩固，完全要依賴內生的力量。德日意法西斯垮台後，盟軍在這三個國家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但這樣的制度之所以穩定地延續至今，說明它符合這些國家廣大人民群體的內生的需要。有人認為，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不適應民主，因此不能要民主。他們這樣說，是因為對中國民眾內部生成的民主意願缺乏理解。

舉個例子，作為一名學者，我做研究，寫書。但我出書為什麼要去買書號，等待相關部門的審查呢？難道書報檢查部門的官員就一定比我對國家利益更負責任，就有足夠的資質來決定我的研究成果的好壞嗎？出一本書，也要找官員領「出生許可證」，在我看來，這是人格和精神上的不平等。民主政治，一定伴隨著言論出版自由，所以我要求民主政治。這是我的內生的需求。再比如，農民要保護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不被低價徵用，他們團結組織起來，集體向媒體、社會和官方表達訴求，這不就是內生的民主要求嗎？結社自由，是與民主政治相伴的。新聞記者發現了一些官員貪贓枉法的真相，想要報道出來，這也是內生的民主的要求。但是，我們的報刊電視，能完全自由地報道民眾希望看到的真實情況嗎？新聞自由，也是與民主政治一體的。

「六四」以後，海外許多人罵中國的知識份子已被中共收買，其實，這不符合事實。要知道，中共是人類歷史上最專制的政權，知識份子在中共的淫威下有時沉默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有機會，他們就會發出聲音，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吶喊！楊鵬就是一個榜樣！

轉自《前哨》２００６年３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