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誰能寬恕不可寬恕之罪?

——獄中讀《寬恕?!》

劉曉波

人氣 30
標籤:

【大紀元3月7日訊】也許是因為身在高牆之內,讀西蒙•威森塔爾的《寬恕?!》,心靈被某種說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種慢性的折磨所煎熬。作者西蒙是猶太倖存者,有89個親屬死于希特勒的種族滅絕,他自己也在納粹集中營中度過了最寶貴的青春歲月。但他卻在提出了一個讓受害者難以承受的問題:是否應該寬恕那些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應該,誰有資格給予饒恕?

西蒙的問題自然讓我想到了六四,我也試著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不容置疑,無辜者的血必將成為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重要道義資源。但是,當八九運動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

這既是歷史罪惡及其寬恕的道德問題,也是靈魂之罪能否得到道德拯救的問題,中國人似乎從未思考過。中共政權在執政若干年之後對戰犯的大赦,僅僅是實用的政治行為,而與真正的寬恕和靈魂的悔罪無關。恰恰相反,中共特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而對那些本國的「階級敵人」,卻一個也不特赦。同時,中共為了政治需要而犯下一系列的人迫害人的罪惡,其駭人聽聞實為舉世罕見,罪惡的製造者及參與者至今也沒有真正的懺悔,自然談不上靈魂的寬恕。在此意義上,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在道德上是渺小的醜陋的。也正因為這種巨大的道德空白,就更有必要瞭解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不僅是大屠殺的殘酷事實,而且是由此引申出的靈魂問題。

《寬恕?!》記述了一個臨終前的悔罪、以寬恕來拯救靈魂的故事,發生在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人西蒙和屠殺過猶太人的德國士兵卡爾之間。儘管請求寬恕者劊子手將不久于人世,寬恕與否對他的肉體已經沒有絲毫療救之效,但對於一個臨終之人渴望得到受害者的幫助、以獲得靈魂安寧的請求,受害者難道不應該祈求上帝給予請求者以滿足嗎?拯救一個在墳墓入口處的劊子手的靈魂,對於那些無辜的受害者公正嗎?對於活著的人還有意義嗎?

在講完這個真實的故事之後,是44位知名人物對寬恕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兩個問題:1、如果一個兇手悔悟了,我們應該寬恕他嗎?2、除了受害者本身之外,其他的人有資格寬恕針對別人犯下的罪行嗎?這兩個問題涉及到正義、同情、憐憫、拯救、良知和責任。

讓一個受害者去憐憫一個迫害者,讓隨時可能被處決的囚犯以寬容的情懷去聆聽劊子手的懺悔,僅僅是為了拯救劊子手的靈魂,使之沒有罪惡感地安然辭世,這是正義嗎?

這種拯救者與懺悔者的關係,可以在道義上給了受害者以珍貴的安慰:擁有正義的人,雖然極可能因實力弱小而倍受迫害,但邪惡的力量再強大,也只能得逞于一時,不可能永遠是勝利者,作惡者終將被釘上道義的恥辱柱。

同時,劊子手請求受害者的寬恕,使強弱關係發生改變,劊子手變成乞求者,而受害者變成拯救者,這種發生在集中營中的突然顛倒,的確又是對拯救者的嚴峻考驗,特別是要求猶太倖存者寬恕垂死的納粹,無疑是要求那些無辜死者的亡靈在墳墓中寬恕劊子手,需要具有類似聖者耶穌的襟懷——「寬恕你的敵人」,但耶穌是神子而西蒙是凡人。

有人說,寬恕不是為了有利於寬恕者,而是為了自由。但是,如果死者不能、事實上也無法寬恕,活著的人就更不能,甚至上帝都無法赦免。我依稀的記得在某本記述大屠殺的書的扉頁上,有這樣的引自《聖經》的題詞:「不,要求寬恕,這不可能。我決心報仇,直到墳墓,一個也不寬恕。」這話真的出自《聖經》嗎?

年輕的猶太人西蒙,在接到年輕的納粹士兵卡爾的請求時,處在一種無法抉擇的兩難境況之中,特別是當他面對的是一個犯下不可寬恕罪行的劊子手的真誠悔悟之時,他就更難以作出令自己滿意的抉擇。選擇寬恕和拯救,這對於那些無辜的死者是不公平的。他無權代表那些受害者對劊子手施以寬恕。而選擇拒絕傾聽劊子手的懺悔,又是對人性向善和靈魂自省的拒絕,既根絕了身負罪錯者自願改過的機會,更有違于上帝的寬容律令。

在這種近似於二律背反的倫理窘境之中,西蒙最後選擇了一種折衷的方式:只是沈默地不動聲色地傾聽劊子手的懺悔,決不用有聲言詞或明確的表情來表示寬恕。只有這樣沈默的不動聲色的傾聽,才能使西蒙擺脫倫理悖論:既沒有見死不救、也沒有愧對無辜的亡靈。傾聽使懺悔者的靈魂得到拯救,沈默使傾聽者保持著問心無愧的良知。在結束懺悔之前,卡爾還請求西蒙在戰爭結束後,去代他看一眼德國的老母,因為他是獨生子,一直是母親的唯一驕傲。西蒙依然面無表情地沈默,但他把卡爾的臨終託付記在了心裏,並在二戰後踐行了他在沈默中的承諾。

然而,他的沈默和傾聽所帶來的良知與拯救,對那些無辜的亡靈真的就是公正嗎?他有權利代表一個幾乎被滅絕的民族傾聽劊子手的懺悔(哪怕是極為真誠、發自內心深處的),以使罪犯的靈魂得到拯救嗎?冰冷的同情或無情的寬恕,這是西蒙能給予那個悔罪的德國士兵的極限,沈默地傾聽,使劍子手在奄奄一息之際,與他的罪惡以及對罪惡進行懺悔的良心一起沉入黑暗之中,與他的受害者一起去見上帝,在受害者的見證面前,接受神的審判。那一刻,沈默就是無言的正義,無言的判決。

作為迫害者和劊子手的卡爾找到了最好的傾聽者:不是神父或牧師,而是一位隨時可能死於納粹手中的猶太人。卡爾知道,就自己曾經犯下的罪過而言,如果請某個牧師或神父來傾聽自己的懺悔,即便得到寬容,也是廉價的恩典。或者說,除了正在受難的猶太人西蒙之外,他向任何其他人的懺悔都不會得到真正的寬恕,因為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他人沒有資格接受他的悔罪並對他表示寬容。

直到懺悔的最後,西蒙才握住了卡爾的手,但仍然沒有言詞。這沈默的一握,是受害者給予迫害者的最好的禮物或臨終禱告,握手驅逐了糾纏著卡爾靈魂的罪惡之手,在隨時可能被處決的猶太人與劍子手之間,創造了一種只有上帝才有資格施予的神秘的和解或寬恕。

通過傾聽,沈默的傾聽,一個罪惡累累的靈魂安然入土,他的臨終懺悔所留下的真相,促使西蒙在戰後把見證納粹的罪惡作為終生的事業:讓世界記住罪惡的歷史,否則正義就會死亡;讓人類拒絕對災難的遺忘,否則真理就會腐爛。從某種意義上講,西蒙的傾聽才使真理與正義得以保存和伸張,才使苦難和罪惡成為人類永遠的記憶。讓人流淚的寬恕和懺悔。能流出來的淚已經不是真正的痛,倒流向心裏的淚才會使人銘記終生。

對於西蒙而言,他太清楚自己選擇的方式,決不是可以化解倫理上的二律背反的兩全之策,只是在一種極端情景中面對極端倫理考驗時的個人抉擇。西蒙,這個身陷集中營、被納粹奪去89個直系親屬的猶太倖存者(注意:是89個親人的生命!!!),所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震驚靈魂、挑戰常識倫理的故事。

對於我,寬容對手和寬恕敵人,的確是道德的奢侈品,因為我自身的罪惡已經使我喪失了傾聽他人懺悔、寬恕他人罪惡的權利。同樣,沒有一種來自最高律令的倫理自覺,沒有對超世俗的神聖價值的誠信和嚮往,貧困者、低賤者和受害者基於受歧視受迫害而提出的要求,並不一定就是正義的同義語,一無所有者也並不是天然就傾向于正義。有時恰恰相反,無產者天然地具有魔鬼的靈魂和破壞力。

西蒙的故事不是文學的象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啟示,以600多萬猶太人無辜的生命為代價所換來的啟示。或者,也可以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永恆啟蒙,它的深度與長度遠遠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啟蒙(蘇格拉底自願赴死、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它與歷史上的其他啟蒙的最大不同在於:它所啟示的不是人類理性和信仰之善,而是人類的理性和信仰之惡。這種理性之惡的規模之大、性質之殘酷,是人類的任何理性善舉所無法平衡的。如果說,工業革命作為理性之善,不可避免地夾雜有惡的附屬物(比如羊吃人的血淚),那麼,種族滅絕就是純粹的惡,沒有一線縫隙的黑暗。它告訴以理性的擁有者為自豪的人類:除了上帝,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甚至上帝在大屠殺中也缺席了);但是,除了撒旦,世界上還有絕對的惡。一項正義的事業的完成,需要太多的鮮血;而一樁邪惡之舉的完成,卻曾經幾乎毫無阻力地實施。喜歡瓦格納、貝多芬和尼采的希特勒,更喜歡在殺人之舉中達到德國藝術的完美境界:用人皮製作的藝術品,其精緻完美可以比擬於瓦格納的歌劇、貝多芬的交響曲、歌德的詩歌、黑格爾的哲學、尼采的散文……如此理性的有計劃的大屠殺,甚至是追求技術性完美的大屠殺。

作為倖存者的西蒙,在戰後兌現了自己對卡爾的承諾,他代替卡爾去看望了這位孤身母親。在失去了惟一兒子的母親面前,西蒙再次以沈默隱瞞了真相。他不忍心用真實的罪惡累累的兒子來粉碎母親心目中的清白無辜的虛假的兒子——那個在照片上滿頭金髮的少年。從道理上講,西蒙對這位母親的同情,在超越了仇恨和正義的同時,也阻礙著正義的伸張。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全世界的德國人、特別是在戰時留在國內的納粹軍人的家屬們,大都否認奧斯維辛和達豪等集中營的存在。他們不相信有過種族滅絕,不相信大屠殺,因為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親人會犯下過這種前所未有的滔天大罪——卡爾的母親怎麼能夠相信滿頭金髮的少年變成集中營裏的劊子手,而且殺害絕非具有反抗能力的對手,而是徒手的平民、婦女、老人和孩子。

這種懷疑和否認構成了納粹的反人類罪被揭露後的道義之罪,或者稱之為替反人類罪進行辯護的罪後之罪。即便沒有參與犯罪,但無視罪惡的事實(無論出於何種動機:諸如不相信人性會如此黑暗),也是一種道德罪惡。人類對罪惡的悔悟與承擔,不是一、二個人的良知發現,甚至不是一個民族的集體懺悔,而是整個人類作為每一個個體對罪惡的反省。既然種族滅絕構成反人類罪,那麼相應的贖罪行為只能是人類性的。由此類推,既然某些國家對人權的踐踏構成了對人類正義的挑戰,那麼普世人權高於一國主權的人類倫理,就應該成為、必須成為未來世紀的人類正義的優先法則,國際社會的其他法律和道義規則都必須建立在這一優先道義要求之上。

對於這段經歷,西蒙稱之為「我生命中那段憂傷的故事」,但是,任何人看完這個故事的人,都會覺得「憂傷」這個詞根本不足以為這樣的故事定性,因為它給人的,不僅是悲憫,而且是震撼是醒悟。

一個猶太作曲家,在集中營中被迫為納粹的娛樂而創作了一曲「死亡探戈」,這種創作甚至比直接被投進焚屍爐還可怕。難道僅僅為了活下去,作為人的屈辱或尊嚴就無足輕重了嗎?

這本書中的另一個細節也讓我難忘。講故事的猶太小夥子西蒙羡慕死去的德國士兵,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墳頭都有一株向日葵迎著太陽,有成群的小鳥和蝴蝶圍著向日葵飛翔。而那些猶太人呢?他們只是沒有墳墓沒有碑文沒有姓名的死者,是無名氏。所以,即便同為地下亡靈,猶太人也有權嫉妒一個有單獨的墳墓和碑文的死者,有權仇恨那些被種植了向日葵的墳墓,甚至有權扒開那些被小鳥和蝴蝶環繞的墳墓。死者與向日葵與小鳥與蝴蝶的默默交流,就是亡靈與世界與親人與所有為其悲傷過與至今仍然懷念著的人們的聯繫。

而那些被投進焚屍爐的猶太人呢?他們沒有時間向親人告別、沒有時間懺悔、甚至沒有任何準備地死去,就被成批成群趕進了焚屍爐,象驅趕走向屠宰場的牲口一樣。在那個時代,猶太人這個稱呼就意味著死亡,早在每個猶太人出生時,就開始做突然死亡的準備了。當一個人意識到必死的命運已經步步逼近時,就會羡慕那些死得從容、體面、無痛苦的人,那些被人懷念的死者。

多殘酷!

德國人把被處死的猶太人吊在公共場合,一個德國人自作聰明地在每個屍體上系了小紙條,上面寫著「猶太肉」,旁觀者報以瘋狂的大笑。這是比人吃人更可怕更邪惡的人性。此刻,人與獸的區別僅僅在於:人比獸更狡猾,因而也就更殘忍。人可以用理性和智慧精心設計殘忍暴行的實施,使之具有娛樂的消遣的功能。理性甚至能夠使人對人的虐待和殺戮像商品生產一樣,技術化程式化批量化地大規模進行。這就是尼采所謂的「人性、太人性」吧!

像獸一樣的人,肯定比人更仁慈;而像人一樣的獸,絕對比獸更兇殘。

死亡,以及血淋淋的廝殺,作為一種公共性的節慶和娛樂而使暴力儀式化,把人的好鬥天性引向對鮮血、死亡和屍體的迷戀甚至讚美,特別是男人力量的最高標誌就是在暴力角鬥中獲勝。這種儀式化在每一個民族中都曾存在過,比如巴厘人的鬥雞、西班牙人的鬥牛、古羅馬人的奴隸角鬥;當這種暴力崇拜被執政者納入政治秩序之後,就變成了暴力強權的司法儀式,如法國人的斷頭臺奇觀、中國人梟首示眾以及遊街……一方面,以對殘忍而邪惡的血祭的公開展示,來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製造令人馴順的恐怖秩序和凸現著王權的威嚴;另一方面,以一種類似廣場群體讚美詩的殺人表演,來製造的狂歡氣氛、達到寓教於樂和寓教於懼的統治效力。

「假如納粹德國贏得了這場戰爭,那個悔罪的德國士兵還會有覺悟和勇氣向全世界公開黨衛軍的罪惡嗎?他還會懺悔嗎?人類還會把大屠殺視為最野蠻的暴行嗎?」

這是一個孩子讀過西蒙故事後的提問。這並非一個完全虛構的問題。德國人的懺悔抵消不了其罪惡的九牛一毛。而日本人呢?他們對中國人、對整個亞洲及全世界犯下了幾乎同樣的罪行,但他們到現在仍然不思懺悔。更不公平的是,人類似乎已經忘記了日本的罪惡以及不思悔罪的態度。這比對罪惡的寬恕本身更能說明人類的禽獸不如。

沒有比上帝更可敬畏的存在物,卻有太多比撒旦更可邪惡的存在物,那就是人。上帝會寬恕犯下任何罪惡的凡人,但當罪惡正在發生時,上帝為什麼不去拯救無辜的被殺者,一個也沒有拯救過!為什麼在某些時代,只有神職人員才有權傾聽懺悔和給予寬恕?劊子手的罪是對普通人犯下的,而制度或信仰卻只允許犯罪者到拉比或牧師那裏請求寬恕;而事實上,拉比或牧師無權代替普通受害者去寬恕罪犯。寬恕的基本道義要求應該是對等原則:只有受害者有資格寬恕正在懺悔的迫害者。

在大屠殺中,上帝怎麼可能缺席?怎麼可能把主宰生命的權力交給劊子手?!作為一個最虔誠的宗教民族的一員,西蒙發出如此絕望的置疑。這類質問在世俗的意義上具有充分的正義性,所以,兩次世界大戰動搖了許多西方人的信仰。然而,對於具有宗教傳統的民族而言,除了這種世俗化的追問之外,始終存在著另一個維度的追問,所以,西蒙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信仰。

如果從宗教或超越性的神聖價值的角度看,自省和懺悔的靈魂力量,正是上帝引人向善的力量。寬恕只是針對不可寬恕之罪行才有意義,可寬恕的行為便談不上寬恕。換言之,只有對不可寬恕者的寬恕,才是來自上帝的神性——耶穌式的激進的無條件的愛、憐憫和寬容,包括愛敵人、寬恕劊子手,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似神性所在。而其他的一切愛和寬恕都是世俗的利益交換,以懺悔、請求原諒來交換受害者對迫害者的寬恕。

正如人的自由和尊嚴,有著遠比世俗的統治權力、民族國家或生活福祉更神聖的來源——上帝或神。人是上帝的造物,而主權國家或統治權力乃是世俗人類的造物。這種神聖價值不僅高於統治權力、主權國家或民族利益,甚至在極端的考驗面前高於人之生命本身。當人作為神的造物所具有的神聖價值——自由與尊嚴——受到強制奴役的威脅時,反抗國家權力以及任何其他勢力對這種價值的貶損,就具有充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為捍衛這種價值而放棄世俗福祉甚至生命本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這就是耶穌殉難的神聖價值,惟其如此,十字架才具有了永恆的象徵意義。

1999年2月18日于大連市勞動教養院

2001年7月整理於北京家中

──《觀察》首發(//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相關新聞
劉曉波:高爾基--斯大林集中營裡最尊貴的囚徒(五)
劉曉波:我與互聯網
劉曉波:跛足改革帶來的統治危機
劉曉波:從一無所有到紅旗下的蛋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