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近來「媒體殺人」之說不絕於耳，身為媒體工作者，不僅感到驚心動魄，更有一份深沉的悲哀與難過。

先是元月中旬，媒體披露一名大學生在捷運上強吻不相識的少女，可能被判重刑，結果這名大學生竟以上吊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大學生不能承擔錯誤，勇敢面對未來，固然難以令人茍同。但是多家媒體見獵心喜，強力播送的作法，同樣在報紙投書上換來「新聞殺人」的抨擊。

本（三）月初，一名國中教師被指控師生戀，更使「媒體殺人」之說廣受關注。與前述大學生的結局相同，這名國中教師在媒體狂風暴雨式的揭露之下，最終選擇走上絕路。外界當然可以質疑，作為一位教師，怎可對身體髮膚如此輕率。但是對新聞工作者而言，面對教師父親頻以「媒體殺人」的語詞，來回應媒體逼迫性採訪時，難道心中不無所感？
「媒體殺人」的怒罵聲，當然不會是媒體的「漏網新聞」。各個電視媒體幾乎毫不保留地播出此一迴向自我的批評，似欲藉此證明媒體在新聞處理上的「廓然大公」。但是一再映入眼簾的「媒體殺人」指控，不但不能證明媒體的「公正」，恰恰相反的是，它鮮活地印證，為了收視率，媒體可以連自己的尊嚴都不顧。對於搶收視率與閱聽眾的媒體而言，「媒體殺人」的新聞，同樣是具有商業賣點的好新聞。

媒體果真如此嗜血？新聞工作者的確可以振振有詞的說：「我未殺伯仁，伯仁只是因我而死」。可是，媒體真的未殺伯仁嗎？當所謂師生戀成為一條可以大作特做的新聞時，媒體究竟關心的是此事的社會意義，還是當事人的消費價值？當所謂女學生的照片被以馬賽克方式曝光時，媒體究竟在意的是「知的權利」，還是「以知為名，以窺為實」的消費手法？

或許約莫五十年前，由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所提出的社會責任論真的是故紙一堆了，這些「故人們」將良知視為專業組成的要素，將新聞工作者的缺點與錯誤視為「社會公害」，而不只是「個人異常行為」的看法，或許可以被現代的新聞工作者視為「道德重整運動」的歷史餘緒。可是「社會公害」的說法，不仍然是今天在我們耳畔所常有的迴聲嗎？
媒體對於教師與大學生之死當然沒有直接殺人之責，但是人人都可能是伯仁，當「伯仁因我而死」的時候，新聞工作者難道只能說「我未殺伯仁」嗎？難道真要有一天自己變成伯仁的時候，才會警覺「我真的殺了伯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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