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從「新中國」建國至今，中國人民已經走過的那不堪回首風雨飄搖的痛苦歲月，我們從一無所有的過去之中走來，至今已經獲得了基本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可以說作為一個執政黨，中共也經歷了相當大的轉變，從過去的一味的相信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到今天的要提高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執政能力、要提高執政合法性、要三個代表、要權為民所用等等，都說明了一種民主政治思想理念成了全社會的共識，任何的專制政府都必須打著民主的幌子來維護它執政地位不受威脅、用「民主」的輿論與謊言賦予它執政的合法性。
同時，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資產的全球化、資訊的全球化，中華民族作為人類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日益的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作為一個日益「崛起」的國家，我們有了市場經濟、有了憲法賦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有了民眾的權利意識的覺醒；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儒、道、法、墨等諸家百子的各種王道思想、道德學說、哲學思想再次被當成民族的偉大歷史傳承而為學術界、知識界及社會各階層所重視，他們挖掘其中的精華、重新解說詮釋其中的哲理、並傳播其中的思想；與此同時，佛教、基督教及民間的宗教也明裏、暗裏的發展了起來。可以說意識形態中思想領域裏的一元化也變成了昨日黃花，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及歷史宿命論已經沒有往日的一統天下的氣勢與魅力。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化時代已經來臨。
這時經濟的多元化、意識形態思想領域的多元格局導致了全社會思想領域的衝突與分化。而這些衝突與分化往往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往往引發基於不同的善觀念及利益之間的激烈衝突而導致暴力鎮壓、血腥事件的發生。如當局對法輪功的鎮壓、對信仰自由的禁止、對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逮捕，還有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等都說明了共產主義宗教理論作為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礎已經喪失了它的號召力與信徒，除了外在的強制與權威，人們已經沒有了對它的內在信仰，人們不再認同它，而在背地裏尋求著新的靈魂皈依。而外在強制對人們信仰的暴力鎮壓也就體現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正統的思想理論正經歷著痛苦的煎熬與掙扎，而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制度也因此喪失了它的正義性、合法性、合理性。
這時為重新找到政權合法性的理論基礎而防止意識形態思想領域的嚴重分化，執政當局正經歷著歷史性的抉擇與思考，這時儒家王道思想被借屍還魂成了當局建立威權統治的思想基礎的選擇之一，被捐棄近百年的讀經課又成了部分試點學校學生的必修課。但是儒家思想與現代文明嚴重衝突，它沒有足夠的包容性、不能獲得全社會的廣泛認同。首先一個根本問題它是無法解決的，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它不能被其他民族所認同，不能解決民族間的價值衝突；其次就是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它無法包容；還有作為一種的道德學說，它除了一個沒有根基的仁字之外，它與現代文明的道德觀相衝突，與建立起公平競爭機制的市場經濟倫理相衝突。既然共產黨不可能成為一個全民黨、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三個代表不能真正代表所有人民的思想與利益、既然儒家道德觀念作為一種超越性的道德倫理在所有的不可通約的思想與觀念裏不能形成重疊共識。作為一個執政黨，它不可能找到對所有階層所有人都有利、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共同價值及共同理想。
宗教信仰、道德學說、傳統文化、民族傳承的多元格局，在武力強制下的思想禁錮被解除後，成了一個自由而平等的理性文明社會的可預期發展結果，我們無法回避。如何在多元化格局的分化與利益分化的未來社會中找到一種為大家所接受而共用的正義觀念、公共理性成了轉型期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作為一種與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有關正義觀念，我們完全可以找到。同樣建立在這種政治觀念上的照顧到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不可通約思想的公正政治制度也早已存在。
在此，首先有必要對過去造成思想領域、學術領域、社會領域嚴重對抗的簡單粗暴的暴力鎮壓、思想禁錮等統治階層的威權統治手段進行深刻的反省，同時還必須阻止在這種思維慣性之下今天愈演愈烈統治階層、地方政府的黑社會化而導致的弱勢群體利益無端遭受侵害、對他族人權的踐踏、對他族文明的肆意破壞與踐踏、對宗教信仰信徒及政治異端的迫害。一個穩定而和諧的社會絕對不可能建立於暴力與掠奪之上，而只能建立于公民對一個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及大家共用的正義觀念的信仰及共同維護之上。在此，我們可以把我們五十六個民族的所有成員假設為生活於一個誰也無法逃避的共同社會裏，大家天生於斯，善終於斯，自己活還得讓他人也能活。
這樣，尊重與捍衛每一個人的生存與發展、自由與人權成了這個正義觀念必須具有的基本理念。作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我們預設在清除了強權政治思想殘餘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之後，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了遵守諾言、信守誠信的可以合作的個體。如何在一個多樣化的社會裏形成有利於合作的、互助的、自由平等的為大家所共用的正義觀念尤為重要。這種正義的觀念又如何可能？這種為大家世世代代所共用的、規範了大家合作關係的正義觀念究竟是麼？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如何保障這些不可通約的宗教、道德、民族傳統觀念的和平共處，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就成了國人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它關係到一個被暴力強制所統一的社會在非理性外在強制與政治高壓被解除之後這個社會不因分化而導致分裂的重大問題；同時他又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是否能天生於斯，以後也能善終於斯的基本人道問題。
讓人欣慰的是，即使在一些不寬容的集權專制國家，宗教寬容、對封建壓迫與奴隸制度的否定、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人際關係的訴求也成了幾乎所有人的內心共識。如在中國，雖然人們對發生在民間宗教活動中的暴行、對當局針對法輪功的一系列迫害活動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在人們的內心裏，大多認為這是嚴重的侵犯人權、踐踏人權、破壞宗教自由的非理性行為，在此宗教寬容成了所有人的共識；如雖然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專制壓迫的、等級特權分明的社會裏，雖然大家都處於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有些人還正在利用制度性的特權侵害他人的利益、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然而，對奴隸制導致的對人的奴役與歧視的否定態度是共同的，在此，我們也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團及社會階層的重疊共識，只不過在強制之下人民面對現實只能接受而不能說不；再比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公平競爭、機會均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形成了共識，從而渴望著人人平等的人際關係及法治環境，只是現實還離得太遠，人們無可奈何，只能隨波逐流。由此可見，在物質與精神已經完全分化的多元社會格局之中，在不同領域與階層找到普遍一致的重疊共識是可欲而且可求的。而一個正義的觀念在具體的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一種要求公正的願望，當我們能在超越於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道德學說之上找到一種為所有人所認同的重疊共識，這種共識就意味著形成一個普遍的正義觀念，這種正義觀念既來源於大家基於自身的物質與精神的利益需求，又與所有的不同團體形成了共識，它就像幾何學裏幾個重疊在一起的圓的重合的陰影部分，這種正義的觀念及基於這種正義觀念為大家制定的憲法體系及其政治制度就為一個有正義的未來社會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礎，對這種正義觀的及基於這種正義觀的憲法認同與遵從也就成了具有廣泛包容性的社會得以存在下去的強有力的精神紐帶與正義的法治保障，這種構築于現代文明、有關政府的政治的正義觀念取代了過往的一切宗教道德學說，而形成了現代公民道德的思想基礎。面對這種基於同意的政治制度，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理性的評價政府的行為給自己的境遇是否公正，並根據憲法選舉政府，憲法與制度把這種正義的觀念落實到現實生活之中的強有力的法治保障，任何政府及政府中的每一屆官員都作為一種受到制約的權力工具都受到來自各方面制度安排下的嚴厲監督，以防止肆意的權力惡的出現給社會、給公民造成物資與精神上的傷害，給社會的穩定、和諧構成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威脅。
就像伊拉克法西斯暴政被推翻以後，伊拉克人民面臨著一個共同的選擇，就是一個為全體人們所接受的正義觀、及基於這種公共正義觀建立起來的正義原則、公共理性，及在這種有關政治制度安排的正義原則基礎上建立起國家的憲法及法律，由此，一個公正的社會基本結構、國家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起來。在此我們將瞭解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個關鍵性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應用與實施，意味著一個基於正義的公正原則的確立、意味著一個形成廣泛共識的國家憲法的確立、意味著代表並捍衛社會正義的法律被人們制定出來。
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國家不過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要當家作主，就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把資產階級政權推翻，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在這種得以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意味著對其他階級的壓迫甚至是消滅，於是地主被屠殺、資本家被沒收財產接受改造、知識份子被勞動教育、商人被當成投機倒把的奸商也在社會中徹底清除。因此也就有了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社會所有其他階層的的消滅意味著社會分工與合作為國家公有制所取代，意味著國家壟斷對市場競爭的顛覆、意味著所謂的無產階級對其他階級殘餘人員的專政、壓迫甚至是消滅。文明社會的法治精神、人權觀念、人道主義蕩然無存。當然在這種殘酷的專制機器下，不再有什麼社會正義與人的基本理性與良知。一旦這種專制政權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想成了不現實的烏托邦幻想，一旦人們看清楚了馬克思主義道德思想的殘暴本性；一旦人們認識到獻身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就意味著人生自由、財產及生命安全的法治保障的全面喪失；一旦人們在相互摧殘與迫害中清醒過來，感受到對他人的傷害意味著永無止境的互相傷害。只要認識到這一點，就說明了人權意識在覺醒、就意味著作為個體的人的尊嚴與價值被人們重新認識，就意味著天賦的人之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需要一個公正的政治制度來保障。由此也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宗教宿命觀理論在人民心中土崩瓦解、徹底崩潰。
此時，追求個人幸福、追求個人價值與理想取代了集體的烏托邦理想，人們終於認識到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理想、國家榮耀、國家輝煌及共產主義未來都不過是不切實際海市蜃樓，我們又何苦為了不著邊際的烏托邦理想犧牲自己的現實生活。而當中共權貴無視公眾利益、瘋狂掠奪民間財富及國家資源，還口是心非、冠冕堂皇對平民百姓說著不著邊際的大道理、假道理之時，一種捍衛各界層人民利益、要求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一種要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得到公正保障的呼聲成了時代的呼喚、成了人民的普遍呐喊、成了所有人的內心渴望。於是才有了今天當局在國際與國內民眾壓力之下把保障人權作為憲法條款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是才有了在聯合國中國政府被迫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於是才有了國家領導人保證尊重憲法實行法治的承諾。
然而沒有憲政法治、沒有獨立司法公正保障，沒有對權力機構的制度性制衡，沒有人民信仰自由良性自由、沒有獨立新聞媒體的強有力監督，社會正義、公民權利與自由將在公權力的侵害下蕩然無存。因此，要捍衛公民利益不受侵害，我們首先要在思想上徹底清除基於權力與暴力的無視人權的強權思想、特權思想及國民性秉賦的人身依附的奴性，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觀。雖然今天我們的現實生活還沒有正義可言，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在自己的思想領域建立起對自由與平等、個人尊嚴與價值、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的共識，從而形成一個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有關政治制度與法治精神的正義觀及公共理性。
這種正義觀不是以往那種概而全的宗教思想、道德學說及哲學理論，以往的任何一種全面的宗教都在所有的領域制定了人們應該遵從的行為準則、道德規範、教規教條，因其在許多方面限制了人民的思想與行為，因此不可能為所有人所認同、所遵從、所接受。而這種正義觀在人的思想領域作為一種超越性的公共理性，不過是一些保障個人的自由並不侵害他人自由、權利的共識性規範。在物質領域，這種正義觀捍衛著同等的公平公正的生命、自由、機會、財產、職位等權利。那麼這種正義觀如何產生。幾乎每一個人作為自利的個體，都是從自己的利益、需求及未來出發而提出自己的要求，如無產者的所謂「正義」也許是打家劫舍、均貧富，或許是要求平等的機會，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這種正義思想肯定不能為有產者所認同；同樣有產者的正義觀或許是在保住現有的財產的同時，如何更多的榨取更多的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或許是只要能掙錢，自己可以不擇手段，也許是有了錢也要想到別人，因此熱衷於慈善事業；被剝奪人生自由的人的正義觀也許是牢房太骯髒、太潮濕、牢獄太苦，伙食太差、看管太凶，因此要求人道主義援助、要求更有人性的生活。如此類推，官員出於自己的需要會制定出對自己有利的正義原則、無產者出於生存與發展的要求會制定出對自己有利一些的正義原則、囚徒也會出於自己的生命權利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正義原則。如此我們又如何確立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正義觀、正義原則呢？辦法只有一個，我不知道自己將屬於哪個階層，或為無產者、或為資本家、或為囚犯、或為法官，任何一種境遇我都可能遭遇；我也不知道我有什麼身體或腦力上的特長或缺陷，也不知道自己是男或是女，是漂亮或是醜陋，是青年或是老年、壯年、或少年；同時我還不知道自己信仰什麼、愛好什麼、追求什麼、民族屬性是什麼，如此等等。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才會不再出於自利的目的而制定出損害他人利益的正義觀、公正原則。當我擔心自己可能是個囚犯時，我才會不把法律制定的太嚴厲、太殘酷；當我也可能成為資本家時，我才可能不提出無產階級的正義觀；當我還可能成為無產者時，我才會要求社會正義捍衛無產者的權利，資本家不能有過多的剝削。只有在我可能遭遇各種境遇，變成各種人時。我才可能制定出對所有人、對所有階級、對所有的宗教道德哲學、對所有民族都沒有危害而都有利的正義思想、公正原則。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著名方法論—無知之幕。這種方法論指引著人們制定出真正意義上的有正義的公正原則、公正的憲法、公正的法律。也只有這種公正原則、憲法、法律才真正能夠為所有人、所有民族所共同信仰並由衷的遵從。
現在我們應該知道國家主席劉少奇究竟是死在誰的手裏了吧。過去人們都認為他是死在毛澤東手裏、死在紅衛兵手裏。其實他是死在自己手裏，文化大革命這麼多高幹被整，死了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不就是因為他們基於自身利益而沒有建立起一個公正而理性的法治制度嗎？他們在無視國家憲法與法律的情況下發動群眾運動，整地主、整知識份子、整地富反壞右，他們怎麼也想不到的是自己後來也變成了挨整的人！也會變得如此的卑賤！也會被人不當人看，甚至遭受到牲口都不如的磨難。在被批鬥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劉少奇才想到過去對付人家的辦法是如此的殘酷；在經受著慘無人道的折磨之後才幻想憲法應該能夠保護人民、保護自己。然而，在一個沒有憲政的瘋狂的社會裏，又如何談得上保護他人的人權以及自己的生命呢？只有當權者明白自己有一天可能變成任何一種不幸的、可能被虐待的人時，他在制定憲法與法律之時才可能多一點公正，少一些隨意，他才可能制定一個公正而理性的政治制度來取代一個人治的政治制度。
人作為一個有限的理性存在，他有理性的一面，同時還有激情的一面，人在感情衝動時會幹出意想不到的事情，人基於功利理性也可能幹出沒有良心的勾當，因此，作為一個國家領導，又怎麼想不到自己發動起來的群眾運動最終會顛覆自己呢？也許至今我們那善於造反的可愛的共產黨高官們至今還不明白一個根本性的基本道理，就是「砸碎鐵鎖鏈」與「砸碎舊世界，翻身作主人」完全是兩回事。砸碎鐵鎖鏈是為著人們掙脫外在強制性力量對人生自由的束縛，這是一種基本的人人都應該追求的正義訴求。而砸碎舊世界，翻身作主，則意味著自己的任意妄為將侵害他人的權利、剝奪他人的自由與生命；當家作主一方面意味著別人要做你的奴隸，另一方面意味著為了做主人，必須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由於沒有人權保障，人就像處於一個原始叢林，殺機四伏，於是不得已人人都會拼命的爭取特權來獲得自身的安全，為了自己活，不得不置他人於死地，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要把他所有的愛將都置於死地的原因。這也是毛澤東整日惶惶不可終日，要發動群眾運動整人的原因；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代的法治精神首先要保障人們的消極自由（即擺脫外在強制），同時要限制強權者及任何人的積極自由（也就是為所欲為）給個人造成傷害。由於對消極與積極自由沒有深刻的認識，在中國才出現了嚴重的集體性瘋狂對部分人的非理性的傷害。
由於不明白自由真諦，因此，我們「偉大的革命先烈們」在屠殺了同胞的生命時，也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日本法西斯踐踏國土、國難當頭的時候，「先烈們」卻叫嚷著「打土豪、分田地」「要革命、要造反」。把個抗日將士的祖墳都給挖了，真是天下未亂蜀先亂！還有什麼民族團結可言？又還有什麼同仇敵愾可言？因此我們說：「內戰無英雄！」整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造反、革命、殺人、自相殘殺與無處不在的血腥，一面紅旗正好把它的非人道本質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殺了國民黨殺地主、殺完地主殺富農，殺完富農整知識份子、整右派，整完他人再整黨殺自己人，正如毛主席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這麼多，不鬥行嗎！」。在他眼裏，人不算東西，狗屁都不如！
在為所欲為屠殺著自己的同胞的同時，中共還嘲笑現代文明國家對人權的重視、對生命的珍惜乃至於他們的人道主義情懷，這又是多麼愚蠢和無知；嘲笑他人的高貴、炫耀自己的卑賤，這是一種怎樣的不可理喻。這種殘酷的劣根對人性的戕害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以至於即使到了今天，基於強制的暴力也還是無處不在，我們又怎能不反省、反思而對外在的強制性力量進行理性而不懈的抗爭！我們又怎能不渴望社會正義的匡複、憲政法治精神的再生。
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根本不同的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認為國家不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人與人之間也不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外在強制與人生依附不過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必然產物。而現代意義的國家是由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愛好、不同追求的個人，自由、平等、自願組合在一起的一個集合，國家的形成是來源於人民的同意，它產生于自由而平等的人民的客觀需求，並無條件的為人民服務。國家作為保障公民幸福的手段，在它的頭上，沒有任何的神聖光環，更沒有任何的榮耀可言。因此我們說：「除了公民各自意見一致為之奮鬥的理想之外，我們不承認任何的國家理想；除了公民各自意見一致共同為之奮鬥的目標之外，我們不承認任何的國家目標。它既是不是救恩及神的在世化身，也不是盲目崇拜為之服役的主人。我們對共同的歷史傳承感到自豪，但我們不再對不基於公民利益、民族利益的國家理想、國家榮耀表示忠順！」面對人民主權，所謂的國家理想、國家榮耀、國家主權不過是喧賓奪主的對公民利益的強制性顛覆，對國家輝煌的非理性炫耀不過在向世人昭示公民在強權下的卑賤與無知，乃至於不敢抗拒對公民自身權利的侵害！
轉自《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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