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三、高爾基在國外繼續譴責新政權的暴行

1922年3月19日，列寧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封僅限政治局委員傳閱的絕密信，信中要求舉行一次秘密會議，研究強行剝奪私有財產和屠戮異見者的行動。列寧在絕密信中已經為會議定調：「將通過一項關於堅決、毫不留情、無條件、不停頓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剝奪貴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貴重物品的秘密決議。趁此機會我們能夠殺掉一批反動僧侶界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現在正是應該教訓這群人的時候，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連任何反抗都不敢想。」

領袖的指示就是動員令，針對教會的掠奪和鎮壓馬上開始，大量的教會財產被強制劫掠，大批神職人員被逮捕，數千名東正教神職人員被處死。

1922年夏天，身在德國北部小城的高爾基，得知國內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劫富、逮捕、審訊、屠殺，特別是高爾基熟悉的俄國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們正在莫斯科受審，他忍不住在7月1日寫信給蘇維埃政府首腦裡科夫，指責這樣的審判是「有預謀的罪惡謀殺」。之後，他又接連寫了多封信，對新政權進行尖刻的批判：

「在整個革命期間，我已經向蘇維埃當局一千次指出，在我們這個充滿文盲、沒有教育的國家裡，毀滅知識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為。我現在堅信，如果社會革命黨人被殺害，這一罪行將會使俄國在道德上自絕於社會主義歐洲。」

「布爾什維克把人民推到深淵的邊沿，……」

「……歷史對俄國開了一個愚蠢的玩笑……它所生養的僅僅是盲目的仇恨……」

「喪失政治主見的人民立刻就歸順第一個抓起棍棒的瞎子，他們就是共產黨人。他們滿足了早已成熟的仇恨的需要並以這種情緒控制了人民……」

對高爾基的一系列信件，列寧自然不高興，但這些信件畢竟沒有公開發表，僅僅是寫給蘇共政要的，所以列寧還能忍受。但1922年7月3日，流亡的孟什維克雜誌公開發表了高爾基寫給法國著名作家法朗士的信，意在喚起歐洲公眾對俄國的饑荒和鎮壓的關注（法郎士對俄國相當慷慨，1921年，他曾響應高爾基的號召，把得到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全部捐給饑荒中的俄國）。此信的發表，立刻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使克里姆林宮極為難堪，列寧更是暴跳如雷，他公開咒罵高爾基「卑鄙」。

另一蘇共巨頭托洛茨基一向看不起文人，但他還是指示《真理報》對高爾基進行口誅筆伐，有一篇題為「幾乎墮落到極點」的文章寫道：「……身在國外的高爾基在危害我們的革命。他的危害極大……」。

被列寧封為「革命詩人」的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也加入討伐行列，他公開把高爾基稱為「一具文學上的殭屍和廢物」。

即便如此，高爾基的呼籲還是喚起了歐洲的強大輿論，由此形成的壓力，還是對蘇維埃新政權起到了一定的抑止效果，一些被送上蘇共法庭的無辜者，雖被判決了死刑，卻沒有執行。

高爾基從德國轉到意大利期間，寫了《論俄羅斯農民》一書，照樣引起克里姆林宮的憤怒，組織數篇文章在國內的報刊上發表，對高爾基進行輿論討伐。蘇維埃政府甚至決定：如果高爾基進入蘇聯邊境將被逮捕。

也是從那時開始，高爾基便從來沒有離開過蘇共秘密警察的關注。在莫斯科的秘密警察總部，專門建立了「高爾基在國外」的檔案，由蘇共派往外國的間諜負責收集和撰寫，其中包括新聞界對高爾基的各種報導，他在國外的人際關係，特別注意高爾基與蘇俄政權的敵人的關係。秘密警察還收集了他的大量信件，在這些信件上做了許多批注。比如：「對照原文查過」、「存檔」、「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諾夫」等等。（請參閱《列寧和高爾基》）

列寧五十壽辰時，高爾基這樣談到無產階級的領袖：「我們忽然看見一個人物，儘管他不是個膽小鬼，卻讓我渾身感到恐怖。看見這個偉人，總讓人有那麼一種恐懼，他隨心所欲地擺弄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歷史槓桿。」

我不能不說，高爾基的這段評價，雖簡短，卻讓恐怖製造者列寧的形象躍然紙上。正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所採取的暴力恐怖的手段，推翻了臨時政府，解散了民選的全俄制憲會議，把俄羅斯「二月革命」的民主化成果毀於一旦。極權政府的登場讓議會民主在俄羅斯消失了70多年。

四、高爾基的矛盾和退卻

高爾基因公開發表「致法郎士的信」而激怒了列寧，儘管他身居國外，但仍然能夠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列寧等蘇共高官的直接指責，蘇俄報刊上公開的譴責和詛咒，一些留在國內的「老朋友」對高爾基的失望，蘇共安插在境外的秘密警察施加著越來越大的恐怖壓力，……這一切的綜合作用，使此前一直倔強的高爾基終於退縮了，他在境外發表公開聲明說：自己仍然忠於蘇俄，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們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縱觀高爾基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高爾基的屈從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既為觀念所囿，也源於內在恐懼。

在觀念上，可以說，高爾基是列寧政權的「忠誠的反對者」。他從內心深處認同社會主義革命和新政權，但他又為新政權的暴行感到痛苦，他不斷地公開批評和給政要們寫信，有時措辭非常嚴厲。這種批評，既是為了挽救新政權的聲譽，更是為了盡其所能地營救某些受害者。他認為：暴力鎮壓「只能使政權威信掃地，激起人們對它的怯懦普遍的憎恨和鄙視。」蘇維埃政權「把自己的精力耗費在煽動惡意、仇恨和幸災樂禍的感情上，這種做法無論是對政權本身，還是對整個國家都是毫無意義的和極端有害的，社會主義的死敵正是懷著幸災樂禍的感情在慶祝蘇維埃政權的每一個不正確的措施、每一個錯誤以及它的一切自覺的和不自覺的罪孽。」

高爾基認為新政權應該具有自省精神，他的批評正是為了喚醒布爾什維克的自省。他指出，「如果在我們的敵人幸災樂禍地指出我們的缺點、錯誤之前，意識到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那麼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策略上都要好得多。」

在人格上，高爾基有非常懦弱的一面。自從《新生活報》被查封後，高爾基對新政權的譴責便很少訴諸於媒體上的公開化，而主要採取私下方式、即用寫給蘇共高官的私人信件來表達不滿。以後，高爾基對蘇共政權的內外有別的私下進諫方式，一直貫穿於高爾基和斯大林的關係中。1920年10月3日，高爾基在與K.楚科夫斯基談話時，就明確表示自己不得不做兩面派的苦衷，他說：「我知道，人們不應該愛我，不能愛我，我已習以為常。我就是這麼個角色。要知道，實際上我經常表現出兩面性。從前，我從來不作假，而如今，與我們的政權打交道，我不得不弄虛作假、欺騙、裝腔作勢。我知道，不然就行不通。」

高爾基的坦率令聽者楚科夫斯基「目瞪口呆。」

也正是這種觀念上的、人格上的局限，為後來高爾基屈從於斯大林的利誘威逼埋下了伏筆。

──轉自《右派網》(//www.dajiyuan.com)