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從紙媒、網媒上，以及平時友人交談中，常常見聞到一些關於中國大陸能否產生象華盛頓、戈巴契夫這類政治人物的言論。這自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話題。有的人對此頗感興味，甚至抱有期待。有人則不以為然，一言否定。可是，有一點他們卻在不知不覺中趨於一致——忽視了產生華盛頓與戈巴契夫的不同環境條件，沒有針對他們之所以會產生的各自的不同社會、政治、文化等背景，而作籠統的評論，結果，往往成為抓不住問題要點的泛泛爭論。

首先，筆者認為：「中國能否產生華盛頓」同「中國能否產生戈爾巴喬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把它們相提並論，只能是牛頭不對馬嘴，越討論越迷糊。

美國產生華盛頓的總體背景，同俄國產生戈巴契夫的總體背景，基本上是不同的，其主要方面大抵有下面幾端：

（一）前者產生於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的管轄下；後者產生於老牌共產極權帝國一統天下裏。
（二）前者受西方基督教文化陶冶，自幼擁有多元化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精神理念；後者主要受東方一元化專制傳統文化教化，潛移默化於革命浪漫主義理想中。
（三）前者是獨立後平等自由聯邦國家的元首；後者是共產革命勝利後大一統專制國家的首腦，等等。

由於以上這些主要區別，兩者處在高低層次差別巨大的兩種平臺上。這是他們總的不同，即根本性不同。

以此對照當前中國大陸現狀，人們不難發覺，中國現實根本不同於前者，而是基本上相同於後者。那麼，談論能否產生中國華盛頓的問題，就成為離開前提條件的空乏言論，沒有現實意義。而討論能否產生中國戈巴契夫的問題，卻是一個很具現實性的話題，很值得深
思、參照、研究、探討。

所以，否定前者，不等於否定後者。反之，亦然。

這就是說，對前者的企求，根本上就沒有可能性。而對後者的期盼，是具有現實性的，但也要看其實際認知是否恰當，否則，亦會流於幻想與空談。

比如說在臺灣，已經產生了一個蔣經國。這類似於產生了一個中國准戈巴契夫。至於中國大陸呢？筆者認為，這方面也產生過一個流產了的中國戈巴契夫——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先生。這一實踐說明，這塊大陸上還不具備其成熟的條件。今後呢？那就要看其現實社會、政治之「土壤」，是否能夠被改善，從而人們可以在其上普栽自由民主之樹，並且讓它們茁壯成長。而我們——擁有人權民主覺悟的中國人──都需要投身為改善這一土壤而盡心盡力。若參與的人越多，改善之法越對勁，那麼嘗到自由民主之果的日子就會早些到來。不然，就不必怨天、怨地、怨別人，而只能怨我們自己這個群體不爭氣、不成器！這樣說，絲毫不否認客觀因素的重要性。

故而，我們不應該醒而坐等，更不應該醒而催眠或乘黑偷雞摸狗。

中國的戈巴契夫，絕對是一個光榮、偉大的符號，它醒示著極權專制的結束，自由民主之門的開啟，而非象某些戀棧權勢之輩眼中的那種貶義詞。我們願意為催生他而切實行動，盼望日出似地對之歡呼再

歡呼！（2004.12.9于重慶大公村）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