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新世紀特稿2006年3月20日】

（一）我上了網警黑名單

友人不斷警告我，說我的名字已經進入了黑名單，上頭找他談話，明確指出，要他斷絕和我往來。我的確和這位未謀一面的老右朋友有電子郵件關係，但都是幾句話的信件，因為，如果我有高見高論，都寫成文章，何必寫在信上，浪費時間。這又不是談戀愛，纏纏綿綿，多多益善，沒完沒了。我只是有一點奇怪，上頭怎麼知道他和我有聯繫。

如今，網警都是網路遊戲的高手，休想防備他們。既然我的文章全部實名發表，所以除了防病毒，我幾乎不考慮防網警的問題。對他們防不勝防，也不必防。我倒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讀者閱讀我的文章，包括網警。那才好呢！

但是我畢竟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沒有輿論自由、通信自由的國度裏。所有領導人的信誓旦旦的講話，第一是先相信，第二是後懷疑。只要中共不宣佈反右運動是絕對錯誤的，是違反憲法的，是違反人權的，我們就一天不能相信中共領導人不再玩弄「陽謀」。我已經戴過兩次右派帽子了。我不能掉以輕心啊！

我想了一個辦法驗證，果然，我可以斷定，我確實是進入了網警黑名單。

至今我在網上發表了三四十萬字的文章。我的文章，都是署的實名，並且落款「山東大學附中」。這倒不是學習古代劍俠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遺風，而是表示文責自負。再說，文章既然要叫人家讀，就要叫人家知道作者的身份。知人論世，是寫作閱讀的通例。這樣一來，就為搜索我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資訊，更多的方便。

今天，3月20日，我打開GOOGLE，輸入「山東大學附中李昌玉」。這樣搜索幾乎不會摻雜進同姓名的人。目錄顯示「約有624項符合山東大學附中李昌玉的查詢結果」。可是，其中只有發表在國內報刊網站和不予遮罩的美國「新語絲」網刊的文章基本上可以打開，發表在《新世紀》《議報》《民主論壇》上的文章，收錄很不全，基本上打不開。

前些時我作過試驗，以同樣的方法，輸入「山東大學附中李昌玉」，出來目錄的首頁，顯示「約有218項符合山東大學附中李昌玉的查詢結果」。在中國，打不開目錄首頁中的任何一篇文章，也打不開第2頁以後的目錄。通過動態網連接以後，可以打開目錄首頁的文章，但是第2頁以後的目錄都打不開。

我要我的兒子在美國以同樣的方法搜索，就沒有任何障礙了。

由此可見，我列入了網警的黑名單。

我是一個72歲的老人，退休十幾年了，關心國家的發展進步，因此，大膽地建言獻策寫文章，議論中國的國事，完全符合中國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中國的網站要封鎖我的文章，我們束手無策，可是你美國的網站，怎麼也按照共產黨的名單實行封鎖。你們怎麼這樣聽共產黨的話呀！

2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路局副局長劉正榮在北京向全世界莊嚴地宣佈：中國公民可自由使用國際互聯網，中國與境外的資訊溝通是順暢的。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任何人僅僅因在互聯網發表言論而被捕。

劉正榮說，中國線民的言論十分活躍，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政治性很強的內容。至於在互聯網上的哪些行為要承擔刑事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裏做了明確的表述。

上面我遭遇的例子，請問劉正榮，作何解釋？

（二）黑名單的故事

說起黑名單，悠悠往事，湧上心頭。

上海解放的時候，我正好15歲，是新建中學的初中生。暑假中，我們學校和共產黨的地下中心、被稱為「民主堡壘」的儲能中學合併，校名不改。儲能中學過來的教師學生地下黨員一大批。據說，儲能中學從抗戰勝利到解放前夕，先後有共產黨地下黨員教師達30多人，學生達80多人。上自校長，下至傳達員，都有共產黨員。他們「摻沙子」後，新建中學面目一新，立刻成了一個非常先進的學校，被列入上海首批建立青年團的試點中學。因此，1949年11月4日我就有幸加入了青年團。這時距離上海解放才5個月零8天。

我的入團介紹人程雲冠就是地下黨員。我每當聽他們講起地下工作的驚險故事時，總是充滿了羡慕與嚮往之情，大有生之恨晚的遺憾。他們說，上海臨解放前夕，得到資訊，發現國民黨正在按照黑名單，準備逮捕他們。他們在組織的佈置下，全部安全逃出上海，進入解放區，然後隨解放軍解放上海。那是多麼令人興奮的經歷啊！

但今天想想，他們之上黑名單，是因為參加了共產黨，要推翻國民黨政權。他們是國民黨不共戴天的敵人。我今天上黑名單，不過是寫文章，書生議論而已。

（三）半夜逃亡的故事

朋友告誡我要注意安全？我怎麼才能保護自己呢？我是束手無策。我可以寫文章，誇誇其談，隨心所欲，縱橫馳騁，可是面對公安、國安，我是一籌莫展。我說，那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從此擱筆，不寫文章，不寫信，把電腦關閉，和老伴對目相坐，……可是還有我的舊帳要不要追算？

說起腳底板抹油，我說說自己文革中深夜逃亡的故事。那時，我在煙濰公路和膠萊河相交的東側的新河鎮華僑中學，屬於平度縣。學校早已「停課鬧革命」，兩派打過來，打過去，不過真正動手打倒沒有，畢竟是一個農村中學，沒有社會外力影響。有一天，這一派的學生告訴我：據消息，今晚將有來自縣城的某組織的介入，在我校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武鬥。他們勸我趕快離開，免得受到連累。於是，晚飯後，我只好匆匆出門，走過膠萊河，逃向鄰縣昌邑。從新河鎮到昌邑縣城有40幾華里。我沒有自行車，只能步行。那時我三十幾歲，走幾十裏路還無所謂。半路上，遇到兩三批手拿梭鏢、木棍的農民或學生，把守路口，氣氛十分緊張，好像防範鬼子掃蕩似的，他們倒是對於我這個徒手單身的夜行客沒有盤問。午夜時分，我走到了昌邑縣城。這裏我還熟悉，找到車站旅館投宿。這裏的客人，都是進城趕集不歸的農民一類人。一律睡大通鋪，只鋪了蘆席，每人只收兩毛錢。好在夏天，熱得很，可是幾十個勞動人民集中睡眠，每人帶著一身汗臭，叫我這個一身臭味的臭知識份子，實在掩鼻難眠。我找了一個窗子口，倒在視窗下，還能吸進幾口新鮮空氣，不時瞅瞅星光閃爍的天空。就這樣苦苦挨到天明。

可是天一明亮，旅館的女服務員就把我叫到辦公室，民警早已經在那裏等候我了。你是什麼人?深更半夜形單影隻地跑來昌邑城幹什麼？……把我仔仔細細審問了一頓。至於結局我就不介紹了。

可見，在這個國家，天網恢恢，無處可以逃遁，何況如今我都72歲了！

（2006-3-20于山東大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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